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
“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
□/徐强
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南迁，联合办学，先是在湖南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一学期后，迁往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系统而又逼真地再现了西南联大在那段烽火岁月里艰难办学、弦歌不辍的画面。全书既有简明扼要的校史，也有具体详尽的院系史，既有粗线条的勾勒，也有细腻的细节描写，展卷披阅，感人至深。
出于对一个人的景仰，当我拿起这本书时，首先翻看的就是法商学院政治学系的相关记述。这个人，名叫张奚若，时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有人把大学里的政治系谑称为“升官系”，经济系则被目为“发财系”，但是在西南联大，张奚若执意把政治系定位为政治“学”系，而不是“政治”系。虽仅一字之差，却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教育理念和追求。他认为，政治学系不是官员生产线，它的目标是为培养高素质的政治学研究人才打好扎实的知识基础，而不是培养政府官员，因此，学生需要的是钻研精神，而不是钻营手段。在一次迎新会上，张奚若向新生大泼冷水：“如果你们来政治学系目的是想做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国民政府不大喜欢西南联大的政治学系。如果你来此的目的是想当一个学者，我可以老实告诉诸位，四年时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在此读四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后你可以独立继续钻研。”不但对新生如此，对毕业班的学生，他照样浇冷水：“毕业后希望你们能继续研究政治学。为了生活自然要找工作，那么可以教教书。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
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的科学，必然涉及国家及其活动，涉及各种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必然要与现实政治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脱离政治实践的政治学，很容易沦为“乌托邦”的说明书。政治学系出身的人从事政治工作，在政府部门担任行政职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官位”上坐着一个内行的人，一般来说，情况没有坐着一个外行的人甚至文盲那么糟糕。——这些道理，张奚若无疑是明白的，然则，他为什么说政治学系的目标不是培养政府官员，而且不赞成学生去做官呢？我想，个中原因，大约如次：首先，大学不是衙门，政治学系也不是官场。大学是汲取知识、研究学问的殿堂，是专业成才、精神成人的圣地。一个人，在大学里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又在精神上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将来无论在社会上做什么，起码不会跌到“人”的底线之下，做人，是有良心的人，做官，也是有良心的官。其次，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吏治败坏，贪污成风，官场已经变成大染缸，伸手不见五指，张奚若希望他的学生能够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不主张他们混迹官场，同流合污。在这方面，他本人堪称典范。抗战初期，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个参政会只不过是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装饰品，名存实亡，于是拒绝参加，还把政府汇给他到重庆开会的路费如数退还，并在电报上说：“无政可参，路费退回。”当时教育部规定，大学里系主任以上的领导，一律要加入国民党，张奚若对此也是置若罔闻，拒不入党。再次，也许在张奚若的心目中，做官只是一时之事，做学问则是一辈子的事。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时局的变化往往出人意表，但不管哪朝哪代，都需要有人潜下心来做学问，传承文化，光大学术，以免薪尽火熄，后继无人。抗战一旦胜利，必定是百废待兴，国家从来都不会缺乏做官的人，但缺不缺做学问的人，就很难说了。——大概正是基于上述种种考虑，张奚若一直坚持他的办学理念，矢志不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毕业生，大部分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或者在新闻、出版单位任职，我想，这和张奚若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当然，在西南联大，张奚若并不是鹤立鸡群的人。那时的西南联大，上至学校领导，下至教授、讲师，大多是学有专长、个性强烈的重量级人物，比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陈寅恪、王力、叶公超、吴宓、钱钟书、卞之琳、雷海宗、钱穆、吴晗、张荫麟、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华罗庚、陈省身、吴大猷、萧公权、罗隆基、钱端升、陈岱孙、潘光旦、费孝通、顾毓琇……群星璀璨，光彩夺目。西南联大实行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的办学原则，正如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说：“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党义”是教育部规定的必修课，事实上，西南联大的学生从来没有上过这门课，但成绩单上一律及格。此外，教育部的不少“硬性规定”，西南联大也没有遵照执行，而是坚持走自己的教育之路。正是这种思想独立、自由民主的学风，为国家造就了一大批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杰出人才。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的委员，有118人出身于西南联大，而哲学社会科学部的54名委员中，西南联大教授占了11人，实乃一时之盛。
如果说，西南联大是一池水，像张奚若这样的人，则是一尾鱼。水，是鲜活的水，鱼，是自由的鱼，无拘无束，欢畅遨游。我想，这种境界，是那些竭泽而渔者们永远无法体会的。他们的辞典里，除了“功利”两个字，一无所有。正因如此，那一所学校——西南联大，那一个人——张奚若，那一瓢冷水——“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在这个日趋功利化的年代，时常令我心弦撩动，回眸神往……
□/徐强
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南迁，联合办学，先是在湖南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一学期后，迁往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系统而又逼真地再现了西南联大在那段烽火岁月里艰难办学、弦歌不辍的画面。全书既有简明扼要的校史，也有具体详尽的院系史，既有粗线条的勾勒，也有细腻的细节描写，展卷披阅，感人至深。
出于对一个人的景仰，当我拿起这本书时，首先翻看的就是法商学院政治学系的相关记述。这个人，名叫张奚若，时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有人把大学里的政治系谑称为“升官系”，经济系则被目为“发财系”，但是在西南联大，张奚若执意把政治系定位为政治“学”系，而不是“政治”系。虽仅一字之差，却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教育理念和追求。他认为，政治学系不是官员生产线，它的目标是为培养高素质的政治学研究人才打好扎实的知识基础，而不是培养政府官员，因此，学生需要的是钻研精神，而不是钻营手段。在一次迎新会上，张奚若向新生大泼冷水：“如果你们来政治学系目的是想做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国民政府不大喜欢西南联大的政治学系。如果你来此的目的是想当一个学者，我可以老实告诉诸位，四年时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在此读四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后你可以独立继续钻研。”不但对新生如此，对毕业班的学生，他照样浇冷水：“毕业后希望你们能继续研究政治学。为了生活自然要找工作，那么可以教教书。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
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的科学，必然涉及国家及其活动，涉及各种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必然要与现实政治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脱离政治实践的政治学，很容易沦为“乌托邦”的说明书。政治学系出身的人从事政治工作，在政府部门担任行政职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官位”上坐着一个内行的人，一般来说，情况没有坐着一个外行的人甚至文盲那么糟糕。——这些道理，张奚若无疑是明白的，然则，他为什么说政治学系的目标不是培养政府官员，而且不赞成学生去做官呢？我想，个中原因，大约如次：首先，大学不是衙门，政治学系也不是官场。大学是汲取知识、研究学问的殿堂，是专业成才、精神成人的圣地。一个人，在大学里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又在精神上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将来无论在社会上做什么，起码不会跌到“人”的底线之下，做人，是有良心的人，做官，也是有良心的官。其次，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吏治败坏，贪污成风，官场已经变成大染缸，伸手不见五指，张奚若希望他的学生能够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不主张他们混迹官场，同流合污。在这方面，他本人堪称典范。抗战初期，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个参政会只不过是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装饰品，名存实亡，于是拒绝参加，还把政府汇给他到重庆开会的路费如数退还，并在电报上说：“无政可参，路费退回。”当时教育部规定，大学里系主任以上的领导，一律要加入国民党，张奚若对此也是置若罔闻，拒不入党。再次，也许在张奚若的心目中，做官只是一时之事，做学问则是一辈子的事。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时局的变化往往出人意表，但不管哪朝哪代，都需要有人潜下心来做学问，传承文化，光大学术，以免薪尽火熄，后继无人。抗战一旦胜利，必定是百废待兴，国家从来都不会缺乏做官的人，但缺不缺做学问的人，就很难说了。——大概正是基于上述种种考虑，张奚若一直坚持他的办学理念，矢志不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毕业生，大部分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或者在新闻、出版单位任职，我想，这和张奚若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当然，在西南联大，张奚若并不是鹤立鸡群的人。那时的西南联大，上至学校领导，下至教授、讲师，大多是学有专长、个性强烈的重量级人物，比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陈寅恪、王力、叶公超、吴宓、钱钟书、卞之琳、雷海宗、钱穆、吴晗、张荫麟、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华罗庚、陈省身、吴大猷、萧公权、罗隆基、钱端升、陈岱孙、潘光旦、费孝通、顾毓琇……群星璀璨，光彩夺目。西南联大实行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的办学原则，正如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说：“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党义”是教育部规定的必修课，事实上，西南联大的学生从来没有上过这门课，但成绩单上一律及格。此外，教育部的不少“硬性规定”，西南联大也没有遵照执行，而是坚持走自己的教育之路。正是这种思想独立、自由民主的学风，为国家造就了一大批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杰出人才。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的委员，有118人出身于西南联大，而哲学社会科学部的54名委员中，西南联大教授占了11人，实乃一时之盛。
如果说，西南联大是一池水，像张奚若这样的人，则是一尾鱼。水，是鲜活的水，鱼，是自由的鱼，无拘无束，欢畅遨游。我想，这种境界，是那些竭泽而渔者们永远无法体会的。他们的辞典里，除了“功利”两个字，一无所有。正因如此，那一所学校——西南联大，那一个人——张奚若，那一瓢冷水——“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在这个日趋功利化的年代，时常令我心弦撩动，回眸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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