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不记得在什么机缘巧合下买了这本书，大概是看了书名出于好奇吧。尘封了好几年才被我又翻出来，刚好最近对近现代史比较感兴趣。这本书整体读起来有些沉重，只适合在闲的时候保持很好的心态的情况下去读它，当然历史研究或文化学者除外。

1894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那离我们太遥远了。虽然上学时历史课总会提到甲午战争，也介绍了近代中国是如何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但历史书中从来没有讲过那个时代的中国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如果用“水深火热”来形容的话，究竟是有多水深火热呢？这本书中所描绘的川滇及西南边境的风俗人情，大概可以算作那个时代的社会缩影。尽管从作者的言辞中常常读出傲慢和偏见，但他在最后既保留了自己对中国人的善意的猜忌和误解，又在深入了解后承认自己的误解予以澄清并记录，所以作为纪实游记还是可以读一读的，从中可以了解十九世纪末西南丝绸之路、古道古驿以及沿途各阶级人民的真实生活境况。

在作者笔下可以窥见的是，当时底层百姓的水深火热。而给人的感受，只能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形容。生活在鸦片泛滥、疾病肆虐的西南边境地区的中国人民，其不幸程度要远远超出鲁迅先生笔下的悲剧人物。

最怵目惊心的是第八章和第十一章，第一次听说“杀婴罪”，竟然还在昭通和东川两座城市堂而皇之地流行。

“一株株被视为神圣的雪松，以及隐蔽在它们的枝叶下的那些神庙，在坝子上星罗棋布；桃花和梨花正在怒放；田里的庄稼正在成熟。一路上有大量的黑脸山羊，还有短角黄牛，以及到处可见的水牛。平路上有黄牛拉着的原始两轮车，在尘埃中辘辘而行。沿途有一些土屋构成的村庄，潦倒颓败，到处显露出贫困和饥荒的迹象。”

贫困和饥荒以及城里的惨淡景象与“神圣的雪松”和“神庙”形成强烈反差，简直是莫大的讽刺。作者接下来呈现的是“一个被不断发生的瘟疫和饥荒毁灭掉的地方”。

“在这个饱受饥荒打击的地区，最主要的不幸是把女童作为奴仆出卖……你想买多少就可以买多少，甚至可以白得，只要跟女孩的父亲达成协议……”

“在这种处于饥荒的城市，杀婴罪普遍得可怕……可是，杀婴罪仅限于侵害女性儿童，儿子则允许活下来以延续香火。”

“死去的小孩，而且经常是还没死的婴儿，被仍在坟堆之间的野地里，人们在早晨会看见狗在撕咬这些躯体……穷人死去，都是草草埋葬，埋得很浅，结果被狗吃掉。”

骇人听闻的杀婴罪，即使作者描述或有夸张成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并非无中生有。这种对生命的轻鄙和暴弃，实在令人不寒而栗。贫穷或许是一方面原因，可现实是他们的贫穷好似一个无底洞，物质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贫穷是个恶性循环，而社会的阻力也是不得不正视的因素。

在封建社会，阶级差异甚至高于人性、人权（在作者笔下的昭通地区几乎无人权可言），卖女童为仆在中国大约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生活在底层的贫困人民的愚昧和上层阶级的剥削共同导致了这样的悲剧。可是如此普遍的杀婴罪却更令人发指，并且被遗弃或死去的只有女婴，重男轻女的思想大概已经吞噬了他们的灵魂，使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都变成了贫瘠的荒凉之地。

对待无辜的婴儿弃之如敝履，如果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过，或许就能明白近代革命者的决心有多大。这绝不是我们想要的中国。可我们的五千年文明呢？

“中国也许未开化并且急需传教士的到来，但就在我们高贵的大不列颠人还是披着破布的涂颜料的原始人，在森林里刨食时，中国早已具备优雅的礼仪，早已具备属于现代文明、使用大量最令人愉快的谦恭用语的人际交流。”

细品这番对比，更像是作者的反讽，同时也是个令人困户的问题。近代中国的落后野蛮程度之深，与千年文明古国显然是不相称的。但历史好像就是这样，大多数文明古国都难逃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

其中一个原因，我想是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拥有这么多民族和文化，而且长期以来，中央王朝对云南等偏远地区采取的都是半自治的政策，所谓天高皇帝远，甚至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所以战乱年代边境地区百姓之苦尤甚，怵惕恻隐。

如果说文明礼仪只属于贵族阶级，那他们何以发明出鞭刑、笞刑等各种有违人道的酷刑？除了封建君主的暴虐，我想还有别种解释，那大概是关于普遍存在的人性的黑暗面。作者巧妙地把昭通的所见所闻引申到中国人的刑罚上，诚然中国古代的酷刑是属于理应被摒弃的糟粕，可这人类的糟粕并非中国独有，世界上任何一个从君主制过来的帝国都该经历过这样藐视人性的阶段。只是中国人的耐受力的确要超出其他民族，这或许可以解释中国的封建社会以及它带来的毁灭人性的糟粕为什么能持续如此之久吧。

“没有什么人所受的刑罚比中国人所受的更残酷，原因显然是华人的知觉神经变得迟钝或进化受阻。如果谁见识过华人不用麻醉而忍受外科手术之痛的那种韧性，谁见识过他们身处污秽和恶臭之中却茁壮成长的那种从容，见识过他们在枪炮、爆竹和锣鼓声中睡觉的那种安宁，见识过他们眼睁睁注视低等动物痛苦死亡的那种淡漠，还会怀疑前面的结论吗？”

此处对中国人韧性、从容、淡漠的描绘很生动贴切，中国人毋庸置疑地拥有在各种恶劣环境中的生存能力，但这与知觉神经无关，而是一种西方人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中国人因为这种面对逆境和死亡的从容淡漠，导致洋枪洋炮们得寸进尺，民族岌岌可危，但同时中国人也正是凭借这样一股坚韧顽强的力量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和侵略者而获得了民族独立。

全书作者都无时不透露着身为洋人的民族优越感，在旅途中享受着各种优待。对传教士赋予至高无上的评价，而对中国人则充满了不信任。但在中国长途跋涉的游历让他相信在某些问题上中国人确是被不公平地对待的。

“中国或许是一个野蛮国家，许多传教士也如是说，而且此说成为时髦。但是让我们用片刻功夫来看看事实。在过去的二十三年里，各个国家、各种气质的外国人深入大清帝国，无孔不入。固然某些人曾被遣返，某次偶然骚乱曾导致一定的财产破坏。但是被杀死的外国人屈指可数，而且不可否认，在这些事件中，大多数情况是白人的轻率导致自己被杀。同时又有多少无辜的中国人在文明的外国被成百上千地杀害呢？”

作者在旅途中所见所闻的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让人心痛，而他最终能以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记录下沿途的风土人情，并且理性地澄清了一些西方文明人不敢承认的事实，也算赢得一些好感。

此外作者也花了大篇幅来论述传教士、鸦片、大脖子病、中国的苦力以及中国人民的性格特点，有中肯的评价，也有不少偏见难以苟同，留给读者自己揣摩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