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下一阶段正在到来？

文：Matthew Wilburn King 翻译：林间竹音

约250年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他在书中描述了一种人类活动新形式的诞生：工业资本主义。它将以作者及其同时代的任何人能想象的方式积累财富。

资本主义为工业、技术和绿色革命注入燃料，并重新塑造了自然世界、转型了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资本主义使无数人脱离贫困，极大地提高了生活标准，并导致从根本上改善人类幸福安康的创新产生，还使人类登月以及在互联网上阅读这篇文章成为可能。

但是，资本主义的故事并非普遍地正面。最近几年中，资本主义的缺点已经变得更加明显。优先考虑个人短期利益有时候意味着社会的长期幸福安康和环境被牺牲了——尤其是当全世界都面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之时。此外，全球的政治动荡和两极分化已经显示了对现状不满的迹象越来越多。营销和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在2020年所做的一次调查中显示：全球57%的人说：“当今存在的资本主义对世界弊大于利。”

经济学家迈克尔·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和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其著作《重思资本主义》（Rethinking Capitalism）写道：事实上，如果你通过不平等和环境破坏等标准来判断，“西方资本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的表现是非常有问题的。”

但是，那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无解。两位作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并不注定会失败，而是真的需要被重新思考。”

那么，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将继续以它现在的形式存在下去，还是有另一个未来？

资本主义已经催生了数千本书籍和数百万个词语的产生，因此要探索其方方面面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我们能通过探索资本主义从哪里起步而开始理解它在未来会走向何方。这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并非总是像它在现在这样运作——尤其在西方。

在9世纪至15世纪，专制君主和教会等级制度主导着西方社会。当人们越来越多地主张个人自由的权利时，上述制度开始瓦解。这推动人们更关注个人偏爱的资本主义，因为它的灵活性虑及私人财产权、个人选择、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它还赞成将民主作为一种治理体制，因为民主的重点在于个人的政治自由。

向更大个人自由的转变更改了社会契约。在此之前，许多资源（土地、食物和保护）由掌权者提供，以换取公民的重大贡献（例如，从奴隶劳动到报酬微薄的苦工，苛捐杂税和绝对的忠诚）。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人们从政府那里期待更少，以换取更大的公民自由，包括个人、政治和经济自由。

但是，资本主义在其后的世纪——尤其在20世纪下半叶进化显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一个经济政策思想库成立，目标是为了解决西方面对的挑战。它聚焦开放的社会、法治、言论自由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

它的理念最终导致供给学派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产生。该学派认为：降低收税、对自由的市场进行最低限度的监管将带来最大程度的经济增长——由此，带来全民更好的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经济学与政治新自由主义（political neoliberalism）相结合成为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政府的首选。

资本主义的这一新类型已经使全球的经济增长，并使大量人口摆脱绝对贫困。但同时，批评家争论说：其减税和解除市场监管的原则几乎无法支持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资，例如摇摇欲坠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教育和降低健康风险。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20世纪后期，许多发达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已经导致最富有和最贫困人群之间财富的巨大差距，这由基尼指数（Gini Index）所衡量。而在有些国家中，这一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在美国尤其严重：最贫困的个人自从1980年以来个人收入没有增长，而顶端的超级富豪的收入每年增长约6%。全世界最富有的亿万富翁几乎全在美国，他们积聚了惊人的财富。而同时，美国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在世纪之交以来仅略有上升。

贫富差距可能比一些政治家和企业领导人想要相信的重要得多。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的丹尼斯·斯坦利教授说：资本主义可能已经使全球上百万人脱离绝对贫困，但是不平等在一个社会内部能具有腐蚀性。她解释说：“绝对贫困基本上是人们能得到的……每天每人4美元。那是一个阈值量度。”但是，相对贫困能造成长期的社会不平衡。即使经济在增长，收入不平等和常年不变的工资依然能使人们感到安全感减少，因为他们在经济中的相对地位缩小了。行为经济学家已经显示：“我们与他人相比的地位、我们的幸福都源自于相对的量度和分配，而不是绝对量度。”斯坦利说：“如果那是正确的，那么资本主义就有一个问题。”

爱德曼报告（Edelman report）认为：作为不平等不断扩大的结果，“人们对机构的信任度降低，并感到不公正。”但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可能会更深。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爵士在他们合著的《绝望之死与资本主义的未来》（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一书中争论道：“资本主义目前的形式正在毁掉许多工薪阶层的生活。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因自杀、吸毒过量和酗酒而绝望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现在，每年都有数十万的美国人因此丧生。”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上述问题更加恶化。金融危机导致过度放松管制，且它对发达国家工薪阶级的打击尤为严重。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第一任局长、《看门狗：保护消费者如何拯救我们的家庭、经济和民主》（Watchdog: How Protecting Consumers Can Save Our Families, Our Economy, and Our Democracy）一书的作者理查德·科德雷说：随后对大银行的紧急救助导致了怨恨，并“为我们在过去十年中看到的两极分化的政治……的崛起添油加料。”

自由民主国家现在可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其公民在全球以更大的政治强度对当今的资本主义规范展开辩论。

纽约长岛大学政治学教授帕特里斯·麦克谢瑞观察了智利发生的这一变革。她说：“社会动员的导火线是2019年10月地铁票涨价，结果触发了广泛的抗议活动，召集了100多万人参加示威活动。这一社会运动揭示了智利民众不满的深层根源：根深蒂固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以及这个全球新自由主义程度最高之一的国家中极端的私有化。”

麦克谢瑞在一篇写给拉丁美洲问题北美大会——一个跟踪拉丁美洲地区趋势的非营利组织——的文章中写道：智利民众的积怨可被追溯到20世纪后期，当时智利的威权政府进行了宪法改革，“将经济和政治独裁统治制度化，并把消除国家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作用的新自由主义框架奉为神明。它限制了政治参与、给予政治权利不成比例的权力，并为武装部队安排了监护的角色。”

类似的，2018年在法国开始的黄马甲运动起初是通勤者抗议燃油提价，但是很快就扩大到与智利类似的不满情绪：生活成本、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以及要求政府停止忽视普通市民的需求。

而在美国，催生了特朗普主义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既是由经济不平等、也是由意识形态所推动。在由于全球化而损失惨重的选民中，特朗普政府凭借更封闭的全球贸易方式——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对美国进口的中国、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的货物和服务征收报复性关税——赢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即使美国的盟友，包括欧洲。加拿大和墨西哥，也是这一议程的目标。

贝克和麦肯思国际律师事务所德国国际贸易实务负责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阿娜希塔·托姆斯认为：尽管各国对资本主义目前下行的形式做出的反应是采取守势、寻求通过将外部关系减至最少以保护自己，但是保护主义“是短视的，特别在贸易方面。尽管它可能带来一些暂时的利益，但从长期来看它将危机全球的整体经济，并威胁几十年来的经济进步。维护鼓励投资的、开放的市场是至关重要的。”

21世纪各国政府面临的核心挑战将是如何平衡全球贸易的长期利益与全球化对受低工资或失业影响的当地社区造成的短期损害。经济体不能完全脱离民主多数派的需求，他们寻求工作、可负担的住房、教育、医疗和清洁的环境。正如智利、黄马甲运动和特朗普主义所显示的：许多人正在要求改变现有的体制，使之能够考虑到上述需求，而不是仅仅满足了私人的利益。

总之，现在可能是重新考虑资本主义的社会契约的时候，这样，它可以包容比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更广泛的利益。这并非异想天开。资本主义在以前已经进化，且如果它能延续到更久的未来，那么它就能再次进化。

资本主义的未来

近年来，各种想法和建议纷纷出现，旨在重写资本主义的社会契约。它们的共同点是以下理念：企业不仅仅需要利润和增长，而需要多种多样的衡量成功的标准。在商业领域，有一种“自觉的资本主义（conscious capitalism）”，它受到“道德”品牌实践的启发。在政策方面，有英格兰银行和梵蒂冈都提倡的“包容性资本主义（inclusive capitalism）”，提倡为了善而利用资本主义。此外，在可持续性方面，有“甜甜圈经济学（doughnut economics）”的理念，那是由经济学家兼作家凯特·拉沃斯提出的理论。她提出：在社会和地球范围内，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是可能的。

接着，还有《资本主义好像世界很重要》（Capitalism As If The World Matters）的作者乔纳森·波利特明确表达的“五大资本（Five Capitals）”模型。他倡导人类资本的五大支柱——自然、人力、社会、制造和金融资本——都整合到现有的经济模式中。

企业开始接纳五大资本模型的一个具体例子是共益企业运动（B-Corporation movement）。经认证的公司签署一项法律义务，以考虑“其决策对其员工、顾客、供应商、社区和环境的影响”。它们现在的成员包括达能、巴塔哥尼亚和联合利华旗下的班杰利冰淇淋公司。

这一态度已经变得越来越主流，在180多家重新定义“公司目的”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于2019年联合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反映出来。沃尔玛、苹果、摩根大通、百事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第一次承认：他们必须重新定义企业与社会和环境相关的作用。

他们在声明中提倡：除了为股东创造利润之外，公司必须做得更多。此外，它们必须对自己的员工进行投资，并为改善波利特在五大资本模型中提出的资本的人力、自然和社会元素做出贡献，而不是仅仅把重点放在金融资本上。

百思买董事长休伯特·乔利最近在接受雅虎财经的采访时谈到了资本主义的未来。他说：“从20世纪80年代到10年前的那30年发生的一切表明，我们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过度的利润上，这已经造成了很多问题。我们需要从这30年中稍稍解脱出来。如果我们对商业进行重建，那也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进行重建……我想这能够做到，这必须被做到。”

新方向

30多年前，联合国布伦特兰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写道：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是相关的，并需要被纳入发展模式中。现在很清楚：这些问题必须在支撑资本主义的社会契约框架中被考虑，使其更具包容性、整体性，并与基本的人类价值观融为一体。

最后，值得记住的是：公民在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政体中不是软弱无力、无所作为的。他们能共同支持符合他们信念的企业，并能不断要求制定新的法律和政策，以改变企业的竞争格局，从而使企业改善运作的方式。

1776年，当亚当·斯密在观察新兴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他无法预见资本主义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现在的社会。因此，我们可能同样看不到资本主义再过两个世纪会是什么样子。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问：资本主义如何在近期内更好地进化？资本主义和地球的未来都取决于它的进化。

关于作者：Matthew Wilburn King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一名国际咨询师和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他也是共同基金会（Common Foundation）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