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义无声，人性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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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天宝十四年（742 年），安史之乱爆发。唐廷急调河西、陇右军入关中勤王，然而也由此而造成西北地区兵力空虚。吐蕃王朝趁机出兵侵吞了这片觊觎已久的土地。自此以后，包括敦煌在内的河陇之地，陷于吐蕃长达六十余年。而唐王朝则因疲于应付藩镇之乱，无暇西顾。唐穆宗时期，与吐蕃长庆会盟后，唐王朝更是从法理上间接承认了吐蕃对河西地区的统治。
大中二年（848 年），敦煌当地豪族张议潮趁吐蕃内乱之际，纠结当地各部起义，夺取瓜沙二州，并逐渐向东，光复河西十一州，重新打通了河西走廊，与唐王朝接壤。唐宣宗任命张议潮为首任归义军节度使。自此开启了归义军近二百年的历史。
文学与史学的并存
《降魔变》的题材，即取自晚唐至宋初，孤悬西北的归义军政权。尽管归义军存在时间并不短，却因山川阻隔等因素，并不受中原王朝所重视和熟知。历代正史中，其记载也是言者寥寥。晚唐至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归义军甚至不在十国之列。而同时代，同样自唐至宋而保留节度使建制的定难军，则因日后发展为西夏政权，也为人所知。相较之下，直至 1900 年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敦煌学的兴起，归义军之历史才又引起人们的关注。
敦煌学的研究对象虽跨越千年，然而比起其他历史研究的成果，它却十分年轻。不少课题的内容和结论都是近年才提出的。以《降魔变》中的重要人物——第一部的《郎君归来》的主人公——张议潮之子张淮鼎为例，其姓名中之“鼎”字，在敦煌遗书中模糊不清，后经多方考证才得以确定。
《降魔变》截取这一特定地域文化中的割据政权作为小说的时代背景，在行文时无疑需要更多的着墨，才能令读者不至产生过多的疏离感。历史小说不比冒险小说，可以依托天马行空的想象激发读者的猎奇心，从而在技法上弥补因时空错落带给人们的距离感。它需要在历史的罅隙间作合理的想象。通过风物、地理、服饰和对话，让读者进入小说家尽力还原的世界里，激起人们的同理心。《降魔变》的主要场景大都发生在河西地区的沙州、瓜州、肃州和甘州，对应于今天的敦煌、酒泉及张掖地区。晚唐至今已历千余年，山川草木早被风沙更易了模样。然而我们仍然能从书中读到敦煌城、鸣沙山、宕泉河的绿洲风光；读到合黎山上的鹰击长空和回鹘人纷至沓来的马蹄；读到删丹草场的牧草丰盈；读到凉州对于沙州府衙的鞭长莫及，宛如亲见。
这些为丰富和充盈小说内容所作的景致描写显然需要基于作者庞大的阅读量。后记中说，作者马鸣谦动笔之前，费数年之功搜集和阅读史料，其厚积薄发之功，可见一斑。除了有详实的史料作积淀外，身为南方作家的马鸣谦，文笔婉转悠扬，为其笔下原本肃杀的西北风光平添了不少细腻。“沙州的长夏，日阳在卯时便从三危山升出，直到入晚亥时左右，才会在鸣沙山后落下。白日里，似火骄阳将袒露的地面和沙坡晒得滚烫，可是，在树木荫凉下，在窗户扣合、张起遮帘的房屋中，空气却是爽洁的，并不使人烦躁。”类似的描写，为《降魔变》其后干涸压抑的氛围注入了一丝温润之气。
“降魔”
《降魔变》的故事伊始，归义军已由第二代使主，张议潮的侄子张淮深统领。此时的归义军势力急转直下，由全盛时期所占据的十一州，萎缩到仅剩瓜、沙、肃三州。外呈四面六蕃合围之势，内部则因迟迟得不到唐廷授予的象征法理的节度使旌节，起了内耗。小说开篇，张议潮之子张淮诠，淮鼎结束了在长安为质的生涯，回到沙州。然而这场亲人之间的团聚，却让归义军政权加速滑向了诡谲难测的深渊，也是悲剧的开始。
“降魔变”原意指的是佛教经变中的佛本生故事，讲述的是佛陀悟道悟道前夕，面对心魔的百般诱惑阻挠，不为所动，最终成佛成圣的故事。而通过图画展现佛经内容的这种形式，称为经变。类似的经变图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比比皆是，作者单挑《降魔变》作为小说的书名，是抱有深意的。
魔者，象征淮鼎郎君归来后，归义军人心之浮动与背离，人人心中之魔在禁锢与挣脱间游离徘徊，为全书之主旨。权欲斗争与倾轧的梦魇，即使血缘至亲亦无法幸免，自古皆然。无数掌权者无法跨越魔障，为心魔所败，从而酿成悲剧，降魔变的寓意不言而喻。除此之外，《降魔变》本身是作者“佛教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故事的发生地敦煌，作为佛教圣地，恰好契合了这一点，也为作者提供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归义军之治所在沙州（即敦煌），自南北朝时期乐尊和尚在三危山开凿了莫高窟的首个洞窟起，这里便佛法昌隆。中晚唐时期，中原和吐蕃地区的佛教各自经历了会昌灭佛与朗达玛灭佛，敦煌竟都幸免于难。张氏起义时，沙州当地的僧界也出力不少，足见佛教信仰和宗教势力在当地根深蒂固的影响。书中提及的归义军祭拜的毗沙门天王（即四大天王中的多闻天王），常在唐代的军队中为人供奉和景仰。这和其他佛经典故一起共同推动了情节的走向，也为末尾的立意升华，起了裨益作用。
东海西海，人性攸同
虽然《降魔变》的语言风格、宗教色彩与史料依据无不彰显出这是一出发生在东方的故事，但小说的结构却借鉴了西方的舞台剧的编排方式。马鸣谦也曾坦言，本书的书写也是按照四幕剧做结构设想的。创作之初，他重读了包括《哈姆雷特》在内的几出莎翁的经典悲剧，这一点，在全书开篇时援引的““请你将我的行事的始末根由昭告世人，解除他们的疑惑。”可见端倪。小说在叙事上借鉴了不少戏剧的手法。比较典型的是选取第一人视角进行叙事，旨在着重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如第二部合黎山之战，张淮深或张淮鼎的内心独白，和话剧舞台上聚光灯下主人公喃喃自语的独白场景如出一辙。
作者在后记中化用钱钟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之语，而改作“东海西海，人性攸同”，由此可见，全书不仅在结构上与莎翁的悲剧求同存异，更于描绘降魔的毫厘之间，从精神内核上挖掘与探究人性中晦涩难辨的部分，以期与之产生共鸣。
全书着墨最多的人，无外乎张淮深和曹仁贵。前半部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述张淮深统领日渐迟暮的张氏归义军，左支右绌，苦撑危局。堂弟张淮鼎自京师归来后，则让整个局势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张淮深时时饱尝心魔困扰，罹患头疾而不能自愈。到第三部《竖牛》时，张淮深一家暴毙的悲剧则隐约能令读者体会前文中不曾言明的缘由。美中不足的是这部分的剧情推动得太过突然，也缺少铺垫和承接，从阅读体验上，难免给人跳脱断裂之感。客观上说，张淮深的篇幅虽多，人物的立体程度，却反不如和其对戏的张淮鼎来得出彩。
而作为全书穿针引线的人物曹仁贵，其历史原型则是之后曹氏归义军的首任节度使。尾章以前，少年曹仁贵的出现大都作为剧情的推动者，直至《降魔变》结尾处才成为提升全书立意与主旨举足轻重之人。
降魔变的第四部《永寿寺的余音》是全书的点睛之笔。它将全书前部中所有的叠变与诡谲进行了梳理，经由馆居永寿寺中迟暮的掌书记张俅的之口和盘托出。永寿寺内袅袅的佛音，与众人回忆里无声的杀戮和刀光剑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成年后的曹仁贵在知悉一切后，面临着和哈姆雷特一样的抉择。这个曾经机敏却稚嫩的少年，而今已经能够左右归义军和沙州未来的青年，是听凭内心复仇的火焰吞噬自己，还是选择不一样的方式越过前人无法消弭的魔障？
全书结尾，见证了张氏归义军兴衰的掌书记张俅，在行将就木之时，借由昏黄的微光在纸上写下“降魔”二字。或许寓意归义军时代的更迭，堪破魔障的曹氏政权如鸣沙山上新兴的日阳，即将开启新的篇章。也或许象征着人生的回环罔替，伏魔降魔，只在一念，古今皆然，东西攸同。
“第一字是“降”。 向内深吸了一口气，顺连着“降”字的笔势，勾出了第二字的上部。人所治，在屋下，从广，从林；下为鬼字，人所归为鬼，从人，像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莫波切，音从摩。 第二字，当然就是“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