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绪山 | 汉学名作 《东域纪程录丛》
罗伯特·马克拉根 （Robert Maclagan） 将军是裕尔生前的好友，他在讣告中称“裕尔的逝世是皇家地理学会的损失，是所有对地理学研究与发展感兴趣的人们的损失，是众多朋友的损失。”他回顾了裕尔终生的事业，特别指出了其学术研究的特色：
裕尔上校做过游历，并将见到的一切很好地加以利用，但他不像旅游者那样博取荣誉。他具有罕见的地理学才干，以及同样出色的批判才能：他知识宏富，博闻强记。由于具备这样的才能，他能够正确地衡量其他旅行家们的著作，辨识这些人的作为所具有的真正结果与价值，认清他们所见到的事物的确切意义，以及他们所做陈述的影响。由于他准确地选择研究目标，所以能够解决遥远国度和久远时代的地理学问题。他所有的著作，都追求准确与完备，为达此目的而不遗余力。他遍寻一切合适的证据，无论是鲜活的还是古旧的，都在他搜罗之中，他知道证据在何处。……裕尔上校经仔细的研究与调查清晰地得出结论。读者不会不明就里地接受他的结论：他的资料来源及其所做判断的依据，都被充分而清晰地陈列出来。
确如评论所指出，裕尔的学术研究的特点是非常突出的：一是他善于将自己的阅历转化为学问，娴熟地将他在东方 （尤其是印度）服役时所获得的实际知识运用到东方学研究。这在他所做的众多高质量的译注中明显地体现出来。二是他对研究对象的判断能力。他对中世纪旅行家的作品不遗余力地搜集，其完备程度是空前的；他对这些作品在欧亚交流史研究上的价值的重视，也是前所未有的。裕尔的著作引起了西方学术界对中世纪游记的持续关注与重视，唤醒了地理学家、东方学家以及大众读者对中世纪游记中对中国记载的兴趣。三是裕尔的研究充分利用了19世纪下半叶殖民网络中的知识体系，使他对原始资料的研究与以往研究成果的借鉴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许多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此外，裕尔文笔简约，要言不烦，使其作品呈现文字明快，观点明晰的特点。
《东域纪程录丛》 于1866年由哈克路特学会出版时，由于它“几乎囊括了迄至当时所知道的有关东方历史的全部知识”，所以很快便成为“所有从事古代和中世纪远东研究者的便览手册”，“对于所有感兴趣于中国、中亚历史地理，乃至更广泛的亚洲历史地理的人们”，成为了“必备的研究指南”。《东域纪程录丛》 的出版，使裕尔作为中世纪地理研究权威的地位迅速得到承认，这种地位与声望更由于 《马可·波罗游记译注》 在1871年的出版而得到加强。《马可·波罗游记译注》 被西方汉学界认为是最好的注释版本，19世纪的博学的不朽之作。1875年 《马可·波罗游记译注》 出版第二版，封面上注明了裕尔获得的各种头衔，计有：英国皇家工程师 （孟加拉）、意大利地理学会荣誉会员、巴黎地理学会通讯会员、柏林地理学会荣誉会员、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荣誉会员，等等。 1903年经考迪埃修订后出版第三版，1920年经考迪埃再次修订重印时增加一卷 《注释与附录》，质量更趋完善；1975年重印，1993年出新版。在我国，2018年该书第三版由中西书局以影印形式出版。
《东域纪程录丛》 与 《马可·波罗游记译注》 呈现出连续性与系统性。从设计看，裕尔最初的目标显然是完成 《马可·波罗游记译注》，而 《东域纪程录丛》 实际上是为完成这个目标所做的准备，但是，鉴于“不太著名的中世纪作家留下的关于中国的诸多断篇残章，可以彼此阐明，对 《马可·波罗游记》 的研究大有启发”，而且这些作品尚有一些不为英语读者所了解，所以他决定将这些作品全部汇集起来，进行全面彻底的译注。在他的心目中，马可·波罗是“中世纪旅行家之王”，中世纪旅游家中的巨星，他有权享有自己的天空，不与其他小行星并列。在这样的想法指导下，裕尔将马可·波罗以外的中世纪旅行家的游记汇成 《东域纪程录丛》 一书，而将 《马可·波罗游记译注》 作为独立的一书。
《东域纪程录丛》的标题直译是：“契丹及其通往那里的路中世纪中国闻见录”。“契丹”（Cathay） 是著作标题中使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名词。这个名称有多种写法，以欧洲人的使用习惯，这个名称指的是13、14、15世纪的中国。它源于契丹，即建立辽朝与宋朝并立的契丹人。那么，为何不用更为人熟知的China一名？我们知道，西方历史记载对中国的称呼很多，以海路与陆路两个不同途径分成两个系统。由海路到达印度，自印度人那里获得的对中国的称呼是Cin、Cini、Cina或Cinasthan等，最终转换为现代人所熟悉的China。从陆路接近中国时获得的中国名称则较复杂，希腊罗马时代称作赛里斯 （Seres）、桃花石 （Taugas）；契丹人在中国北部建立辽朝 （907—1125年），以及辽灭亡后其余部在中亚建立西辽 （1124—1218），使亚洲大陆上的其他民族如俄罗斯人、波斯人与突厥人熟知其族名契丹，并以此名称指呼中国。西辽灭亡以后，“契丹”之名沿袭下来，用以称呼中国。蒙古时代的欧洲旅行家游记 （包括 《马可·波罗游记》），都用Cathay这个名称指称中国，甚至在15世纪末哥伦布从事航海所寻找的国家仍然是Cathay。近代以后，西方人终于明白Cathay与China实际上是同一个国家，从而实现了China与Cathay的接替。《东域纪程录丛》的目标是译注近代以前西方旅行家关于中国的记载，完成一本中西交流史的资料辑注，其中虽包含了古代作家的文献记载，但以中古之世Cathay之名居于主导地位的时期的文献资料为多，这显然是裕尔著作标题选用Cathay的原因。
《东域纪程录丛》 于1866年初版时分为两卷，1913—1916年修订时分为四卷，形成后来看到的规模，但增补的内容主要是注释，基本游记资料并无增加。第一卷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对本著作各卷所涉及的相关作者及其著作中关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材料的价值进行分析和评论，具有序论的性质；后一部分是古代、中世纪时期 （西方） 一些作家著作中关于中国的记载片段及其译注。其他三卷的内容分别是：第二卷为鄂多立克游记译注；第三卷是对这一时期派往印度、中国的传教士所写信函和报道，以及拉施丁、裴戈罗提和马黎诺里等人关于中国记载的译注，第四卷是伊本白图泰和鄂本笃游记的译注。从内容上看，新航路发现前所有西方作家关于中国的记载皆汇集于此四卷书中，加上另外译注的 《马可·波罗游记》，亨利·裕尔基本上完成了西方古代、中世纪所有主要作家关于中国记载的搜罗和译注。现在我们所译出的是该著作的第一卷，即序论 部分。
《东域纪程录丛》 的出版是英国地理学界的大事，其影响在英国最为直接且显著。皇家地理学会主席默奇森 （R. I. Murchison）在学会的年会上对该书多次表达高度的赞赏。1867年3月11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在伦敦召开1866—1867年度会议，他在评论一篇研究中亚阿姆河的论文时，提到裕尔的著作说：大约从1300年到1500年这两百年的时间里，欧洲人拥有一种至今不可企及的手段了解中亚的地理；那时经常有使团从欧洲的宫廷被派往中亚的蒙古之地，这些使节大部分保留了其行程记录；地理学会的准会员裕尔上校最近对这些记载进行了综述，让公众读到了一部极有趣的著作 （《东域纪程录丛》），对于这部著作，给予何种高度评价都不为过，对于地理科学的爱好者们，如何强烈地推荐这本书都不为过。1865年阿古柏 （Yaqub Beg，1820—1877年） 入侵新疆，英国与英印当局高度关注，中亚成为英国学术界的重要话题。1870年5月23日皇家地理学会召开1869—1870年度会议，默奇森谈到英国人在西域探险的成就，再次提及裕尔著作在增进西方人 （尤其是英国人）西域历史地理知识的作用。他说：“我已经提到这个事实，即中国人控制‘新疆地区’大约有一百年，的确，他们最后一次征服这个地区只是始自上个世纪中叶，但是，作为中国势力古老性以及历久生命力的证据，注意到这一点不无意义：这个地区绝不是第一次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我从裕尔上校的著作中知道，中国学者将中国向这个方向扩展势力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中国势力已经越过了勃律 （Bolor），甚至远达里海岸边。在随后的时代，中国势力经历了巨大波动，但在7世纪的盛唐时代，勃律以东的整个地区都处在中国统辖之下；甚至在众山之西，延至波斯边境的各地区都表示归附，至少是在名义上按照中国的制度进行组织。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再次将‘突厥斯坦’各国与中国置于同一个至上权威之下。在蒙古势力衰落以后，继起的中国本土王朝没有控制中国内地以外的领土，直到当今的清朝盛期时，‘新疆地区’才第三次或第四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归统于中国。”对于正在印度经营其统治、密切关注中亚历史地理的英国人而言，裕尔著作关于西域与中原政权的历史关系的论述，发挥了教科书的作用。1872年5月27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召开1871—1872年度会议，授予他“奠基者金质奖章”（Founders Gold Medal），以表彰他的 《出使阿瓦宫廷记》、《东域纪程录丛》和 《马可·波罗游记译注》 为地理历史研究做出的贡献。
《东域纪程录丛》 是这一时期到东方活动的探险家的必读书目。以盗窃敦煌文书而闻名世界的奥瑞尔·斯坦因 （M. Aurel Stein，1862—1943年） 原为匈牙利人，在欧洲学习东方语言期间阅读了裕尔的 《东域纪程录丛》 与 《马可·波罗游记译注》，对东方历史地理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于1884年前往英国从事研究，经人介绍结识了裕尔。经过裕尔推荐，1888年斯坦因到达印度，开始为英国效力。1900—1901年斯坦因到中国新疆于阗考察，随身携带着 《东域纪程录丛》 与 《马可·波罗游记译注》。1907年他出版中亚考察报告 《古代于阗》，在献词中写道：亨利·裕尔上校爵士是早期游记的阐释者，中亚历史地理研究的开拓者，其著作伴随着自己的中亚之行，故以极大的敬意将书题献给他。
20世纪初，出版 《东域纪程录丛》 的哈克路特学会决定修订此书，将任务交给了亨利·考迪埃 （Henri Cordier，1849—1925年，又译作考狄、高第）。考迪埃于1849年出生于美国的新奥尔良，三岁时迁居法国。1869—1876年旅居中国上海，任职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图书馆。回国后任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教授，是亚洲学会会员、皇家学会荣誉会员和法兰西学院会员，是重要的东方学刊物 《通报》杂志的创办人。考迪埃被公认为是西方汉学家中最伟大的先驱之一，尤其专长于中西关系史及文献目录之学，主要著作有 《中国学书目》（又译 《西人论中国书目》） 五卷（1881—1924年），《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三卷，1902年），《中国通史》（四卷，1920年），等等，其中对汉学影响最大的是 《中国学书目》，这部书将汉学发轫时期至1924年的汉学研究论著目录全部收入，为汉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极为方便的论著检索向导，是西方汉学文献学的奠基之作。考迪埃曾是 《马可·波罗游记译注》 1903年新版本的修订者，所以 《东域纪程录丛》 的修订任务也交由他完成。再版此书的原因，一方面是旧版在这几十年间差不多已经绝版，另一方面是这个时期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的殖民活动进一步增强，东方知识获得重大进步，汉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必要将新的汉学研究成果吸收到其中。考迪埃以中亚考古新发现和汉学研究的新成果加以补充，于1913年完成修订并交付出版。考迪埃的修订版反映了汉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质量更上层楼。作为欧洲汉学研究的翘楚，考迪埃在晚年愿意花费巨大精力重新修订裕尔的 《马可·波罗游记译注》 和 《东域纪程录丛》，说明这两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即使在汉学研究整体水准高于英国的法国汉学界，也是受到高度重视的。
《东域纪程录丛》 充分显示了裕尔广博的东方人文地理知识和深刻、敏锐的考证、分析能力。有学者评论1913—1916年的新版本说：“裕尔爵士为搜集到的各种文献所做的序言是稀有的丰碑，它包含着学问、不竭的奇趣与幽默……整个作品印在读者脑海中的念头是，为了解决文献中出现的众多难题主要是地理名称的考证，文献作者可信度的确切评鉴作者全力以赴，不遗余力。新的修订者的工作在各个方面对得起其前辈的作品。”这种判断符合事实，已为学术界所公认。时至今日，书中所作的许多注释与考证依然被奉为经典之作，西方许多汉学家如布列施奈德 （E. Bretschneider，1833—1901年）、戈岱司（G. Coedès，1886—1969年）、夏德 （F. Hirth，1845—1927年）、伯希和 （P. Pelliot，1878—1945年）、斯坦因 （A.Stein, 1862—1943年）、赫德逊 （G. F. Hudson，1903—1974年）、李约瑟 （J. Needham，1900—1995年） 等均加以引用。在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汉学界，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是睥睨同辈的领军人物，有“学术警察”之称，对同代汉学家少有赞许，但对亨利·裕尔却明确表示敬意，称赞他“见识敏锐” （robuste bon sens）；对他的 《东域纪程录丛》、《马可·波罗游记译注》 和 《英-印字汇》 三部著作明确表示高度赞赏，在著作中时常加以引用，即使有所订正，也出之以尊敬与钟慕的口吻。《东域纪程录丛》 对西方汉学界的影响，由它的一再印行可见一斑。
【 作者张绪山，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