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开面纱的威尼斯
轻盈纤细的贡多拉、抑扬婉转的小调、莎士比亚的戏剧、高雅的艺术和建筑、作家们的散文游记……说起威尼斯,我们想起的,可能就是这些。但是,隐藏在迷人书写背后的威尼斯,或者说,使它脱颖而出,一度称霸地中海,最终走向衰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认为,最关键的部分仍然是缺失的。诺里奇撰写了这部厚重的《威尼斯史》,以“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高度概括威尼斯的本质特征,从公元421年威尼斯城市的诞生,一直讲到1797年共和国在拿破仑的铁蹄下覆灭。
向海而生,意味着外向型的基本生存策略,资源太少,只能向外求索。逃避战乱的流亡者们决定在这片潟湖上定居,威尼斯经历了迭次的动荡、人口扩张和内部争斗,作为拜占庭帝国名义上的附属国,在几个强国的夹缝中辗转周旋,努力积累筹码,保持实质的独立。公元697年,威尼斯人以居民投票的方式选出了总督。总督的权力后来被架空,到了17世纪,由25岁以上的权贵组成大理事会,自动连任,负责选举和任命其他官员,如参议员、“十人委员会”成员等,负责处理城邦日常事务。
12世纪初,威尼斯军械库建立。威尼斯抓住了大发战争横财的好机会。军械库的生产极其高效,组织体系很有条理,威尼斯的商船可以投入战斗,战船则准备了充足的空间来装载货物。这种设计思路表现了威尼斯人高度的实用主义,威尼斯能够快速组织起集体且规模较大的力量,实现财富的流动与转化。威尼斯人尊重法律和契约,我们从莎翁戏剧里就能领悟到。威尼斯人擅长“变脸”的戏法,哪怕你是热那亚人,我最大的敌手,我也可以放下仇怨,跟你合作,携手拓展贸易版图,转过头,双方又是你死我活。
毋庸置疑,逐利是本能,经济利益是首要目标。威尼斯人重视有效配置资源与建立联盟。从12世纪开始,威尼斯的商贸活动发生了质的改变,香料、丝绸、手工艺品、奴隶买卖等繁荣昌盛,成为城邦经济的支柱。威尼斯具有世界城市的多元化气质,犹太人在威尼斯商界大展宏图,比在欧洲其它城市生活得更自在,但是,威尼斯也会毫不留情地驱赶犹太人,侵吞他们的财产,逼迫他们佩戴特殊标志。在臭名昭著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这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发挥到了极点,威尼斯人的作为断送了这项伟业。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写过有一部著作,叫《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麦克尼尔从全球史的角度分析了威尼斯在这个时期扮演的关键角色。麦克尼尔强调威尼斯的媒介作用与领导者地位,而诺里奇突出思维意识及其对行动的指导,强调了威尼斯非凡的经济恢复力,以及威尼斯人的族群性格与国家对这种性格的宣扬和强化。
寡头制民主政体的根源,建基于威尼斯人的价值观念。它接近亚里士多德倡导的理想政体,被寄予一切政体形式和谐统一的期望。既是民主制的,因其大议会;又是贵族制的,因其参议院;还是君主制的,因其总督的存在。平衡与稳定是商业必需的环境要求,也是这座城邦共和国至高无上的理念——先做威尼斯人,再做基督徒。这是一座致力于共同利益的城市,但它又渴望在动乱与纷争中牟利,野心与贪念不时滋生。晚期威尼斯的衰落,与新航路的开辟、奥斯曼土耳其的进攻有关,同时也因为威尼斯的公民意识消耗殆尽,因为商业侵蚀所导致的追求纯净且统一的基督教信仰的活力消散了。
诺里奇勋爵曾任“拯救威尼斯”基金会主席、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主席、国家名胜古迹信托机构执行委员会成员,还是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皇家地理学会和文物研究学会成员,他有能力写出百科全书式的、包罗万象的威尼斯史。但是,他放弃了对美第奇、贡扎加等家族如雷贯耳的大人物事迹的具体描述,也抵制住了建筑、雕塑、绘画、文学等领域对他的诱惑,诺里奇所做的尝试,是为了掀开这层若有若无的面纱,有如聚光灯式地、清晰地把它们暴露出来,让人们看到历史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