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园经典共读小组第三十三期——《霓虹灯外》沙龙讨论纪要
从1921年、1923年英国学者兰宁、库寿龄联合撰写《上海史》开始，海外学者关于上海史的研究已有80多个年头。1999年，美籍华裔学者卢汉超完成《霓虹灯外》一书，在书中，他探究了上海城市精神的形成过程，对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进行考察、再现，为读者展示了普通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2021年5月23日，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在南京万象书坊举行第三十三期沙龙，讨论共读《霓虹灯外》一书，本文为沙龙发言纪要，由叶玲玉整理。
《霓虹灯外》品读沙龙纪要
文 | 叶玲玉
作为主讲嘉宾，刘永广老师主要从上海的城市地位、上海城市史研究的范围、《霓虹灯外》一书内容等三个方面展开介绍。
在刘老师看来，《霓虹灯外》整本书充盈着强烈的烟火气。书中的小贩、修鞋匠、修铁器以及修锅等等都是很多人小时候有过的经历，所以特别容易引发共鸣。他指出，在介绍这本书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上海作为一个城市的特殊性。上海有“魔都”之称，它和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联，上海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远东地区的国际化大都市，源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1843年之前，中国的贸易中心在广州，近代史上即有“广州十三行”。然而，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开放之后，它作为一个城市的地位很快超越了广州。比较两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可以发现，上海处在中国海岸线的中间位置，而广州则位于南部。在过去，商业贸易的发展以水路为主，广州除了珠江水系之外，想要运转长江中下游城市的丝绸、茶叶不仅需要走水路，还需要翻过整个西南大后方的山路。相比之下，上海的出海口在吴淞，从吴淞口进入后沿着长江上溯，可以直达长江中下游武汉、南京、重庆等各个城市，水运十分便利。除了利用长江水道之外，苏州河也是上海十分重要的一条水系，利用苏州河直达整个太湖地区，辐射苏州、无锡常州等财富重地。同时，黄浦江又与钱塘水系联系在一起，后者关联浙江、安徽一带，丝绸、瓷器等各种资源也十分集中。上海的发展，正是建立在这样便利的地理位置基础之上。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为上海后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上海崛起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其具体城市格局可以用“三界四方”来形容，所谓“三界”，指它由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中国地界）组成，而华界又被租界分割成南市、闸北两个地方，整个上海市因此被分为公共租界、法租界、南市、闸北四个地方，城市系统及格局因此分裂。很长一段时间里，“三界四方”对上海城市发展是利大于弊的恶，以至于在战争年代，上海如同一个独立的小王国，战争越是频繁，上海就是越是繁荣。究其原因，在于租界的特殊性。在战火之下，为了寻求庇护，大量的富人携带财产逃进租界，客观上带动了整个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整体人口规模也随之变化。
随后，刘老师为大家梳理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上海租界人口数量的变化：从1853年到1855年，因小刀会起义影响，租界的人数从500人增加到了20000人；及至六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李秀成从南京一路往上海打，导致江浙一带的富户都往上海跑，人口再一次激增。然而，当时的上海经济发展主要以贸易为主，实业较为薄弱，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吸纳大量就业人口。因此在经历过短暂的暴涨之后，上海的人口很快回落下去。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外国人被允许在中国设立工厂，制造业开始逐步建立起来，大量的人口随之涌入、被吸纳，人口一下增长到了1910年的6万多人。1927年，北伐战争的爆发逼迫江西、福建等两湖地区的土豪往上海跑，上游武汉地区的外国人也因局势的冲击而投奔上海，加上其后一二八事变，上海的人口再次得到扩充，资本随之增长，经济因此得到迅速发展。
随后，刘老师为大家分析了上海的城市性格。晚清民国时期，国内有武汉、天津、广州、营口等多个租界，而上海被称为“模范租界”。当时，十几个国家的外国人都集中在上海，由此形成了“华洋杂处”的局面。当时的上海，代表着现代化先进技术的工业文明、殖民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并存，整体处在一个过渡阶段，即卢汉超在书中所谓“杂糅的城市”，它像一个拼贴之物，各方面的特质兼而有之。这种中西合璧式的杂糅特质，广泛的存在于当时上海的城市文化当中。关于这一点，刘老师结合他自己搜集到的图片文字资料进了重点说明。比如《远东时报》曾经刊登的一幅汽车广告漫画，上面既有代表中国传统的城墙城楼建筑，又有苦力推的独轮车，人力车夫拉的黄包车，黄包车上坐着头戴便帽身穿长衫的中国乘客，而在这些中国建筑、车辆、人物的前方，是处在画面中心位置的租界巡捕——身穿警服，脚蹬皮鞋，手拿指挥棒的印度红头阿三，指挥着前方行驶的汽车，而汽车是西方工业文明的象征与代表。
在文学领域，新感觉派的作家章克标曾经写就过一篇名为《南京路十月里的一天下午三点钟》文章，这篇文章的特色就是将洋鬼子、车子、女人、男人、烟、人力车等当时各种传统与时髦的元素拼贴起来，由一个个单个词汇构成一篇文章，表现出当时上海中西合璧与多元混杂的城市景观。究其形成原因，与上海当时“华洋杂处”的城市格局密不可分，也是居住在上海的作家对于当时生活的真实反映。
在撰写《霓虹灯外》这本书的过程中，作者受到了此前很多研究的影响。中国关于城市的研究自古有之，《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等书中，都有关于城市建筑、街景的记录。近代后，梁启超开启了新式的城市研究，写中国都市小史。70年代之前，中国传统的城市研究都集中在对古代城市相关资料的收集上，在写作上整体采用白描手法。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了和西方的频繁交流，中国的城市史研究逐渐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影响，开始重点探讨城市近代化、殖民化等话题，关于上海的研究也受到了当时这样一个文化趋势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转向”。50年代，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史学的影响下，对城市的研究主要偏向于当时的政治制度、政治人物或发展规律，以及历史事件的长期结构。出现文化的转向之后，研究的重点开始背离过去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方法，在福柯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新的研究方式——对现代主义的解构应运而生。
格尔兹的文化阐释关注到了表象之外，深入到社会行为、社会仪式背后的意义，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斯韦伯观点的承袭。福柯反对一成不变的延续性，否定有客观或者先验的东西存在，而是去研究所谓的“话语”，这启发了后来的社会文化史与新文化史，他们放弃了对长期规律的探索，转而研究边缘性、非主流的事物和更加细微的层面，具体可以小到一个村庄，甚至仅仅是一个小的事件。
上海史的研究范畴非常的广泛。刘老师提到，台湾新文化史学者蒋竹山曾指出，有学者曾形容台湾明清史的研究范畴是从“经世济民”过渡到“声色犬马”。刘老师借用这一看法，他认为上海城市史研究主题的范畴，不仅包括“经世济民”，“声色犬马”，而且还包括衣食住行和吃喝拉撒。他列举了大量各类主题下的代表性研究著作。
说到这里，刘永广老师向大家介绍了一些关注边缘人物的作品。如英国学者罗伯特·毕可思的《帝国造就了我》，裴宜理研究上海工人的专著《上海罢工》等。除此之外，刘老师还推荐了经典电影《马路天使》，通过观看这部左翼电影，观众可以深刻地了解当时整个上海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人们的生活状态。
介绍完上海城市史研究发展变化之后。讲座开始进入正题。在了解《霓虹灯外》之前，有必要对卢汉超的学术背景作基础了解。卢汉超的博士导师黄宗智是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大家，在《霓虹灯外》之前，卢一直在研究海关税务署署长等上层人物，之所以转而研究边缘人物，一是因为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大陆生活过，对工人农民十分尊敬，自然而然对底层大众有一种亲近感。另一方面，受到西方学术界影响，卢的导师黄宗智十分同情底层民众、劳工，向往中国打破权威、挑战权威的氛围，这也促成了卢本人视角的转向。
接下来，刘老师为大家梳理了全书的各个章节。导论部分是作者在方法论上的反思，介绍了上海的城市格局及其近代城市发展，并依照研究主题为空间做了一个划分，如苦力和黄包车夫居住的棚户区、小市民居住的石库门等。此前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多遵循冲击反映论，但后来的孔飞力等人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纠正，认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群体变迁主要由中国内部因素决定。而卢汉超的态度则介于两者之间，他反对过于强调内部因素，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西方中心论。
刘老师结合民国时期的地图，为大家重点介绍了当时劳苦底层所居住的棚户区，这也是卢汉超在第二章、第三章中重点介绍的部分。从晚清到民国，上海的棚户区不断扩大、蔓延，直至遍布整个华界。刚来上海的穷苦外地人居住在一种叫“”的小船上，等小船腐烂之后再搬到岸上，或者搭一个棚子，或者做“滚地笼”。
与此同时，城区小市民的居住环境也十分局促。刘老师结合石库门建筑结构图与实景图，形象直观地向听众解释了石库建筑的狭窄与局促。传统的石库门建筑大多拥有一个天井，穿过天井的主要建筑体会被分割成多个小房间。通过一些照片可以了解到，当时上海的一栋房子里要住上十几口人，一栋两层小楼则要住上二十口人，着实“居大不易”。除此之外，二房东也是当时时兴的一种职业，他们会住在相对差的房间里，把稍好的房间再次分割，而最好位置（朝向、空间、舒适度）的房间通常在二楼，房租只有少数阔绰的租户才能承担。
逼仄的居住环境，孕育了一批在亭子间从事写作的文人——相比起吵闹的小隔间，这种处在厨房上方、有独立的门的小阁楼更加安静，因而备受青睐。
除此之外，《霓虹灯外》的史料来源也值得关注。在文化转向及现代主义影响之下，此类新文化史呈现出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的风貌，尤其表现在其史料的多元性上，——传统史学研究一般主要靠去档案馆查档案，而卢汉超使用的材料有民谣、口述史调查、文学资料、图像资料及回忆录等，几乎到了“撒豆成兵”的地步，任何类型的资料都可以拿来作为史料进行解读，化腐朽为神奇。此前，很多文学资料不被重视，但在新文化史研究者看来，一些虚构文本如鸳鸯蝴蝶派代表性人物包天笑、左翼作家茅盾等人创作的作品，也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映，因而也可以加以利用，并借此丰富我们对当时社会的认识。除此之外，这本书还使用了大量图像资料，如丰子恺的画等。
最后，刘永广总结这本书的一些特色。这本书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其一是对近代上海乡村生活的展示，这就有别于《上海摩登》一书中对现代、摩登生活的展示；其二在于它对中国传统社会延续性的展示：尽管上海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但人们依然顽固地坚持着很多传统文化、习俗中的惯习。
此外，这本书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卢汉超对都市之外上海乡村生活的描述，本质上也是一种具有强烈个人价值倾向的建构。无论如何，在近代化的历程中，新旧文化杂糅之下，上海普通人的生活多多少少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无论从当时的漫画，还是如今外滩上的建筑上都不难发现，上海的文化本来就呈现出十分典型的拼贴性，中式西式兼而有之，这种特征不仅会影响到当时的上流人士、文化精英，也会波及小市民和下层苦力。因此，如卢汉超所说的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新旧并行才可能是常态：住在里弄的小市民可以看电影，他的言行习惯都是小市民式的，等他回到家，却依旧过起传统乡村模式的生活。学者王笛曾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一书中强调公权力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干预，并直接导致民众的公共行为逐渐收缩，权力借此强化对人民的控制。
卢汉超的观点与此相异，总体而言，他认为国家权力对当时底层民众的影响十分微弱，民众实际处在一种相对自我的生活状态，而同时西方权力对中国民众的统治术也呈现出微观、潜移默化的特点。以石库门建筑为例，这种建筑其实在华界非常少见，主要分布在公共租界，少量散落在法租界及法租界和华界的边缘地带。华界的大多数还是传统建筑样式，因为住在此处的住户资本十分有限，他们生活中很多空间设置由政府设置、规划，日常生活习惯也由此改变——诚然，权力依旧存在于生活之中，但更加令人不易察觉。
写作方式上，《霓虹灯外》没有采用白描式的写法，而是采用了立体的呈现方式，从吃喝拉撒到穿衣住行的方方面面书写生活的复杂性，关注并尊重群体之外个体的、底层民众的生活，让读者们看到了一个十分丰富生动的社会画卷，这本身也是在西方研究范式影响之下一种有所改良的研究。
随后，评议人李铀老师在刘永广老师主讲的基础之上，谈了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在他给本科生开的通选课上，《霓虹灯外》长期作为被推荐阅读的书目。他指出，这本书与李欧梵的《上海摩登》都在1999年初版，近代中国城市史当时算是一个热门研究方向，其中尤以上海的相关研究最众。在一大批学者的身影中，只有卢汉超真正把视线聚焦到下层民众、棚户区居民，这很不易，具有开创之功的意味。卢汉超在书中使用了极为丰富的史料，从他对当时的普罗菜馆、亭子间生活、老百姓日常起居等巨细靡遗的描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研究对象饱含热情。
关于本书研究视角的意义，李老师重点谈了两个感想。其一是从中国传统的城乡关系出发来思考当时上海所塑造的全新城乡观。在传统社会，地域歧视一直都存在，但城市相比起乡村并不一定具备优势，但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横空出世，在此过程中，也渐渐如西方城市化进程中一样形成了一个十分明显的城市优越论：住在城市的人比住在农村的人高一等。时至今日，民间关于江苏各市、所谓苏南苏北的地域话题讨论依旧十分热闹，这些观念也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正是上海的蓬勃发展加剧了地域间的不平等，城市与乡村从观念上到实际生活物质条件上的差距不断拉大，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中心向周边不断递减的现代化关系。
其二是此书对于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在李老师看来，无论是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又或者是其他在现代性的框架下讨论的种种，实际都是我们将所研究之物与西方已有的理论所作的对照，或者说面对西方现成的历史经验去中国的素材库里翻检、比对。直至现在，我们基本都没有提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逻辑去回应或突破这种话语。
这种现象同样反映在中文世界的城市史研究上。在既往的研究中，我们一直在尝试和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理论框架对话，尤其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城市共同体”理论，但目前的中国城市史论述还缺乏一个带有社会史视角、具有历史社会学性质的论述逻辑。对此，卢汉超的回答是，放弃正面的理论探讨，转而呈现大量的事实，并试图看看能不能借此重新讨论出一些结果。从晚清到民国的很大一个变化在于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公共租界、法租界等都有自己独立的政府，而无论是哪个政府，它们的社会化管理都很难深入到基层去。卢汉超也在书中指出，通过梳理大量史料，他并没有观察到民国时期上海出现过同西方相对应的公民社会组织，而这种回应，反过来又是对韦伯所谓市民共同体或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学说的回应——一言以蔽之，依旧没有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桎梏。
李老师认为，卢汉超在书中尽管发现老上海社区中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市民组织，但仍缺乏对社会基层结构和微观政治的进一步追问，如在当时突然现代化、原子化的新上海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被重新建构：离开了家乡的底层人，如何在新世界里找到依靠？底层群体的秩序靠谁去维持？城市中的社交空间是怎样的？当时发生的许多影响深远的文化、政治运动又与城市有哪些碰撞？微观生活中中的政治张力是怎样？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答，有人物呈现而无故事串联，有大环境而无冲突，是本书的一大遗憾。此外，虽然本书采用了十分精彩、详实的材料，但由于书中探讨问题的指向性影响，作者对材料运用的细节上还存在欠缺。李老师认为，总体来说，《霓虹灯外》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在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中极具开创意义，而本书的畅销也能够反映出大众对老上海生活的怀旧的心理需求，其中丰富的事实细节使其成为一本很适合公众阅读的书，这可能也是其畅销多年的内在原因。
读者提问
1.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如《霓虹灯外》《上海摩登》这样的城市史的研究专著，与现代意义上的这种城市文学的书写，以及传统意义上的带有地方志色彩的历史文化书写，这三种文体或者是三种载体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
刘永广：城市史研究群体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其一是象牙塔内的学者，其二是专职文学创作者、作家，其三是对地方史感兴趣的人。地方志的撰写者主要是在政府机构工作，他们延续着传统的城市史、地方志编纂方式。城市文学的书写者中大部分是对城市有着深厚情感的一批专业作家在做，他们往往对自己所描写的城市有一种别样的情感依赖，比如陈丹燕、王安忆等。三者的读者群也存在差异。象牙塔里的学者在写作时，通常从自己的学术理想出发，需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期待的读者并不是大众，而是小众的学术圈之内；文学则不然，阅读对象更多是普通人、对这个城市感兴趣的人。其实每一种书写方式都是对我们所生活的城市的一种记录，都有着特殊的时代痕迹。把这些都做得不错的也有，我本人推荐加拿大作者叶礼庭的《柏林传》。
李铀：谈到这种差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色戒》在文学、电影上呈现面貌的不同。这个小说并不意在描写上海的城市环境，但电影都是实景拍摄，把那个时代的上海景观和政治氛围拍的非常贴切。正是由于对环境的塑造，城市也成了这个故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故事和人物不是符合化的，或放在哪里都合适的，它一定得是发生在抗战后期的上海才能成立。相比之下，近期的《悬崖之上》中的城市就更像是可更换的背景板。我们不仅可以思考文学、电影中的城市、历史研究中的城市、传统地方史书写中的城市的关联，也可以思考文学和历史的关联，其中包括历史小说和历史研究本身的关系。不同作品对历史的意图理念是不同的。有些优秀的文学和电影作品，往往能够成为我们在讨论城市史时的参考范本。
我们当下的时代似乎存在一个比较强的倾向，就是一定要给一个城市总结出所谓的“城市性格”，这有点像是个伪命题。这样总结的方式似乎像是在“贴标签”，只会不断加强我们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文学和历史是应该增加我们对现实复杂度的认识的。所以，我比较倾向在某个特定历史情境讨论下这个城市的文化，就像一个城市的人也不可能都是一个性格一样。
2. 两位老师可以谈谈对《上海摩登》和《霓虹灯外》这两本上海城市史研究专著的看法吗？
刘永广：说实话，我读完《霓虹灯外》之后，确实觉得它很有趣，但并没有太多深刻印象，雁过无痕。而《上海摩登》则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包括关于绘画、电影、文学的一些见解。对比两本书，《上海摩登》在理论深度上占优势，但《霓虹灯外》胜在有开创之功。对我冲击最大的、讲述街头文化的专著还是王笛的《成都》。海外学者在做中国文化研究时，能够具备他者的眼光，因此可能看到更多、更深的问题。但是西方理论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李老师也说到，它本身还是一种西方中心视角，人文社科领域实现中国的本土化还任重道远。
李铀：就我个人感受而言，相比起国内的历史学研究，国外更多是从问题出发，研究的内容出自学者提出的问题。而国内更多是从史料出发，细读史料，一点点发现端倪，谨慎发言。这也是很多国内研究相对来说更加严肃和缺乏可读性，在史学圈外接受度不高的原因之一。
《霓虹灯外》和《上海摩登》虽然同是上海的城市研究作品，但两个作者的学术背景并不相同。李欧梵是研究文学的，他在做研究时引入了本雅明所谓的都市生活“现代性”的概念，这些不仅存在于巴黎，也出现在20世纪初的上海街头：电影、印刷品、亭子间文人……他使用的是文学研究的方法，把这些都市景观作为文本去进行了一种象征性和符号化的解读。
3. 我是一名中学老师，我们学校的课程中现在已经添加了一些地方特色的课程，想问两位老师有没有一些推荐的教学内容可以在学校内开展的？
刘永广：现在这些活动其实挺多的，除了读书会之外，群学书院这样的组织也在办南京城市文化的游学活动。书目推荐的话，叶兆言的《南京传》很适合中学生阅读；李孝悌的《恋恋红尘》涉及到很多南京城市历史和文化，兼具文学性和专业性。
李铀：我认为中学生阅读不一定要去设置一个限制，其实在日常教育中，老师可以带领学生们自己去直接阅读一些史料，有时候这些材料并没有那么难，不一定要找知名的研究著作。南京的一些地方志、笔记小说，如《客座赘语》、《白下琐言》，大家都可以直接去读。我做古代绘画的，像晚明朱之蕃《金陵四十景图咏》和其他许多表现南京胜景的古代绘画都可以让学生去接触，这些优秀的文化作品目前在本地的普及度也还并不是那么高。
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创始人许金晶：两位老师的讨论十分精彩，这也让我反思了关于话语权的一些问题。上海是最早向西方打开的通商口岸，在整个西方语境下，上海是最具现代性的一个城市，自然而然最受以美国为中心的海外汉学界的青睐。因此在中国的城市研究中，上海研究是第一显学。目前，国内的人文社科领域学术翻译引进仍然以美国为中心，欧洲、日本尽管汉学研究脉络比美国还早，但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影响相对较小。本质上这仍然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学术话语权的把持与影响问题。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一个高度依赖媒介去感知的世界，它离我们真正客观存在的世界依旧存在距离，我们要和世界发生关联，除了通过手机、电视、互联网之外，还要更多地深入到现实中去。这也是我们今天坐在实体书店里一起读书的原因，它能够提供人与人真实相遇、互相了解交流的过程。
（本纪要由群学书院公号编排和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