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美德——纳博科夫读后记
“你追求的文学的美德是什么——怎么追求?”
“用最佳的词汇尽可能表达所想表达的东西,文字要有韵味儿,让人产生联想。”
这是纳博科夫在接受《纽约时报书评》记者1971年采访时其中一个问题的回答。
和绝大多数读者一样,我读到纳博科夫第一部著作便是使他成为世界著名作家,也为他惹来不少麻烦的那本《洛丽塔》。在翻阅完这本小说之前,虽然在20C.欧美文学史课上接触过他的名字,但却对他并没有多少感性和理性的认识。我对《洛丽塔》产生兴趣有些和纳博科夫自己的创作体会不谋而合——出自纯粹对美和艺术的追求。因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重印的那个版本实在是太漂亮了,明亮的黄色封面,简洁的封面设计,厚实而柔软的印刷纸,行间距和字体大小都恰到好处的格式,让我从书店的柜台上拿起了这本书。纳博科夫在《固执己见》中说过,他有一种能从每个字母中看出他们所代表的不同颜色的天赋。而我想,可能明黄色就是《洛丽塔》这本书的代表色。它是一首轻盈灵动的长诗。
我在一次旅途中,坐在来回的火车上翻完这本《洛丽塔》。在此之前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没有更进一步的去找些资料来了解纳博科夫其人其作——包括没有去读评论家们对纳博科夫的评价。《洛丽塔》书中所引起的道德争议,我也是直到上一周翻阅《固执己见》的时候才比较清晰的体会到。然而我想,如果从纳博科夫自己的观点出发,这是阅读他的作品的一个良好开始:完全不受道德、社会、法律等各方面思想体系和社会价值评价的影响,只是把这部小说当作一个纯粹象牙塔式的艺术品,看它所表达的人心和人性,随后我反观自己第一次读完《洛丽塔》的体会:我没有感到后来引起争议的所谓老鳏夫猥亵小女孩有什么不妥,我只是为书中细腻的心理描写所折服。
后来,也就是大约两周之前,我读了纳博科夫的另一本小说《普宁》,有一点自传的色彩(当然,纳博科夫会反对我这样评价这本小说),书中的普宁教授和他本人一样是来自俄国的流亡学者,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教授着不太受人欢迎也不怎么得到同行尊重的俄国文学课。普宁有些怪癖,有些愚钝,有些固执,但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其实他“很傻很天真”。他执着的钻研俄罗斯古文化和古典文学,那些看起来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东西,为的是记住失去了的祖国。在普宁很努力的融入美国社会,几乎要成功的时候,他所在的学院却要裁撤掉他任课的文学系,让他滚蛋——最后他宣布要离开那个地方,他的朋友们打电话去确认的时候,他抓着话筒大吼:他早就走了!以宣泄自己的不满。像是在默默忍受现实对他的嘲弄之后,终于鼓足勇气发出一声反抗的呐喊。
然而实际上,纳博科夫本人却与普宁不同,他很爱自己的第二祖国——美国。甚至在他后来因为私人原因再度移居欧洲之后,他也不断的想要回去。对他的生平和文学观稍加了解,就会发现,他和普宁所共有的品格仅仅是某种对自己精神世界的信仰中的,不愿受外界干扰的执拗——也就是固执己见。纳博科夫对于评论界给他加上的各种帽子都不大理睬,他不主动参加任何集会,不承认自己属于任何一个文学群体,对于一浪又一浪的小说艺术革命更是嗤之以鼻——譬如他就曾反对过法国“反小说”这种说法。他常常喜欢直接写文章大肆反驳批评他文章和观点的评论家,甚至对于那些说他好话的人,他也毫不留情的指出他们文中对他的曲解。在《固执己见》一书中,读到后来会发现,纳博科夫这个可爱的老头花了好多篇幅去纠正一些翻译上、文法上的错误以及见解上的偏差。这也就是他为什么经常不喜欢别人对他的评论的原因之一——他认为人们都在误读他。
这让我想起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的一段情节。他说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其实是建立在误解之上。你自以为理解了我的话,于是发表了一通其实已经曲解我意思的看法,还自以为评价的恰到好处,而我又再次误解了你的误读,哪怕我明知道你是误解了,我也会拼命表示赞同,继续说下去,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指出你的误读,我们就根本不可能继续沟通下去。(大意如此,具体的章节暂时没找出来)
误读是文学中的常态,文学批评更是误读的绝佳体现,或者毋宁说是文学批评赖以生存的根本。但是纳博科夫这个有个性的作家,怀着自己对文学艺术的信仰,坚决的想要捍卫属于自己的一块神圣创作领地。可以这样说,他的这份捍卫,就源自于他对自己的真诚,对文学感受能力的绝对推崇。他曾这样说:“不过,我从未能对我文学课堂上的学生充分解释阅读技巧的方方面面——事实上你读艺术家写的书不该用心去读(心是极蠢的读者),也不该只用脑去读,而应该同时用脑和背脊。女士们先生们,背脊里的震颤真正告诉你作者的感受,希望你能感觉到。”(固执己见 P44)
纳博科夫曾经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国与俄罗斯文学,显然受过良好的文学理论成体系的教育。然而,他显然更看重自己的作家身份。无论从他对自己的作品发表的看法,还是从他厚厚的两部《文学讲稿》看来,他更注重从经验上去体验写作的美和激情。他认为:一件艺术作品对社会来讲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它只对个人有着重要意义;对我来讲,只有单个的读者是重要的。我不为群体、社会、群众等等劳什子写作。虽然我不太在意“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推动者如奥斯卡•王尔德和各类华而不实的诗人事实上都是道德说教者——但毫无疑问,使小说不朽的不是其社会重要意义,而是其艺术,只有其艺术。
事实上,纳博科夫并非对艺术创作持有完全自然主义的看法,他亦认为创作过程中的构思阶段是痛苦的,他无数次表明,写作对他来说是快乐与痛苦掺半。例如在《洛丽塔》的写作过程中,由于对亨伯特•亨伯特这样一个男子没有任何切身体会和观察,他只能完全凭借自己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去构造。在《洛丽塔》问世之前,他也没有读过(据他自己说)任何关于这种成年男子爱上小女孩的社会新闻,这部小说的成功,在我看来,正如他自己多次强调的那样,不是什么社会教育意义,不是为了揭露美国汽车旅馆肮脏的、问题重重的社会现实,而是出于纳博科夫对于刻画这样扭曲的人性的渴望,一种表达人情的热情。他将对人、爱情、生命的思考当作至高无上的责任,这是艺术家和文学艺术应当承担的最终职责。无论我们的社会评论怎样变化,价值体系怎样变迁,无论现代主义怎样颠覆了现实主义,而后现代又怎样颠覆了现代,如果没有对艺术精神的自觉追求,那么文学艺术将只能流于庸俗和媚行者的境地。
纳博科夫非常厌恶许多出版商和评论家想要将他的《洛丽塔》和一般的“黄色文学”等同而言的行为。他甚至拒绝在这本书出版上给了他很大帮助的发行人请他一同抨击法国的书籍检查制度的邀请。纳博科夫并不完全取消评论的价值和技巧的运用,事实上,他的小说有着精彩的架构,绝对不亚于博尔赫斯、乔伊斯或者卡尔维诺。例如他自己无比喜爱的《洛丽塔》的开头: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得由上颚向下移动三次,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Lolita。他深知这样充满激情的开头,似乎突然凭空而来的抒情性议论会如何让读者眼前一亮。还有《普宁》中的叙述视角奇妙的转切和令人意想不到的叙述者的出现:原来一直向我们讲述普宁其人的全知视角的画外音居然是普宁儿时相识的伙伴——如果稍微读一些他的作品便能够很清晰的感觉到他诙谐幽默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和他细致的心理描写。他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幽默欠缺锤炼,有些被广泛认可为精彩的片段甚至显得极其幼稚——这一切都可以表明他在创作的技巧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然而,这些令他乐在其中的努力并不是他推崇的最高境界,他懂得在把捉现实百态的时候坚持住艺术神圣的内核,即真和美。真,不是现实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他说“艺术就其极而言是具有欺骗性和复杂性的,妙不可言”,而美,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是不囿于俗套的表达,是认真的揣摩达到的境界,正如他所言,“一个有创意的作家必须仔细研究竞争对手的作品,包括至高无上的上帝的作品”。
真挚和热情、创造力和感受力是纳博科夫所认为的文学的美德。从他的采访来看,他不善言辞,回答问题会打结,于是他就要求采访者事先把提问给他,然后他认真的对每一个问题做出书面的回答,有的时候在个别问题上甚至过于较真。他不断的提醒出版者和发行者,为了保持自己谈话的原样而付出在一般被采访的对象看来实在有些多余的努力。在我们这个过于浮躁过于紧张的世界,尤其是作为一个学习文学评论的学生,我们很容易被套话、理论术语、思维定式、价值体系所淹没,而失去了最初的艺术感受力,这种感受力却是纳博科夫一贯强调的东西。虽然怎样对待评论,以及他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可能只是他个人的一个选择,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因为他的否定而否定了对他作品的一些研究,但是我想,他的创作起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提示,用另一位文学家的话来说:他可能是一种异变,是一种暗胎怪生;是不那么赤裸裸的去对抗、控诉,不那么容易去定义。他可能犹犹疑疑,这样不情愿,那样不情愿,反复思虑,甚至带点邪气、不恭,但他却是愉快的。
中国古代文论之中有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兴趣说,称为艺术创作的至高境界;一位表演艺术者在做完一个大家都没察觉的动作之后说道:你以为我什么都没表演其实我已经表演过了,这才是至高无上的表演。他在翻译普希金长诗时候强调的直译,以及他对一些译作中字眼的研究,还有他对他不喜欢的评论者和讨厌的作家作品直面的抨击,使他那浑然天成的文学作品中,每一步的轻盈畅快都让我看见他努力的痕迹。越是深入的了解这位伟大的作家,我越是为他作品之外的东西所感动——那种我们正在逐渐缺失的对艺术的真诚和热情。这让我想起上个周末听的聂振斌教授演讲之后,老师的总结:理论、生活和创作,这三样,如果用一种整体论的精神将他整合,是一个自觉的文学研究者,或者说任何一个阅读文学作品的人应当考虑的事。
本来我想将我这篇稿子命名为:创作与评论的艰难疆域——由纳博科夫想到的。最后还是改掉了题目。我想,虽然纳博科夫否定文学的美育作用,否定他是在为社会人群写作,否定枯燥的理论和程式化的批评,文学到底是不是无功利的,文学在当今的社会,在面临边缘化的危险中到底应该为了保持自己而做点什么,大众文化是不是真的如纳博科夫抨击的那些下流小说一样如此不堪,这些是需要再商榷的东西;但有一点,我们必须坚持的是:创作与评论可以不会那么截然对立,只要每一个为艺术而付出的心灵都从精神的高度去领会其真与美,那么,审美作为一种精神的活动,就可以发挥它引人向上的情操和净化的安宁。正如纳博科夫自己在论道《洛丽塔》时说的那样:它就在屋子里悄悄陪着我,仿佛一个夏日,你知道雾霭散去,它就是一派明媚。
“用最佳的词汇尽可能表达所想表达的东西,文字要有韵味儿,让人产生联想。”
这是纳博科夫在接受《纽约时报书评》记者1971年采访时其中一个问题的回答。
和绝大多数读者一样,我读到纳博科夫第一部著作便是使他成为世界著名作家,也为他惹来不少麻烦的那本《洛丽塔》。在翻阅完这本小说之前,虽然在20C.欧美文学史课上接触过他的名字,但却对他并没有多少感性和理性的认识。我对《洛丽塔》产生兴趣有些和纳博科夫自己的创作体会不谋而合——出自纯粹对美和艺术的追求。因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重印的那个版本实在是太漂亮了,明亮的黄色封面,简洁的封面设计,厚实而柔软的印刷纸,行间距和字体大小都恰到好处的格式,让我从书店的柜台上拿起了这本书。纳博科夫在《固执己见》中说过,他有一种能从每个字母中看出他们所代表的不同颜色的天赋。而我想,可能明黄色就是《洛丽塔》这本书的代表色。它是一首轻盈灵动的长诗。
我在一次旅途中,坐在来回的火车上翻完这本《洛丽塔》。在此之前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没有更进一步的去找些资料来了解纳博科夫其人其作——包括没有去读评论家们对纳博科夫的评价。《洛丽塔》书中所引起的道德争议,我也是直到上一周翻阅《固执己见》的时候才比较清晰的体会到。然而我想,如果从纳博科夫自己的观点出发,这是阅读他的作品的一个良好开始:完全不受道德、社会、法律等各方面思想体系和社会价值评价的影响,只是把这部小说当作一个纯粹象牙塔式的艺术品,看它所表达的人心和人性,随后我反观自己第一次读完《洛丽塔》的体会:我没有感到后来引起争议的所谓老鳏夫猥亵小女孩有什么不妥,我只是为书中细腻的心理描写所折服。
后来,也就是大约两周之前,我读了纳博科夫的另一本小说《普宁》,有一点自传的色彩(当然,纳博科夫会反对我这样评价这本小说),书中的普宁教授和他本人一样是来自俄国的流亡学者,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教授着不太受人欢迎也不怎么得到同行尊重的俄国文学课。普宁有些怪癖,有些愚钝,有些固执,但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其实他“很傻很天真”。他执着的钻研俄罗斯古文化和古典文学,那些看起来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东西,为的是记住失去了的祖国。在普宁很努力的融入美国社会,几乎要成功的时候,他所在的学院却要裁撤掉他任课的文学系,让他滚蛋——最后他宣布要离开那个地方,他的朋友们打电话去确认的时候,他抓着话筒大吼:他早就走了!以宣泄自己的不满。像是在默默忍受现实对他的嘲弄之后,终于鼓足勇气发出一声反抗的呐喊。
然而实际上,纳博科夫本人却与普宁不同,他很爱自己的第二祖国——美国。甚至在他后来因为私人原因再度移居欧洲之后,他也不断的想要回去。对他的生平和文学观稍加了解,就会发现,他和普宁所共有的品格仅仅是某种对自己精神世界的信仰中的,不愿受外界干扰的执拗——也就是固执己见。纳博科夫对于评论界给他加上的各种帽子都不大理睬,他不主动参加任何集会,不承认自己属于任何一个文学群体,对于一浪又一浪的小说艺术革命更是嗤之以鼻——譬如他就曾反对过法国“反小说”这种说法。他常常喜欢直接写文章大肆反驳批评他文章和观点的评论家,甚至对于那些说他好话的人,他也毫不留情的指出他们文中对他的曲解。在《固执己见》一书中,读到后来会发现,纳博科夫这个可爱的老头花了好多篇幅去纠正一些翻译上、文法上的错误以及见解上的偏差。这也就是他为什么经常不喜欢别人对他的评论的原因之一——他认为人们都在误读他。
这让我想起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的一段情节。他说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其实是建立在误解之上。你自以为理解了我的话,于是发表了一通其实已经曲解我意思的看法,还自以为评价的恰到好处,而我又再次误解了你的误读,哪怕我明知道你是误解了,我也会拼命表示赞同,继续说下去,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指出你的误读,我们就根本不可能继续沟通下去。(大意如此,具体的章节暂时没找出来)
误读是文学中的常态,文学批评更是误读的绝佳体现,或者毋宁说是文学批评赖以生存的根本。但是纳博科夫这个有个性的作家,怀着自己对文学艺术的信仰,坚决的想要捍卫属于自己的一块神圣创作领地。可以这样说,他的这份捍卫,就源自于他对自己的真诚,对文学感受能力的绝对推崇。他曾这样说:“不过,我从未能对我文学课堂上的学生充分解释阅读技巧的方方面面——事实上你读艺术家写的书不该用心去读(心是极蠢的读者),也不该只用脑去读,而应该同时用脑和背脊。女士们先生们,背脊里的震颤真正告诉你作者的感受,希望你能感觉到。”(固执己见 P44)
纳博科夫曾经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国与俄罗斯文学,显然受过良好的文学理论成体系的教育。然而,他显然更看重自己的作家身份。无论从他对自己的作品发表的看法,还是从他厚厚的两部《文学讲稿》看来,他更注重从经验上去体验写作的美和激情。他认为:一件艺术作品对社会来讲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它只对个人有着重要意义;对我来讲,只有单个的读者是重要的。我不为群体、社会、群众等等劳什子写作。虽然我不太在意“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推动者如奥斯卡•王尔德和各类华而不实的诗人事实上都是道德说教者——但毫无疑问,使小说不朽的不是其社会重要意义,而是其艺术,只有其艺术。
事实上,纳博科夫并非对艺术创作持有完全自然主义的看法,他亦认为创作过程中的构思阶段是痛苦的,他无数次表明,写作对他来说是快乐与痛苦掺半。例如在《洛丽塔》的写作过程中,由于对亨伯特•亨伯特这样一个男子没有任何切身体会和观察,他只能完全凭借自己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去构造。在《洛丽塔》问世之前,他也没有读过(据他自己说)任何关于这种成年男子爱上小女孩的社会新闻,这部小说的成功,在我看来,正如他自己多次强调的那样,不是什么社会教育意义,不是为了揭露美国汽车旅馆肮脏的、问题重重的社会现实,而是出于纳博科夫对于刻画这样扭曲的人性的渴望,一种表达人情的热情。他将对人、爱情、生命的思考当作至高无上的责任,这是艺术家和文学艺术应当承担的最终职责。无论我们的社会评论怎样变化,价值体系怎样变迁,无论现代主义怎样颠覆了现实主义,而后现代又怎样颠覆了现代,如果没有对艺术精神的自觉追求,那么文学艺术将只能流于庸俗和媚行者的境地。
纳博科夫非常厌恶许多出版商和评论家想要将他的《洛丽塔》和一般的“黄色文学”等同而言的行为。他甚至拒绝在这本书出版上给了他很大帮助的发行人请他一同抨击法国的书籍检查制度的邀请。纳博科夫并不完全取消评论的价值和技巧的运用,事实上,他的小说有着精彩的架构,绝对不亚于博尔赫斯、乔伊斯或者卡尔维诺。例如他自己无比喜爱的《洛丽塔》的开头: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得由上颚向下移动三次,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Lolita。他深知这样充满激情的开头,似乎突然凭空而来的抒情性议论会如何让读者眼前一亮。还有《普宁》中的叙述视角奇妙的转切和令人意想不到的叙述者的出现:原来一直向我们讲述普宁其人的全知视角的画外音居然是普宁儿时相识的伙伴——如果稍微读一些他的作品便能够很清晰的感觉到他诙谐幽默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和他细致的心理描写。他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幽默欠缺锤炼,有些被广泛认可为精彩的片段甚至显得极其幼稚——这一切都可以表明他在创作的技巧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然而,这些令他乐在其中的努力并不是他推崇的最高境界,他懂得在把捉现实百态的时候坚持住艺术神圣的内核,即真和美。真,不是现实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他说“艺术就其极而言是具有欺骗性和复杂性的,妙不可言”,而美,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是不囿于俗套的表达,是认真的揣摩达到的境界,正如他所言,“一个有创意的作家必须仔细研究竞争对手的作品,包括至高无上的上帝的作品”。
真挚和热情、创造力和感受力是纳博科夫所认为的文学的美德。从他的采访来看,他不善言辞,回答问题会打结,于是他就要求采访者事先把提问给他,然后他认真的对每一个问题做出书面的回答,有的时候在个别问题上甚至过于较真。他不断的提醒出版者和发行者,为了保持自己谈话的原样而付出在一般被采访的对象看来实在有些多余的努力。在我们这个过于浮躁过于紧张的世界,尤其是作为一个学习文学评论的学生,我们很容易被套话、理论术语、思维定式、价值体系所淹没,而失去了最初的艺术感受力,这种感受力却是纳博科夫一贯强调的东西。虽然怎样对待评论,以及他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可能只是他个人的一个选择,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因为他的否定而否定了对他作品的一些研究,但是我想,他的创作起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提示,用另一位文学家的话来说:他可能是一种异变,是一种暗胎怪生;是不那么赤裸裸的去对抗、控诉,不那么容易去定义。他可能犹犹疑疑,这样不情愿,那样不情愿,反复思虑,甚至带点邪气、不恭,但他却是愉快的。
中国古代文论之中有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兴趣说,称为艺术创作的至高境界;一位表演艺术者在做完一个大家都没察觉的动作之后说道:你以为我什么都没表演其实我已经表演过了,这才是至高无上的表演。他在翻译普希金长诗时候强调的直译,以及他对一些译作中字眼的研究,还有他对他不喜欢的评论者和讨厌的作家作品直面的抨击,使他那浑然天成的文学作品中,每一步的轻盈畅快都让我看见他努力的痕迹。越是深入的了解这位伟大的作家,我越是为他作品之外的东西所感动——那种我们正在逐渐缺失的对艺术的真诚和热情。这让我想起上个周末听的聂振斌教授演讲之后,老师的总结:理论、生活和创作,这三样,如果用一种整体论的精神将他整合,是一个自觉的文学研究者,或者说任何一个阅读文学作品的人应当考虑的事。
本来我想将我这篇稿子命名为:创作与评论的艰难疆域——由纳博科夫想到的。最后还是改掉了题目。我想,虽然纳博科夫否定文学的美育作用,否定他是在为社会人群写作,否定枯燥的理论和程式化的批评,文学到底是不是无功利的,文学在当今的社会,在面临边缘化的危险中到底应该为了保持自己而做点什么,大众文化是不是真的如纳博科夫抨击的那些下流小说一样如此不堪,这些是需要再商榷的东西;但有一点,我们必须坚持的是:创作与评论可以不会那么截然对立,只要每一个为艺术而付出的心灵都从精神的高度去领会其真与美,那么,审美作为一种精神的活动,就可以发挥它引人向上的情操和净化的安宁。正如纳博科夫自己在论道《洛丽塔》时说的那样:它就在屋子里悄悄陪着我,仿佛一个夏日,你知道雾霭散去,它就是一派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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