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幽灵”

写在前面：鉴于我总是弄丢东西，这是“当代文学经典文本细读”课程论文的存档。虽然得分不高，但写得还是挺开心的。想补充的是，其实端丽面对的无非是“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大部分时代，这个问题被安排得妥妥当当、不给人们思考的余地；但总有一些时候、有一些人，想要突破巨灵的安排，再去追问一下。可能追问的结果依然是没有答案，但……时至今日，我依然相信“应当如何生活”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创意写作题。我愿意用这一生书写我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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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于198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流逝》[①]中，叙事从1966年的冬天开始，直至1978年的秋天结束，跨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又向后延伸了两年。叙事由此被劈成两段。在这两段叙事中，总存在一个“过去的幽灵”不断扰动着端丽一家的生活和端丽的内心。对于文革十年而言，幽灵是文革之前端丽一家作为“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惯习与记忆，而当这一过去的幽灵似乎终于被摆脱，端丽一家已经建立起新的生活秩序之时，时代转折点又一次到来，文革前的秩序重新被恢复。于是，关于“文革”的记忆又成为了文革后不断困扰端丽的幽灵。

端丽与“幽灵”的对峙、文革十年在小说中人物身上留下的不同印迹，实际上是某种更为普遍和抽象的时代症候的显影：到底要怎样理解 “文革”与“文革”前、后历史的关系？站在王安忆写作的80年代初，这个问题进一步明确为：80年代所试图建立的“新”秩序，与文革前、甚至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前的社会现实，以及文革中的实践，分别有着怎样的关系？在《流逝》中，76年所开启的时代似乎是对文革前秩序的全面恢复，和对文革的全面否定，可是，正如端丽在不断追问的——真的就没有什么留下来吗？这十年是否真的就是一片空白；如果是一片空白，这十年的意义在哪里？

一、第一个幽灵：遭遇与消解

小说前半段（一至六章）营造了一个非常丰富的话语空间。这一阶段主人公端丽保持以及新建的社会关系，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不同阶级、不同年龄、不同性别，每个人都会面向端丽，同时也是面向读者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从而为我们展现出文革的统一背景下，不同个体由于其先在的特征而面临的不同处境。如果我们借用社科领域常用的“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的范式来分析端丽这一人物，就会发现她的微观系统（即她自己的生活和思想）为其中观系统（她和其他人的社会关系）所高度影响，又保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这两者都受到宏观系统（时代、地域及附着其上的历史文化）的影响。时代的变迁促使端丽的社会关系发生重组，文革前的朋友不再往来，旧的社会关系中仅仅留下家庭关系，因其最为稳定；而新建立的社会关系则和新的社会活动不断相互催生，向端丽的生活中引入新的元素——因为不得不外出买菜，端丽才会在排队遭到质疑时意外得到阿毛娘的帮助，和阿毛娘一起回家的路上才会与金花阿姨相识，正是金花阿姨为端丽介绍了工作：先是帮人照看小孩（庆庆）、再是前往工厂，从而结识了包括梁阿姨在内的工友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都是发生在家庭之外的“公共场合”（菜场和工厂），此时端丽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进行社交和活动；对比文革前后，端丽的社交几乎仅是依附于丈夫参加各种派对，依然局限于“私”的领域。

“文革”所力图建立的新秩序并没有真正渗透“私”领域。端丽生活的家庭内部鬼影憧憧，所有人都还不同程度地活在过去，固守着过去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世界观和审美标准，以及一套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划定自己的阶级优越性和地域优越性，排斥与他者的互动。这在他们对于“门”的处理上可以最明显地看出：楼下新搬来的工人，阿毛娘一家的大门是敞开的，端丽下楼倒垃圾时可以将屋内一览无余，同时和阿毛娘互相观看；而端丽一家的门则自始至终紧闭，从街坊的好奇可以看出，这在弄堂里是不多见的，本身即宣誓一种特殊性与对外部世界的拒绝。通过这种自我隔绝，端丽一家在家庭内部实现了某种过去的延宕——在生活变迁的表面之下，过去的精神结构在继续。文革仅仅意味着生活水平的降低和被迫的俭省，意味着“语录包”和“红袖章”对于生活的入侵，甚至意味着新的话语的习得——就像文影在母亲开始念叨父亲置办家业的辛苦时所脱口而出的“那都是剥削来的”；可是这些入侵是如此浅表，并不能撼动这家人内在的生活逻辑——文影紧接着说的“你不要讲了好吗？给人听到有不太平”，对文革所强加的“新生活”“新理念”的接受更多是出于一种无奈的自保，这也是为何在76年平凡之后，这一家人迅速回归了文革前的生活，似乎文革从未发生过——它的逻辑确实从未真正进入这个家庭。

因此，在家庭内部端丽其实不断遭遇幽灵的重访，这些幽灵集中附着在她的丈夫和小姑身上，前者的游手好闲、后者的自私骄纵，在文革前后都没有改变。然而，随着端丽自身的成长，她越来越能自觉于幽灵的存在——她意识到在幽灵的掌控下，这家人都是“是用金子铸的。倒是贵重，却没有生命力”，首先将幽灵从自身外化出去，继而才能摆脱它的影响。

如果端丽一直困守在家庭内部，那么她也将一直在幽灵的掌控下生活。所幸的是，为生计所迫而不断外出走动，促使端丽遭遇了更丰富的外部世界，这个世界对幽灵的打击是致命的。当然，一开始与异己的遭遇只会产生强烈的隔膜与不适，继而唤起幽灵。小说中最重要的两个场景，菜场与工厂，一开始都使端丽感到不适、在其中她也不自觉地延宕此前“小资”的习惯——排队买鱼时她觉得把号码写在衣服上像对待囚犯，因而让人把它写在“前襟的一角”，最后蹭掉了。掌秤的女人的话“要什么好看？要好看就不要吃鱼”其实一语道出了两种冲突的逻辑：“要好看”属于资产阶级的审美趣味和做派，这和底层大众的逻辑——“要吃鱼”所代表的生存本位格格不入。当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被抽去时，端丽们被迫向底层大众靠拢。可是仅仅是生活水平的靠拢不足以让端丽们自觉于两种逻辑的存在，只有在与后者不断的具身相撞，在这些语言——卖鱼女人“要好看就不要吃鱼”、阿毛娘的“自己工作就是了”的不断冲击之下，才能觉知到后者的生存哲学和智慧并最终产生认同。

仅仅是与他者的时空交接，还不足以使端丽彻底摆脱幽灵。端丽需要使自己的生命真正进入另一种时空，这是通过具体的“劳动”实现的。“劳动”在这篇文本中的地位已为学者多角度加以探讨：尽管端丽主要是出于补贴家用的经济目的参与劳动，劳动“只被认为是‘自私’的个人经济行为，只与‘实惠精神’挂钩而无关政治宏旨”[②]，但不同于“实惠精神”的行为法则、价值取向和精神结构仍在不知不觉地生成，包括节约的乐趣、创造的喜悦，并和自己的劳动果实产生了感情联结，甚至在阿兴来收走她做出的零件时都有点舍不得；劳动一方面促使端丽获得的经济收入并掌握了在家庭中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也真正充实了她的生活，促使主体性的生成。但笔者认为，这些都并不能使端丽真正摆脱过去的“幽灵”，劳动的意义感难以持久，很快便会变为枯燥无聊，重要的是接受、习惯这种枯燥无聊，并找到熬过它的方式，“挨到工作操时间，她赶紧放下活儿，站起来同大家一起走出工场间，站在弄堂里，她觉得很惬意”——真正融入工人阶级生活的表征并非认同劳动、认同“自食其力”，而是明白只有劳动才能生存，劳动并非意义的来源、生活的目的，而是生存的必要手段；这才是端丽们曾经将生存-劳动割裂，进而轻视劳动的反面，也是端丽此时能够和其他工人站在一起的基础。而当端丽后来回归资产阶级的生活时，她不再需要劳动就可以生存，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上述逻辑，那时她对劳动的怀念和渴望已经是将劳动看作了意义的来源，这注定了她不会再回到工人阶级中去。

至此，端丽已经不知不觉完成了自我改造，此后的一系列事情——处理文影的婚事、独自去江西帮文光迁回户口，对她来说都已经驾轻就熟，本质上是由于她已经摆脱了曾经对于曾经异己事物的恐惧和想象——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内部生产出的对于工人阶级、外地人甚至精神病院的神话；这种转变进一步是由于，这些已经不再是完全异己的他者了，而成为端丽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和重要的生命经验。通过进入这些曾经异己的世界，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融入，它们进入端丽的精神生活并进而完成了她精神结构的重组，幽灵在新的精神结构中不再有容身之所。

二、第二个幽灵：浮现与追寻

好不容易重建起的生命秩序，在文革结束后、旧秩序全面复归之时似乎变得不堪一击。如前所述，最重要的基础没了——劳动对于生存而言不再具有意义，“就是不工作也能过得舒舒服服”。但是，端丽最初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对她而言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惯性——在来来和咪咪那里这种惯性更为彻底；面对来自丈夫的辞掉工作的建议，她的反应是“有点茫然”，而她舍不得辞掉工作的原因也仅仅是担心再次发生变故，“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唯有职业是铁打的”，这种不舍是源于文革十年中所培养起来的劳动观——劳动被认为是生存的必要前提，失去劳动的机会使人不安。于是端丽通过请假，进入了不去工作又能保住工作的状态，“不去工作”是资产阶级幽灵的复活，与此同时，被保住的工作又成为了新的幽灵，成为在小说结尾制造悬念的道具。

随着工作一同成为幽灵的是文革中建立起的那些社会关系，重新见到工友们时端丽“背心出了一层汗”，与金花阿姨分手时端丽“背心上又出了一层汗”，阶级的鸿沟重新出现并将她们隔在了两边，注定不可再弥合。吊诡的是，当端丽仍对工作有所留恋时，反倒是工人们更能站在端丽的阶级考虑问题：“你也是有福不会享。叫我是你，真不来做这种短命生活”，一方面体现了劳动的艰辛，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践所想要赋予“劳动”的政治和社会意涵从未普遍实现，劳动仍然只能作为生存的手段而非意义，将“被改造”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弥合在一起。当端丽拥有了不劳而获的物质基础，离开了劳动及建立在共同劳动之上的那些社会关系时，她同时也就退回到了曾经的、围绕着家庭建立的小社会中，而这一小社会的主导权则重新回到了习于不劳而获的丈夫文耀的手中，这个曾经在幽灵笼罩中、拒绝改变的人，平滑地过渡到了“新时期”，并用其价值观对端丽展开了新一轮的规训。

在前半段叙事中，“幽灵”随着新生活的建立慢慢消解，后半段的“幽灵”的路径则恰恰与之相反。如叙述者所说：“十年的苦难，留给每个人的经验都是不一样的，而在一个人的每一个时期也都是很不一样的”，就端丽而言，幽灵的出现在一开始便很快被压抑、否定，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从生活中消失——“她决心好好生活，像文耀所说的，赎回十年。她以为那十年是白过了”；反倒是资产阶级的生活完成重建后，幽灵的浮现才变得无可回避，并最终诱使端丽主动反思与追寻。生活变化的一个表征是对于“时间”的使用：在围绕“劳动”构建起的生活节律中，时间就是金钱，需要跟着时刻表和工厂的铃声安排生活；和劳动脱钩之后，时间失去了经济价值，变成了多得用不完的东西，变成了要消磨而非抓紧的对象。南京路上“人们像排成队似地慢慢行走着”，一开始端丽总想快点穿过人群，她想起了过去的忙碌、渴望悠闲却不得，同时进一步想起了“更远的过去”，自己习于悠闲。此时多重时空降临了，站在时代的岔路口上，端丽似乎只有这两种选择。她倒向了后者。随着阿毛娘的最终搬离，端丽的生活重新变得均质同一，休闲享乐成为唯一的逻辑，曾经那些异质性消失了——“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切，都恢复了”。

然而随着“新生活”的建立，端丽却感到一种“陈旧感”，她感到“退回了十几年”。一系列形容词——“惆怅”“忧郁”“百无聊赖”“烦闷”“恍恍惚惚”“迷失”“失重”“寂寥”“疲倦”“烦躁”……标志着幽灵日益频繁的浮现。此前，当端丽发现家人们身上又冒出文革之前的臭毛病之时，她也会感到怅惘，会想——“熬出头来了，该吸取一些什么经验教训吧！生活难道就只是完完全全的恢复？” 但是，这些都只是当遭遇了不如意，例如被女儿顶撞、和小姑闹矛盾的时候才会发生，她期待的是十年生活能够让人们忆苦思甜、习得一种“实惠精神”；她思念的更多是文革时那种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可是，随着生活的全面恢复，一种更日常的情绪造访了，那就是无聊、无意义。小说并没有深究这种“无聊感”的来源，似乎只是没有事做——“很想找点事来做做”“没有什么事等着她”，然而只是无事便会导致无聊吗？在文革之前，端丽一样没有事做、悠闲度日，却并未感到“无聊”；因此可以推定，这种“无聊感”一定程度上是和文革中的经历有关的，是在文革中高度充实的生活反衬之下才得到凸显。

或许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一点，端丽展开了半主动的、对于幽灵的追寻，也即对过去十年的反思——

岁月，毕竟不会烟消云灭，逝去得那么彻底，总要留下一点什么。要想完完全全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情那景，是不可能的。端丽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得滋味：好像是安慰，又好像是悲哀……

“是过去了。”端丽同意，可是她却想，要真是这么一无痕迹，一无所得地过去，则是一桩极不合算得事。难道这十年的苦，就这么白白地吃了？总该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吧！难道，我们这些大人，还不如咪咪吗？

端丽所希求十年留给自己的东西，实际上是通向意义的秘诀，摆脱无意义的门径。那十年高度充实的生活，劳动和创造的快乐、不断搭建的新的社会关系、不断展开的新世界、所感受到的主体性和力量，能否脱离文革的具体情境而抵达一种普遍与恒常？端丽实际上也隐约感受到这一点——十年与今的不同确实就在于劳动，在于“自食其力”，并试图回到工厂上班以解决无聊感。可是她“心里又有一些发虚”，工厂恶劣的环境、工作的枯燥辛苦、工友的粗俗轻薄，重新成为异己性的东西。不再有生存的紧迫推动她去融入这个异己的世界了。在这里，劳动既不像对工人阶级而言是生存的手段，也不像对在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来来和咪咪那样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端丽将劳动当作意义的来源、逃离无聊的出口，这必然对劳动本身提出了要求。

靠近结尾处，小说通过文光展现了在工厂生产以外，另一种“劳动”的形态：文学创作。劳动并非出于生存所迫，而是自主的选择；并非生存的手段，而成了生活的目的。结合文光所给出的答案，“人生的真谛实质是十分简单，就只是自食其力……用自己的力量，将生命的小船渡到彼岸……”，似乎给出了通向人生意义的完美解答。但是这种意义上的“自食其力”仍然是一种特权。小说不断唤回属于另一个阶级的阿毛娘、金花阿姨、梁阿姨，提醒我们无法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来谈论“自食其力”，不同阶级的“自食其力”是不平等的，要么建立在“剥削”之上、要么无法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将工人们的劳动和文光的“劳动”打着“自食其力”的幌子一概而论，仅仅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安慰剂。如果说，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于“劳动”意义的建构一旦脱离了经济基础便是虚幻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劳动依然只能是经济的来源、生存的手段；那么后三十年对于“劳动”内涵的重构依然是虚幻的——是以社会不平等的复归与社会撕裂为代价。在这里，文本留下了巨大的缺口，个人的意义建构和社会正义之间似乎存在无可回避的张力。

三、结语：流逝的与留下的

不同于对“文革”前后的“断裂”想象，幽灵的不断造访实际上连接起了端丽及其一家“革命前—革命—后革命时代”的人生，同样也连接起了三个看似断裂的时代；端丽对自身过去十年经历的追问，也可以看作是对整个时代的追问。

如果把“过去的过去”看成是“过去”所想要极力摒弃的幽灵，那么80年代的“当下”便是这幽灵的复归，与此同时“过去”自身也成了另一重幽灵，变成了新时代所要抛弃的对象。而两重抛弃所导向的却是“负负得正”，时代的转换沦为简单的“翻烙饼”。小说中对拨乱反正之后端丽一家生活的描述——完完全全地恢复到了文革前，正是暗示了历史的循环；不仅是端丽一家，楼下工人家庭的生活也回到了文革前，阿毛娘临走前的话——“还是老板有钱，住洋房，工人穷得叮当响啊”以及端丽担忧中他们搬回“棚户区”的命运，意味着在不同家庭、不同阶级内部生活的全面恢复以外，宏观层面的社会秩序也恢复了——阶级的鸿沟重新拉开。

值得注意的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书写“伤痕”的浪潮有意无意地为这一社会秩序的恢复张本，对旧秩序的否定构建了新秩序的合法性。而《流逝》则绕过“伤痕”、不再谈在文革中失去的东西（尽管确实失去了很多），转为追问它是否能留下些什么。

小说没有也无法直接回答在制度层面上留下了什么，小说展现的“留下”，依然是在具体的个人身上体现的。同样是“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再教育”，大多数“伤痕小说”强调在文革前后，推行这种再教育的手段的非正义，由此为整个社会带来的创痛；而《流逝》对这一部分轻轻带过，通过叙写主人公端丽的成长——实际上是通过和社会上的各色人等不断接触、融合，进而发生的精神结构的转变，说明了这种“再教育”成功的可能，或者说即便未能完全成功，也并非无意义。多多下乡回来之后发生的转变也可以与端丽的经历互证。小说并没有体现这种再教育本身有什么问题，她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成为了更“好”的人；问题恰恰出在76年以后这种再教育的中断——是旧秩序的复归、重新成为主流，造成“新时期”这种再教育的意义的失落，进而造成了经历了蜕变的端丽的困惑。

在小说前半段，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诸如此类的意义也在不断生成：无论是个人层面的成长，还是家庭层面的爱与彼此支持，还是社会层面的平等；小说的后半段则由这些意义的失落的怅惘，走向“有没有留下什么”的疑惑，继而走向了回溯与找寻。实际上小说自始自终没有回答留下了什么，只是提示我们，所要寻找的“留下”的东西恰恰是在已流逝的时光中生成的；这些东西最终未必实际地留下，但端丽（以及背后的作者）希望它们能留下。

端丽在似乎全面恢复的生活之中翻找过去的瓦砾、以期捡拾出某些意义，对当下的生活有所帮助；这种姿态也给予整个时代以启示，成为七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另一种声音：只有超越抛弃、否定的逻辑，不断地捡拾、留下些什么，时代的转换才不会沦为简单“翻烙饼”，在历史经验的启示之下诞生新的路径；也许这便是“过去的幽灵”存在的意义。

[①] 本文对于小说原文的引用均参考王安忆：《流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②] 董丽敏：《性别、劳动与“主体”建构难题——重读<流逝>》，《文艺争鸣》，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