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人的“出埃及”

波兰人的精神状态，乃至这个民族的气质，可以用“轻与重”来形容。报纸和媒体上偶尔看到关于波兰的报道，要么是东欧剧变后的政治经济，要么是生产力落后的波兰农村；国际背包客钟情于社会主义时期给她留下的独特痕迹，那可能是他们——来自西欧、俄罗斯、中国...——的人们从未体验过的“夹缝生存哲学”。

东欧文学近年来悄然而热。普鲁斯的小说《玩偶》，为我们展现了19世纪这个大变革的年代，波兰人在世俗和精神上的分裂。而托卡尔丘克的《玩偶与珍珠》，则是依托这部作品，阐释了波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那种对超性的向往，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妥协。书中，充满着“二律背反”的解读，贵族与平民、精神与现实、融入与异己、作品与读者......在托卡尔丘克眼中，沃库尔斯基应该就是那个时代波兰的缩影。波兰曾经作为一个强大帝国而辉煌，眼下却今非昔比。如同一个没落贵族，不得不违心向曾经的异端和蛮夷——西欧低头。他在伊扎贝娜身上仿佛看到了残存的贵族精神——“他注视着她那梦幻般的眼睛，想起恶西伯利亚极端宁静的荒原”，那本也应该是属于他的家族和他的。而现在，这残存的光环却鄙视自己，鄙视自己身上沾染的平民气息。沃库尔斯基没有意识到，这光环不过是个没有高贵品质支撑的虚伪肤浅的表面。伊扎贝尔小姐也只有幻化成一幅薄薄的肖像，才能获得他的爱。最终证明，肖像撕毁，镜子破碎，沃库尔斯基的精神城堡也随之崩塌，掉在地上，成了一堆彩色的碎片。这是一个悲伤的结局。沃库尔斯基的奋斗史，可以说是一部波兰人的“出埃及记”。托卡尔丘克运用了一系列神秘学的理论解读沃库尔斯基的一生。奋发苦读、投身起义、流放西伯利亚、参加俄土战争、从商、公益，都是“脱去王袍，换上了当地人的衣服”。仿佛一股力量引领他从事这一切，这股力量也引领着波兰人寻求精神的超拔。他和他们，都是同伴中的异类。“异己性”和“共情”是托卡尔丘克着重强调的两个概念，这两者背后，是作者对人类超性的认同，也是芸芸众生在尘世中互相依存而成为“人类”的基石。

我第一次接触波兰文化，还是《盗走达芬奇》这个电影。波兰人对宗教的虔诚，以及对国家的荣誉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旅居波兰多年的朋友口中，波兰人却是狡黠圆滑，左右逢迎。俱往矣，而今波兰人仍在十字路口，凭着灵魂深处那隐隐的孤独的力量，在欧洲大地上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