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革命叙事与无意识反抗

略观《青春之歌》相关研究，多围绕叙事模式展开，其中部分讨论对我在读本书时的种种疑惑有醍醐灌顶之效。这里我也结合自己的阅读感受，谈一谈我对《青春之歌》叙事的浅见。

提起《青春之歌》，其叙事手法早已被奉为最为经典的革命叙事之一，甚至被视为十七年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模式成熟的标志（李杨《成长·政治·性——对“十七年文学”经典作品《青春之歌》的一种阅读方式》，2000）。

革命叙事作为一种“革命+恋爱”的拼凑式模板，本身就杂糅了多种叙事因素，联系传统小说谱系，《青春之歌》在叙事方式上其实改造自传统的“才子佳人”和“英雄美人”模式，这一模式虽然老套，但自有其原始魅力和强大吸引力，这也是《青春之歌》巨大发行量的原因之一。多角恋模式也是很常见的言情小说套路，较为新颖（就当时而言）的是《青春之歌》是以女性为中心，并对女性的细腻心理刻画生动。但革命叙事往往要求身为领袖的男性占主导地位，因此道静在全书大部分都是处于弱者、被拯救者、被教导者甚至被争夺物的地位，受到三个代表不同国家话语的男性的吸引和争夺，也因此经历了三个成长阶段。余永泽阶段采用的是“才子佳人”模式，余永泽代表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西方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向道静进行启蒙，但“才子”与革命叙事的隔膜注定了这一阶段结束的必然。卢嘉川阶段以及随后的江华阶段则属于“英雄美人”模式，这一模式只需稍加点缀即可成为经典的革命叙事，卢嘉川和江华这两位共产党员分别以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启蒙道静，使之完成了成长的转型与最终实现。道静由最初的白衣少女，到小资浪漫的女性，最终成长为赤色的党的女儿。但细细斟酌，这三名代表不同话语的男子，其获得道静的手法本质上出奇的一致——即以政治为手段攫取女性的心，卢嘉川和道静的革命传授中以夹杂着明显的暧昧情感，卢嘉川对道静的争取已在个人爱欲和政治需要之间纠缠不清，江华更是在道静入党后露骨地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关系”的请求。惊人的是，道静当时的心上人虽然并非江华，却感觉“无法拒绝”他，并当晚就匆匆答应了他，爱情在此完全服从于政治，体现了革命叙事强大的象征意味和个体在其目前的绝对服从。

但阅读过程中，我对林道静这一“革命”女性形象时时感到一种违和感。虽然作者和众多点评者都说林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由小资产阶级走向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道路，但我始终怀疑林的革命动机，感觉其对革命一直抱有小资产阶级的浪漫色彩，更多出于不甘平庸的个人追求而非对黑暗现实的痛恨和广大民众的同情。不否认林的确有这些情感，但并不是其参与革命的最主要动因，毕竟她的苦难出身和社会处境早已使她认识到现实的黑暗。

更重要的是，她对于革命的向往很大程度上是由对革命者的爱慕，尤其是身体的爱慕所引发的。书中对于革命者特别是革命领袖青年的描写，无不充满着浪漫理想化的色彩，反映出作者本人小布尔乔亚的趣味：卢嘉川高大、英俊、健壮，林红有着大理石般苍白俊美的面庞——作者也说这两人是她书中最喜欢的人物；江华的外表相对来说则比较朴素，但也有着黑而沉稳的面庞、坚实健壮的身材，比起投身冒险的卢嘉川更能给弱女子以安全感。这一切都与余永泽“黑瘦”、“小眼睛”的萎缩外表形成鲜明对比。而纵使如此，在革命者内部，江和卢外表上的差异也使得林道静纠结了许久最终才接受了江华。先不说林红长期在狱中营养不良如何维持美丽的外表（枯槁失形、蓬头垢面才是狱中犯人的本色吧），从卢嘉川到许宁到江华，林道静遇见的这些优秀共产党员一律是俊美高大的形象，莫非共产党员就没有普通平凡的外貌吗？换个角度想，如果像林道静传授马克思思想的共产党员不是卢嘉川这样年轻英俊的青年，林道静最初会有这么大的革命热情吗？从林每当遇见困境或燃起革命激情时都会想起这些共产党员俊美高大的外形来看，答案显然倾向否定。因此，《青春之歌》已经不仅仅将政治道德化、爱情化，而是有流于外表化的倾向，体现出鲜明的小资趣味。但出于政治环境考虑，作者杨沫硬是将小资叙事修饰成为革命叙事，以革命的合法性掩盖了小资趣味，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代知识分子对主流话语的无奈妥协与无意识反抗。

总而言之，《青春之歌》既以其契合主流的叙事方式成为了“十七年文学”革命叙事的典范之作，又以叙事系统内部的丰富性反映出知识分子对主流话语的无意识反抗态度，提供了多样化的阐释空间，也或许也是其能从建国后高度样板化的革命叙事小说中脱颖而出、流芳至今的缘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