读方震华先生《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

（21年春季学期“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课程期末报告）

中国古代历史中的文武关系互动，多少是一个令史家着迷的话题。上一学年在修读“宋史研究专题”课程时，我曾选读曾瑞龙先生的《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并撰写报告，从而对宋代文武官职稍有了一些了解。而方震华先生的《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一书，则不仅从政治制度和官僚体制出发，更是关注到“源自‘官位’而分离现象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因素”，并且跨越唐宋间近两百年的历史，进行连续而非断代的观察。

此书关于文武关系之论述，一言以蔽之，即“政治的失序导致了统治阶层重武的倾向”（第2页），反而言之，当唐中期至五代的战乱过去，随着继承后周的统一朝代——宋朝试图“走出五代”而复兴文治，政治的有序使得文臣重新掌握了权力。这个过程伴随着的，是文武分途的模糊到清晰，从武人权力的急速膨胀到文臣实现压制性的胜利。（第209页）

唐前期尚有“文武合一”之传统，（第12页）但随着文治上升与废除府兵制后的职业军人出现，安史之乱后，政治、学术和社会诸层面均出现了明显的文武分途。而875年左右，王仙芝、黄巢之乱与中央统治失序接踵而来，在这一文官全然无法处理乱局下，地方势力压制中央，武官崛起挤占文官权力，随后朱温建梁，又以官僚体制固定了这一格局。而在后唐至后晋复杂的权力交替中，文官系统几度生灭，但地方与中央的紧张关系始终难以解决，加之后有契丹势力介入，政局更加飘摇。直至郭威建周，才开始有实质的改善。

至此，一、二章以“郭威在取得皇位之后，为其政权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策略，不仅彻底改变了军事支配的状态，也引导历史走向一条崭新的路径”结束。（第80页）当我正在兴致上，准备立马了解乱世之中的郭威究竟是如何扭转乾坤，第三章突然蹦到了对唐末至五代的文武形象及二者文化互动的论述。乍然读至此处，堪比小时看连续剧，剧情发展至关键时刻一集戛然而止，需抓耳挠腮地等第二日再揭晓答案。我一直认为史学研究成果也是一种文学作品，同样可以写得绘声绘色，让人读来手不释卷，我也向来膺服方老师的论著在扎实之余不乏灵动，此前读其《北宋永乐城之役的纪事》一文，只觉得读来津津有味，颇有当年躲在被子里打手电看武侠小说的味道。但此书中的这种“腰斩”式布局，是我通篇读来深感遗憾之处，于是决定在此亦生硬插入一段，以示当时内心愤恨之强烈。

唐末至五代的主要由盗匪、沙陀、地方武官所组成的军事精英群体，由于诸多的统治问题及野蛮行径，加之侵夺文官权力，不由得会受到文人在文化书写上的鄙夷与蔑视，而其缺乏与文官抗衡的价值体系，最终仍旧会走向习文之道路，在此点上几乎难以与文官系统相抗衡。虽然在此阶段，文官无法掌控大权，但其出路仍旧不少，他们或逃避统治、或任职幕府、或仕宦多朝，但不论如何，却仍保持着武人所无的社会的声望和地位，至统治秩序重回，便是文官笑到最后的时候。

说回读完一整章后，我已经不那么想知道的郭威新时代创设。其自身背景决定了不同于以往五代统治者的举措，通过节制地方权力、内政改革与复兴文教等系列措施，来重整一度失序的权力体系。此后经过柴氏与赵宋的继续努力，统治者逐渐将文武官员视为两个群体，开始与文臣建立紧密关系，并有意疏远武臣并以文监武，使得文臣掌控中央机构并逐渐凌驾在武官之上。

但在宋初，对外关系一度紧张（尤其是宋辽用兵情势），加之宋初文臣对军事之漠然、武人与统治者的紧密关系，使得武人并未完全失去权力及影响力。而这一情况，至宋真宗放弃用兵立场、沉迷天书封禅时，得到了终结。虽然真宗朝前期的边患问题使得武官维持一定的权力及影响力，但澶渊之盟后的绥靖和主和，却让武官的处境变得不利，因而作者将澶渊之盟的签订看做“北宋武官权势的分水岭”（第167页）。进入仁宗朝后，一系列制度被建立起来：文人排斥武官、自文武官迁转法来打破武官对军务的垄断、建立文臣统兵的惯例，其后，在对西夏用兵中，文官开始掌握军事领域的决策，“武官最后的舞台为文臣所占据”（第174页）。而狄青作为一个典型且有标志性的案例，其起用至罢免，说明至文官彻底掌握枢密院后，在掌握军事权力外也掌握了武臣用人，对武人的“压倒性力量至此达到了最高峰”（第184页）。

后周以降的文人逐渐掌权，随之而来的便是文武二元在观念和文化书写上的产生与区隔加深。这种文官对于武人的负面评价，时常伴随着的是宋代对五代记忆的扭曲，又不停加剧着“文武区别论”，并从观念落入实践。（第193页）在制度上的设计——从服丧的人事规范、退休标准，到恩荫制度、职位待遇、文武转换等诸多方面，文、武官员有着不一样的标准和要求，而在仁宗朝，正是这种政治制度，强化了“文人与武人拥有不同文化身份的信念”（第208页）。

跳出断代史的框架与叙述，寻找新的划分点，是本书极有眼光之处。不同于“唐—五代—宋”的时间划分，而是采用“王仙芝、黄巢之乱后地方及武人膨胀—后周复文与赵宋承继—澶渊之盟后武人退缩—党项战争后文臣全面压制”的线索，以历史事件作为关键转折点：历来备受史家的安史之乱，在本书中是一个前奏但并非真正的开始；“后周政权代表一个新政治秩序的开始，而不是统治失序的最后阶段”（第214页）；宋初与后周的接续，比太祖、太宗和真宗、仁宗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加紧密；文武关系最终的高潮至真宗朝便可收笔，靖康之变已经成了这个题目下的题外话。朝代更迭固然是有改换之意味，重大历史事件亦有其标志式的划分作用，但过分强调则可能会囿于过往的叙事框架，障蔽某些特殊方面的连续性，从而使得真正具有标志性的转折点湮没其中，即“专论一人一事，而实不明当时之风势”。

除了政治之“结构”，本书另一条并行之轨即“文化认同”。刘咸炘曾将“风”作为观察历史的一个枢机，所谓“群史之感人心者为时风”、“云就是流风的风，也就是今世所谓潮流”，都是借用传统思维中的概念来思考古今历史人事之大变局，这让人不仅想起，方老师的指导教授戴仁柱（Richard L. Davis）先生所著的《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其使用“山下有风”之蛊卦来对南宋亡国时士人心态进行考察。虽然两位学者的研究路径可以说是相隔甚远，但却都是在寻找一种方法，来描述那些如云似雾般、游离在实际政治结构外的思维动向。

我始终深感，史家在不完全掌握材料的情况下，触摸、描述乃至论证无形无色之“风”的艰难程度，但方老师论述中非常巧妙的一点在于，他同时关注“权力结构”和“文化认同”，如同以幡观风，虽不能见风，而一见幡动，便知风至，其附录《才兼文武的追求——唐代后期士人的军事参与》，便是透过士人与闻军务、文臣统兵的现象，综合其背后的政治意义与文化表现，从而在一个文武关系看似线性的发展过程中，增添了不少灵动之感。更加重要的是，作者非常谨慎地区分了历史记载和历史事实之间的不同，通过对书写者的时代背景和思维主张的进一步考察，实现了透过史料，进行对时代的观察。

虽然方老师对于文化认同的重视与论述别开生面，但在政治结构的论述及其与文化的互动中，似稍有欠缺之嫌。首先来说，政治结构一词涵括甚广，国家统治机构和制度、国家意志和政策、重要政治事件、政治主体和政治势力都被囊括其中，方老师书中的政治论述，或许更接近一种朝代更迭的通史叙事，而其中更加具体的政治设计与文武分设的官僚制度变化，反而有所冲淡。另一个不算问题的问题，则是在内容分布上，这就又得绕回我曾心心念念的郭威，虽然方老师将其视作标志文武关系转变的重要节点，关于其论述却只有仅仅四页，读完后让人不禁反问这到底是否为一位重要人物；而五代人物的流水席式登场，或许可以在详略上再做一些处理和安排。

而至于两者并行的排篇布局模式，我完全无法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苛求作者，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已是难以叙述，还要展现其与政治结构的缠绕和复杂的互动关系，其难度好比捏着刀尖与人进行决斗。不管怎样，语言始终是一种惩罚，只能说，在行文上如果可以进一步把两者的互动再深化并展现得更加立体一些，自然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如同邓小南老师所述，“不再把个别事件、人物、制度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而将其作为透视时代政治的研究取径和视角，去观察探求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方老师的论著绝对是有达成此点的。这本书不仅在史学研究的书写和方法上予以我相当的启示，所谓“绝知此事要躬行”，更重要的，是其作为一个实际且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论著，给我以实践上的学习与经验积累，并以此为鉴，得以反观反思自己写作之得失。

真的没办法，完全没办法写成一个带有学术讨论性质的东西，唐宋时段×文武关系的文献阅读量=10000²，无法下手orz（只好多聊点自己的感想p话，第一次真·把读书报告写成了读后感一样的东西，被逼到没法了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