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的梗,暴露的是年轻人的自嘲?还是无欲无求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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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荣荣

去年“打工人”梗爆火,代指职场最低级群体,来源于广东话“打工仔”。当新生代年轻人热烈传播的背后,其用意越发广泛,主要用于三种心理情况:
第一、拒绝老板施加的不合理要求 第二、工作量变大变难,劝慰自己或他人,打工人不用这么拼 第三、公司优化裁员时,心理补偿
与“打工人”相对的就是“老板”,老板这个词在现代社会也不再指个体经营者,而是泛指组织领导管理层,两个群体称呼广泛应用,拉大了职场阶层的对立,打工人想时刻“摸鱼”,老板千方百计剥削压榨,两败俱伤造成了恶性的组织环境。
职场文化、职场选择、工作制度等等话题不如老板突如其来的决策,毫无掌控感令人们疲惫不堪,“打工人”更像是年轻人996式的自嘲,是一种职场情绪,但更暗藏着一种职场困境。

《李育辉组织行为学讲义》这本书就解决了一个矛盾,既非管理者,又非打工者,而是站在公司以外的第三视角,客观冷静的看待公司运营及人和组织的关系,并用测验及数据说话,帮助上下两难,阶级对立的双方调节融合,达成一致的共同目标。
这是一个全新的学科,令人惊讶的是不只针对一方的一头热的方法,而是对于目标整合的重新理解:促进人与组织的发展,实现组织目标,这也是打工者和老板共同的愿景目标。
01|组织行为学与传统的管理学有什么区别?
组织行为学不依赖以往经验、和所谓的大众认知,而是通过实验、用事实说话,这一点上是与传统管理学最大的不同,传统管理学依靠的事经验累积。
例如解决很多员工上班经常迟到的问题,传统管理学可能会采取传统方案,加强打卡奖惩机制,增强员工时间观念。
而用组织行为学角度来解决这一问题,就可能会做具体调查和一系列实验,譬如增加奖惩措施或调整上下班时间等等,其目的是为了确定爱迟到原因,然后再对症下药。

HR是管理人的组织,但很多员工不达标,是因其受公司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如果HR只从单方面规章制度角度管理人员,那就会造成连锁反应,譬如人员大量流失、员工工作情绪低落等等其它问题。而组织行为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强调系统性,研究或者解决某个问题,需要把问题看成一个系统,进行拆分、整合思考。
显然,作为打工人,两种管理方式中我们更爱组织管理学的方法,因为这让人感受到组织对个人的关切度、公正度,这就是打工人首选企业的重要标准所说的“人性化”。
对于管理者而言,组织管理学更具备体系化、实操性,层层排查定解决方案,而管理学更抽象,指导性强与实践性。
作者李育辉给出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如我们想炖鸡汤的方子,你喜欢菜谱写用“少许”、“适量”,还是用料精确到克数?
归根结底,传统管理学更侧重于归纳推理,更多在感性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和总结,但不一定适合与所有组织特性。而组织行为学,讲究因地制宜,也就是权变,用科学的方法对理论进行证明和演绎。
02|如何改变新生代员工职场困境:丧失工作意义感?
领英2018年调查表明,90后平均一份工作时长仅为19个月,近两年还在进一步缩短趋势。“打工人”心态也是一种新生代对于职业角色正发生变化的体现。
管理者对新生代员工一方面意识到年轻群体的巨大价值,一方面对于难以掌控表示头疼,90后不满于“被加班”、“被下达命令”、“被召集”等等行为被迫性安排,长此以往就会生发辞职念头。
看起来像是90后新生代不能吃苦还个性十足,但从组织行为学去研究这一个课题,会发现新生代更注重主角的自我掌控感,最突出的特点是不再愿意当一颗默默无闻的“螺丝钉”,而是成为工作的主角。

这个理论背后也就理解了打工人的工作动机,有一种被掌控的感觉,从而就失去工作意义的没落感。
从管理者角度来看,如果能调动新生代员工的工作动机,让他们乐在其中,有强烈的参与感,而非被是强迫尽的义务,另一方面注意凸显职业价值感,阶梯式评价体系等方法就能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
从打工者角度来看,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自己总是毫无工作热情,实际上是缺乏工作意义感。那么很难找到有意义感的工作该怎么办?
组织行为学家莎朗·帕克尔给出两个边界条件:
第一,外部环境要能给个体提供宽容的价值评价体系 第二,个体要能从外部获得进步的榜样,最好是一道努力的阶梯。
简单来说,企业在解决员工工作性不足这一问题时,不能总在个体身上找原因,要看大环境。而员工在求职过程中,也要环顾大环境,并设计评价体系、晋升空间、学习空间等多方面考量,赋予工作意义有具体标准。
写在最后:
公司也是一种“生物”,公司的运转机理来看,也会生老病死,有组织和细胞,那么生命的规律是什么?每一个细胞用什么方式在给予营养传送是组织无法回避的问题。
作为身入其中的普通“打工人”,也该用鸟瞰的视角寻找组织行为规律,明白自己所在职位的角色,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的发展方向等等。
《李育辉组织行为学讲义》是一门课程的教程改编,前三章聚焦个体、团队及组织三个不同层次,以一个个真实案例展开分析讲解,行之有效的方法跃然纸上。

商业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的灵活多样,“打工人”也有不同的工作动机和“摸鱼”方式,如果各占其位,互相强硬连接通道,势必会是组织整体下滑甚至消失,无一是受益者,如果组织和个人都能利用组织行为学寻求解决方案,才是双赢的好方法。
新生代的“打工人”正在推演职场困境,作为企业组织也该与时俱进,用更讲究调研及数据变换手段进行职场制度改革变换,而不是沉迷于管理者的高高在上,制度为王的强硬管理中。
作者介绍: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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