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特别在哪里？

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日本一直是个另类，也因此成为让许多宽泛的理论框架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存在：对西方中心论来说，它表明东方国家也能实现现代化；对种族主义来说，它证明有色人种同样可以成功；那些信奉“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人，则会发现日本式的“勤勉革命”居然也能达到同样效果。

看起来最令人费解的是：所有现代国家至少都有一个强大的政治中心，有清晰的权属并推进决策，但日本的权力却分散在各个官方机构中，其中心看起来是“空无”的。尽管如此，它却仍然有效统一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暧昧的“系统”

按欧美的标准，日本在诸多方面都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合。这既激起西方对它的兴趣，也常常引发不安，不过随后常常被一种自欺欺人的乐观愿望所安抚，那就是：“当日本越是现代化，就会变得越像我们。”有时日本也乐于利用这种错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没有威胁的小伙伴，但越到后来，有一点就越是清楚：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强大起来的日本并不会按西方对变革的预期行事，相反，当西方在失望之余加剧批判、对日本施加压力乃至不惜以贸易战对付时，日本反倒更强化了自身的态度，反唇相讥地要求美国先管好自家的事，而欧洲也应认清自身的“发达国家病”。在双方论战最激烈的那些年代，日本甚至高调地宣称自己的模式要远远优于欧美。

这些年来的事实证明，日本当时对自身力量的认知也是一个幻觉，但有一点仍是明确无误的：日本社会的运作有其自身的逻辑，很难变成西方那样。就像当年一些西方观察家逐渐意识到的，日本根本不是“用西方的游戏（规则）来打败西方”，更可能根本没在玩西方的“游戏”——就像游击战中所说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两个不同的巨系统即便存在很多交流，但却不一定会趋同，认清这一点后，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与其寄望于对方的改变，不如去尽可能地理解对方。

这就是《日本权力结构之谜》所试图解答的问题，它提供了一个“内部的外人”的视角，既不同于日本人的自辩，也不同于那些摸不着头脑的西方观察家，而着重指出：用西方的逻辑来期待日本，是注定要落空的，而要理解日本的制度运作，最关键点既不在其国家（state），也不是其社会（society），而是另一个需要大写的“S”——系统（system）。

之所以要用“系统”这个术语，是为了表明一个事实：在日本，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系统“既不是‘国家’，也不是‘社会’，但不管怎样，它都决定着日本人的生活该如何，以及谁该服从谁。”因为日本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推行在半自治系统之间分享权力，而很多上层人物却把集体意志表现为仁慈的、不掌握任何实际权力的，似乎只是为了顺应民意。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责任都缺乏清晰的归属，因而到底谁应负责，永远都没有答案。

这可能有点抽象难解，其实是在东亚社会中我们都熟知的。好比在一个大家族里，每个人都被鼓励自觉自愿地为整体做贡献，而理论上掌握着大权的族长看起来却是仁慈而无为的，连那些协助他办事并实际掌权的人，也都要宣称自己其实没有任何私心，并不贪图权力。与此同时，由于决定是集体作出的，所以乍看“人人有责”，但真出了什么事，谁都觉得责任不在自己。只不过，中国社会中的大家长多少掌握着实权，也承担着无限责任，但在日本，由于天皇本身就是一个象征，因而依靠非正式关系来运作。

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社会结构有点像一个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好处是充分发挥各组成部分的能动性，激发彼此之间的合作，也能对现实状况灵活因应，但坏处则是边界模糊容易造成政商勾结、个体权利不清晰，并且一旦出事往往无人负责。事实上，太平洋战争这场几乎导致日本亡国的巨大灾难，在很大程度上就得归结于此：战前的那些决策精英一个个都觉得开战是“集体决定”，而这个“集体”似乎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更不是天皇，战后倒是有政治家呼吁国民“一亿总忏悔”，仿佛战争的罪行不是政治家们的错，而是所有日本人一起犯下的。其结果，“人人有责”就等于“无人被追责”。

一眼看去，日本没有暴君，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力中心，似乎一切都井井有条，人们都是自觉自愿的，因而也谈不上有任何特别强烈的压迫感。大和民族自古以来就特别推崇“和”，讲究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高度和谐，这几乎渗透到社会的角角落落，而权力又高度分化，以至于你哪怕感受到某种压抑，但却不清楚这压抑的源头在哪里。这使得权力无处不在，最终都不需要正式动用权力，人们就都已学会了顺从听话。

不难想见，这样一个系统是高度稳定的，因为其本质特征就是包容一切，因而对身处其中的任何单元都能实施广泛的控制。这样，像叛逆思想这类破坏系统稳定性的因子，很可能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就被打压下去了，甚至尚未出现就被预先阻止住了。如果说现代化本身需要一个稳定高效的环境，那么这种力量本身正是日本能得以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秘诀，但正所谓有利必有弊，日本这些年来之所以转型艰难，很有可能也正是由此而来。

创造性破坏

按经济学家熊彼得的观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是一个有着两副面孔的神灵，既破坏原有的结构，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创造，与此同时又格外需要为这变革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否则就像核电在受到管控的情况下可以造福于人，但如果突破所有限制就将泛滥成灾。

如果是这样，那么日本的问题就在于：“系统”可以轻而易举地实施近乎绝对的控制，不仅是对那些潜在的叛逆思想，个人的独立性也受到了压抑，用本书中的话说，“长久地坚持某类思想的人特别少见；不仅是因为这么做没有好处，还因为这经常与周遭环境的社会—政治要求发生冲突”。换言之，为了被系统所接纳，人们主动削平了自己的棱角，日本人身上那种井井有条的纪律性极大地抑制了意外情况的出现，但问题是，一个社会要创新突破，却恰恰需要这些独立思考的个体，何况一切都可控的结果，就是既安稳，也缺乏惊喜。

这倒不是说日本社会就没有任何创新，毕竟它在发明专利上也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大国，但这里说的“创新”，并不仅仅是说技术层面的创新，而是说一种文化、一个国家在自我突破层面对原有制度的变革能力。恰恰是在这方面，日本表现得相当保守，因为任何可能对系统现有的运作存在冲突的创新因子都可能被看作是破坏性的而被预先阻止了，如果要有所推进则可能遭到几乎是本能的抵制。阻碍这种变革的另一大关键还在于，日本社会还盛行着一种论调，认为日本的特性是其不容改变的文化根本，似乎哪怕它有问题，但如果改变了，那日本也就不再是日本了。

但凡可能革新或影响“系统”的力量，都已经被收编了，这就使得全社会没有什么力量能对原有的系统发起真正的改造。这在日本的政治制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自民党在1955年之后几乎是战无不胜的，但它很难说是一个政党，倒不如说是控制系统的一个执政集团，容纳了形形色色的官僚或官僚化的企业家，他们在利益上都是一体的，其实是这个国家的行政管理者。这种注重关系而非权利边界的倾向，很容易出现官商勾结（很多高官退休后都会在以前的下属企业得到一份高薪的闲职），且意味着国家的运作实际上依靠大量非正式的关系网络。

这样一个看似战无不胜的系统却有一个天生的缺陷，那就是无人有权作出政治决策来改变目标，换言之，“整个系统是没有舵手的”。这在冷战后的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外部环境不再像以前那样稳定时，面对变动不安的国际局势，日本却迟迟无法采取明确有力的变革之举。

说来讽刺的一点是：日本当下的种种问题，都是因为它以前做得太成功了。战后全国上下一心实现了战前无法想像的国家富强，而且国民作出自我牺牲来达成这一目标，几乎没什么怨言；但在实现这些目标之后要继续如何前进，却无人知道，更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来推动。“二次维新”的说法说了一遍又一遍，但到最后往往只是一些表演，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推动。

实际上人人都知道，日本需要某种“范式转换”，就像以前从农业社会毅然向工业社会转型所需要的那种推动力，如今向后工业社会、后冷战时代的转变也需要这样的变革勇气。这样的变革力量，要么孕育自社会内部（比如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要么有一群权力精英推动（明治维新就是如此），但前者需要容纳与现有制度化环境相异的创新/破坏思想，后者则需要明确的权力中心，这两者在当下的日本却都是缺失的。其结果，日本就像一艘在汪洋中的打转的大船，虽然船上的乘客有不少人明知道方向在哪里，但却无人能推动它向那个方向进发。

当然，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要想实现这样范式转换都是极其困难的，只不过欧美国家的“系统”相对开放，更有可能孕育新因子，而国家与社会之间也远不像日本那样暧昧不分，这使它无法像日本那样做到高度和谐稳定，有时甚至爆发激烈的冲突，但也由此不断孕育着自我更新的力量，使它更具活力。这恐怕也是日本的另一个致命弱点所在：实现全面控制的代价就是“系统”本身难免封闭，因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几乎是无法被彻底控制的。

到最后，日本可能面临着近代开国时相似的局面：由于“系统”已经高度稳定，缺乏自我变革能力了，此时唯一能推动它的力量就只能来自外部了，因为唯有外部环境才是它始终不可控的。它何时、以什么方式回应迫近的挑战，这很难预料，但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在一个权力中心缺乏决断力、甚至根本就没有权力中心的系统中，有效的行动取决于全社会一致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

*已刊2021-5-22《第一财经日报》，标题改为《日本，一艘在汪洋中打转的大船》 ------------------------------------------------------

商榷：

书名：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直译应是“日本力量的密码”

p.128：排位居中的那些大学，比如中央大学、明治大学、耶稣会运营的索菲亚大学和立教大学：Sophia University其实是“上智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