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危机：中心的丧失》导言（by 汉斯·赛德尔迈尔）

01 主题

艺术史研究的目的不仅指向艺术自身，这种艺术的历史也服务于人类的知识体系。

——W.平德尔

1789年之前的几年甚或几十年，有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它的影响范围之广，远超越于我们的想象。这一事件通常被我们称作法国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只是那场巨大的内在灾变之中，人们的眼睛可以看到的部分。对于灾变带来的真实情况，无论在社会实践领域还是精神领域，都没有人能够成功掌控它。

要了解那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是历史学家群体所面临的最紧迫最直接的任务，因为这个历史高潮对于我们而言，不仅是历史性事件，更是直接的、个人化的即时性问题，它直接开启了这个现代化的时代，这个我们居住在其中的时代。在它的启发之下，我们能够认清我们的处境；在它的启发之下，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身。

人类的命运以及艺术的功能可以明确地帮助我们走向这一认识。这个世纪以及随之而来的下一个世纪的一系列艺术表征，它们依靠自身得以孕育生成，它们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能清楚地理解新的、独特的事物，这些事物在这个时代生成，而且一经生成便将其自身强烈的、富于重大意义的色彩赋予这个时代。任何人若能看清这些表征现象，若能不只把它看作历史事实，而是作为症候，那么，他们就能得出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的诊断，而这也不会有太多的困难。因为毫无疑问，许多人确实感到我们这个时代病了。

通过艺术的语言去阐释我们的时代，显然已经有人尝试过这种实践——斯宾格勒就是这种实践的先锋者之一。但是，斯宾格勒以及其他的思想家，他们所侧重的不是时代的病症（这一点，对于我们的时代而言已经十分明显），而是寻求与其他时代相似的共性，在代表那些共性的方面进行探讨。

然而，十八世纪伊始，我们在艺术领域遇到了一些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精神世界的混乱，以至于有一天，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我们所无法理解的，艺术其实早已经将它的全部真相揭示出来了。事实上，如果不是恐惧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很可能已经猜到了真相，而且已经猜到了全部真相。因为，我们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去认清我们人类如今在历史之中所行进的位置，并且，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抵制绝望。

然而，稍作深思我们或许就会获得信心和勇气。仅仅是知识，即使是在最深的层面上将真理阐释出来的知识，也绝不能自以为是地认为它在时间的巨大尺度上可以占很大的分量。但是，比如，对待精神失常症，如果我们使无意识上升到意识的层面，并使它受到控制，这样也许会使失常的精神病症得以恢复正常。与此相似，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探究，正如其艺术所反映的那样，不能仅仅限于理论上的探讨——虽然甚至从最纯粹的理论兴趣的角度出发，在我们的时代，都可以得出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应该时不时地提供一些方法来改变人们的生存处境，来抚慰为数众多的不安的灵魂；因为使无意识上升到意识的层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任务，这不仅仅是为个人，更是为了人类整体，把我们的自我认知带到一个新的高度，进而让我们对真理有更清晰更直接的把握。

意识到艺术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来探索任一特定时代的基本现实的可能性，作者并非第一人，1939年，勒内·于格就这种研究的基本范畴给出了最初的界定。“艺术，”他写道，“是关于人类历史的故事，对于精神病学家而言，它和病人的梦境差不多。”——尤其当艺术稍微走错了方向，或者干脆完全偏离了原本的轨迹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艺术只是精神的间或偏离的状态，对于现实生活而言，艺术只是微不足道的事物，他们并不认为艺术能够深入生活的精髓，将现实的无意识奥秘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他们不认为艺术可以最坦诚最直接地披露现实。艺术可以毫无计谋地这样去做，就这一点而言，艺术可谓坦诚之至。时代之魂不再被面具遮蔽，它将自行袒露自身的一切，那些作为预知的言说所揭露的一切，那些最具情感力的，以及那些被群魔附体的，无一可免。

这段话大致上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纲领，但就目前的时代而言，具体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因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一种方法，把不相关的现象同与此相关联的现象区分开来，这样我们才能依据后者展开研究，作出诊断。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种诊断肯定是武断的。

就当下十九世纪的艺术而言，存在太多不真实、不真诚的元素，各种讨巧和矫揉造作的痕迹十分明显。正因如此，我们在一开篇不便于使用“风格”这一术语，因为矫揉造作的刻意安排与自发性二者之间的区分过于模糊，使人难辨真伪。这种伪善和真实性的缺乏恰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基本事实之一，到目前为止，它使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种种阐释的尝试的努力都变得晦暗不明，其结果可以说皆彻底失败。

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方法，令其辨别真伪，并且可以戳穿一以贯之的各种伪装。在分析人类的灵魂之时，它必须能够忽略理想类型的人和事物的表层结构以及所有依靠意识主动性支配的行为和姿态，取而代之的是，它尽力集中挖掘直觉的本能感受力和人的“执迷的状态”，令时代的灵魂彻底地袒露在我们面前。

这种辨别真伪的手段和方法，我将其命名为“关于批评的形式的方法”；它的基本理念如上文所述。在时代的精神得以实际表达的各种形式中，极难找到真正全新的形式。到目前为止，每一新时代所出现的绝大多数的新形式，都无外乎是前一旧有时代的旧有形式的变式而已。因为少有全新的先锋形式出现，所以在研究中，我们会选取这些形式最初出现的那段时期进行考察，将某种“新”形式的出现视为某种古怪反常、乖戾之物，某种标新立异之作，某种违背常规的，或者“例外”的新形式，来进行研究探讨。

比如，有一种激进的新形式，是使用球体作为整个房子的基本形式的想法所固有的。大多数人将这种想法仅仅看作一个愚蠢的笑话，或者不足为奇的疯言疯语，对于仁慈宽厚者，他们也只将它视为一次“形式的实验”。诚然，这次事件无疑属于疯狂之举，可是，如果它仅是一次偶尔的疯狂的话，我们就没理由浪费时间去理会它了。

一个荒谬无意义的想法，也并非全然没有意义。我们应该注重一种研究的标准，即着重去探索这种反常的做法是否恰恰能够暗示某种时代特征，并将这一时代的艺术性创作趋势引向某个特定方向，尽管有时人们的做法并非如此大刀阔斧，以如此夸张的形式呈现出来。法国一位令人钦佩的建筑史家奥古斯特·舒瓦齐曾简洁明了地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恰是那些任意滥行的创造，最清楚地表明了潮流的发展趋势。”——这些任意滥行的创造行为在每一时代的表现是不同的。因此，作为建筑基本形式的球体就是一个“批评的形式”，它表征了一个时代最深层、最隐蔽的精神内涵。它即症候本身，它既表征了建筑史自身的一种深刻的危机，也表征了人类整体精神性状况的种种危机。

在这里，我们开始处理无意识的领域，因为这些形式的真正含义对它们的创造者而言是隐蔽的，当要求他们对这些创造形式作出解释时，他们自己所描述的自己头脑中的创作目的，对于实际的创造物而言，是不全面的。

这里所采用的诊断方法在本质上注定是碎片化的，不够深入透辟，也是不全面的，尤其是当它的依据不过是基于对建筑和美的艺术的考察，而在十九世纪音乐的地位举足轻重，但音乐与文学、戏剧和电影一样，在这项研究中未被算作考察的对象范畴。可是，我们得承认的是，作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美的艺术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在其他艺术形式中很难找到，尤其对于我们目前这项研究的目的而言，这些特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的艺术能够提供一种“可视性”，而这种特质在其他艺术中有时很难为我们的意识所捕捉，或者只能以一种迂回复杂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之中。

02 命题的局限性

因此，就任何意义而言，这本书都不能视为与艺术史有关，它所试图去面对的问题也无关乎这一领域。它是对时代精神的批判，是对每一时代之中那些优越与卑劣的现象的一次诊断性尝试，这与通过艺术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一致。然而，将它界定为一部艺术史也许更有意义，因为此外它所尝试讨论的问题并非关乎诸时代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方面只是大致概括性地提到，更多的，本书所探讨的主要是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危险。

此外，本书所关注的是整个时代的基本的、统一的状况，所以，本书对不同时代阶段的讨论也只是以概括的方式展开。所以时代发展进程中的个体性事件不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本书研究的重点在于每个时代阶段中出现的新事物，而不是诸多具体的历史成因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本书中所得到的一些结论可供其他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甚至对于艺术史家而言，这些结论仍然是有参照价值的。首先，它开创了一个新领域，第一次将时代作为一个整体性问题来进行研究，就当下来看，各种研究主要是侧重于个别问题的讨论。这种统一性是基于各种多元现象提炼出来的，这些多样性的现象彼此之间差异很大——尤其就十九世纪而言，所以就目前来看，这类作为总体性研究的尝试的最终结论多少都有点混乱不清，而且，风格这一概念本身来自欧洲研究的古老传统，在这类研究尝试中作为一种研究工具也是无济于事，因为就一般的图像形式而言，如今的图像已经无法看出风格传统和秩序感。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混乱中却暗藏了一种汹涌而来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及时地发现它并给予定义，正是这些发展趋势赋予了这个世纪独特的特质；不仅如此，这种混乱现象本身也是这种独特性的一部分。这种独特性十分显著，它可以与欧洲艺术的每一个伟大时代的独特之处相媲美，只有把握了新时代的这个重要的、基本的统一性特征，关于它的一部详细的历史才可能被书写。然而，在开始这项工作之前，还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因为十九世纪艺术史的大部分仍具有一种无法穿越的原始森林的特征。

最后这一项任务当然不会在此尝试，甚至，这本书不会以所谓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艺术纲要的形式呈现，这本书也不会自称属于这一类著作；事实上，在最后几章里，作者将所描绘的有关于当下时代的图景，置于更大的过去时代的欧洲以至于整个世界的统一的艺术图景之中，这一尝试本身也只是简单概括式地论述而已。当然，艺术的伟大成就也不是从来都与某些特殊的危险毫不相干；但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艺术史研究的任务常常侧重于前者，而并非如同我们所做的，侧重于后者。

无疑，最后要说明的是，这是一项值得完成的任务，因为在混乱之中，这个时代确实有巨大的成就可以展示出来。这是一个充满着伟大才能和伟大个人魅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具有更深邃的精神思想，与之前任何时代的独创性精神相比，我们的时代精神更富有激情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