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生与死

最开始对北京的城市规划感兴趣是堵在它的二环线上的时候。看着窗外水泄不通的车流，心中涌起疑惑：并非上下班高峰时期，为什么这么堵？

在北京城市结构的变迁史中或许能找到思路：单中心摊大饼式的扩张模式与拆旧城盖新城的发展方式导致中心城日益拥挤，而道路交通规划却没有侧重于公共交通。同时，卫星城因没有匹配的产业结构逐渐沦为“睡城”，结果是往返人口令道路与公共交通不堪重负。

评价城市发展模式的利弊因以人为本。试总结众多新北京人当下的生存状态：受房价制约，大量白领阶层人口不得不居住在通州、燕郊，过着五点半起床，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在上下班通勤的生活。北京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一种疲倦、迷惘、受驱使的、早起贪黑的现代性。无论当初规划所勾勒的前景是怎样美好的，其逐渐呈现出的弊端在此刻似乎已不言而喻。城市的住客囚居在商品房的牢笼里，并为自己的子女仍居住在牢笼的资格费去终生的精力。现在北京的面貌，无论与当初一些人所畅想的朝气蓬勃的工业城市，还是另一些人试图保留的古朴雅致的文化名城，都是背道而驰的。

建国早期注重北京的工业发展，大有把首都建设成强大的工业基地之宏愿。可北京本身自然资源匮乏，不利于大力发展工业，人口密度的暴增更使其环境极速恶化。中国幅员辽阔，其实没必要把首都建设成如东京和伦敦的多功能中心。临近的天津依其晚清至民国积攒的工业基础本是能够胜任北方经济与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因北京在发展上出现的定位偏斜，在现代逐渐走向衰落，发展势头大不如建国以前。设想当初若能秉承以梁陈方案为代表的多中心发展思路，建设与华盛顿一样小而精的政治中心，便能保存老北京城的完整。可历史再不能重来。因此我害怕去北京，害怕踏上那些由悔恨、遗憾、与惋惜铺成的道路。

北京的发展史对中国社会意义深远，伴随老北京城消逝的是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作为首都，北京是许多中国人最开始对“城市生活”想象的模版。可以说，几乎所有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北京模式的复刻。否定老北京城的城市布局，实际是给中国城市化发展开了个坏头。例如，北京想通过拓宽道路的方式使小汽车成为城市交通的主导。殊不知，宽大的道路隔开的是人与人生活轨道的交流，其结果是催生出谨慎、怀疑、冷漠的“都市人格”。伴随着人和人的疏离产生的是人与城市的疏离。以机关大院为滥觞形成的一个个封闭式的独立片区，被稀疏宽大的路网分隔，不啻为一千多年前城市里坊制的复辟。而这一结构特征在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也被复制到其他中小城市，形成了一个个封闭管理的商品房小区。沿街的小型商业不再有生长的空间，其功能被点状分布的购物中心取代。道路与两侧建筑的关系疏远，使得“路”成了一种需要跳过的，不得已而花的时间。《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北宋汴京城里街道上的乐趣，如今难再觅得。今日的中国城市，大多分享着北京的景观面貌。大江南北千篇一律，徒劳升起一座座地标建筑，实质上毫无特点，丧失了与地方文化底蕴的联系，体现的同样是与传统城市生活的彻底决裂。

北京早期规划的指导纲领中，为城市面貌赋予了一种政治属性，即“打破旧的格局给予我们的限制和束缚，改造和拆除那些妨碍城市发展和不适于人民需要的部分，使它成为适应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城市”。结果是，在五十年代对城市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中，大量合法的私房遭到侵占，产权与市场关系被破坏。四合院被挤入大量人口，许多单位居民在四合院空地上搭建平房或增减简易楼房，结果，四合院逐渐成了大杂院，危房也大幅度增加。因为房屋产权得不到保护，四合院得不到流通，也没人敢修缮，逐渐沦为政府的负担。使人痛心疾首的大拆大建现象，不幸成为解决此困境的方式。

北京作为一件规划产物的历史源远流长，继元、明、清三代发展形成的北京古城被誉为“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个体工程”（埃德蒙·培根语）与“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梁思成语）。对比欧洲自然形成的城市，北京自诞生起便是有计划得被建造出来的整体工程。因首都具有为政治服务的性质，北京城的面貌长久以来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载体。过去是封建皇权，后来是社会主义，现在可能是国际都市。可以说，北京的模样是一个民族在某一特定时代环境下做出的有意识的选择。其古城实属为履行和展现一种政治寄托而不幸被选中的牺牲品，而牺牲也正是这座城市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