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自己觉得“有趣”的工作,才能真的拯救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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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看到了一篇公众号的文章,叫《22岁想躺平编辑,提问65岁不退休编辑,人生除了工作还有什么?》,内容是对日本的一位编辑的访谈。点开这篇文章是因为有好几个人或者在朋友圈分享,或者直接推给了我。这个标题跟我目前的状况有一些微妙的联系:我虽然既不是22岁,也不是65岁,但我是一个新近躺平的前图书编辑。
这篇文章的主角,也就是“65岁不退休编辑”,名叫都筑响一。他的身份,简单地用“编辑”来概括的话,似乎不太准确。他做过杂志,做过图书,办过展览,是编辑,是记者,也是摄影师,但他自己更愿意称自己为编辑。然而,比起他身份的多样性,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三不”原则:不靠网络写文章、不和同事交朋友、一辈子领死工资。看文章时,我突然想起自己手中有一本他的书叫《圈外编辑》,还没拆封。于是,被这个酷酷的老先生感染到的我,赶紧拆开读了起来。
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很多反直觉的观点。比如他讲自己职业生涯初期为杂志工作,提到了“白费功夫的编辑会议”:
采访要访的不是“你知道很有趣的东西”,而是“好像很有趣的东西”。别人报道过的题材,你可以直接掌握内容,但没人报道过的题材就不能“喏”一声展示给别人看了。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写成文章,但感觉似乎很有趣,所以就过去看看。采访就是这么一回事,这种工作基本上跟会议格格不入。
说到底,会议也算是一种避险行为。大家一起做决定,就算失败了也可以把“是大家一起决定的嘛”挂在嘴边。某种意义上会议只是一种集体回避责任的制度。就在会议一个接一个开的过程中,题材的新鲜度也在不断下降。
我一路走来都靠自由接案,我认为,专业工作者不该采取“大家一起来”的做法,分摊责任是不行的。销售的意见和市场调查都无关紧要,编辑就该全力写出最好的报道、做出最棒的书付印,销售就该全力推广、营销。做不出好书,编辑要负责;任谁来看都觉得好的书如果卖不出去,销售要负责。我认为这就是专业人该有的觉悟,但我的看法也有过于天真的部分吧。
开会讨论一个选题该不该做,几乎是所有的出版机构、媒体都固定会做的事情。比如我曾经的东家,每个月会开一到两次选题论证会。开会前,编辑先在系统上填报自己想要做的选题的基本情况,然后各部门相关人员、领导在线上先发表意见,逐级批复,一圈人都批完了,再确定个线下的开会时间。会上,领导们最关心的话题是作者的知名度,有没有“流量”,是否会自购;而发行最关心的刚是作者可不可以配合活动,有没有自带的销售渠道。而选题的具体内容,并不是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如果是一个新人作者,或者选题是一个看似很小众、没有人做过的方向,那大概率这个选题是通不过的。最终做出来的产品,一定是一个做了多种妥协的结果物,体现了很多人的意志,比如领导的,发行部门,营销部门的,是一个“大家一起来”所做出来的东西。然后当产品销量不佳、市场反响不好的时候,责任的皮球就被踢来踢去,发行怪编辑书不行,编辑怪发行发得差。
正如都筑响一所说,会议的确是一种避险的行为,每个人身上好像都有责任,又好像都没有责任。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只会是各方意志一个最大公约数,平庸而无趣。不排队一些平庸的书会卖得很好,但那也不代表它是一个成功的产品,或者说是一个有趣的产品。而作为这个产品的助产士,编辑从最开始的期待满满,到最后的索然无味,也经历了一场兴味的消亡。在经历了无数次这种消亡之后,编辑终成一个流程机器,只有靠把自己幻想成一个无爱无觉的工具人,才能勉强维持着做接下去的工作。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都筑响一始终坚持单打独斗的原因吧。在采访中,他说自己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就是不做上班族。他在两家杂志做了几年自由编辑之后,出版社向他提出转正的邀请,但他拒绝了。原因是“不能忍受那样的生活带来的精神上的饥饿”。可以说,这也是我选择辞职的原因,我本就是一个好奇心有限的人,只这么一点点可怜的好奇心和表达欲,就不能再让那套体制化的工作方式消磨掉了。
关于目标读者,他的观点是“不要设定读者群,绝对不要做市场调查”,即“不要追求‘不认识的某个人’的真实,而是追求自己的真实”。
以制作女性杂志为例。有人会设定读者群,比如:“本杂志以25岁到30岁单身女性为诉求对象,她们的收入大约是多少多少……”这样设定的一瞬间,杂志就完蛋了。因为你自己就不是25岁到30岁的单身女性。
明明是跟该群体无关的人,却擅自认定“他们关心的事物是这些”。我认为那样很怪,也很失礼。不该随便认定,而是要想:我觉得有趣的事物,应该也有其他人觉得有趣。这“其他人”可能是20岁的单身女性,也可能是65岁的大叔、15岁的男孩子。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读者”,不是“读者群”。
读到这的时候,我真是大为震惊。以往的工作经验,坊间的营销秘诀,似乎都在强调做每一个选题都要设定好目标读者群体是谁,说白了就是要搞清楚这本书做出来大概什么样的人会买。包括图书征订单里,“目标读者”一项也赫然在列,编辑要写好这一项,发行也会参考这个来选择发货的渠道。为目标读者画像,成了贯穿图书从无到有、从出版到营销整个过程的一条金科玉律。然而看到他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读者’,不是‘读者群’”时,也就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能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对工作的热情,他一直在坚持做自己觉得有趣的内容,而对所谓市场的趋势、潮流不屑一顾。
如果有人在脸书或推特上说“很有趣”,我看了会很开心,但不会因此多增加此类报道。我当然也不会做读者问卷。
大众媒体总是爱做某某问卷调查,但借此测量到的“自己与读者间的距离”并不真实吧。一言以蔽之,问卷就是平均值、“少数服从多数”,根据数量最多的建议制作下一次的报道或节目,但最多人感兴趣的必定是最无聊的事。我的报道是为了落败的少数做的。
自己觉得有趣的东西,做的时候才会充满兴致。而一味地追热点、跟风,也许可以做出销量还不错的产品,但绝对做不出让自己觉得自豪的东西。有的时候编辑在自己做的书出版后,是不会再碰它的,因为见到它会觉得羞耻,发自内心地不愿意承认这个东西是自己做出来的……那种惭愧,那种不甘,都始于一种对所谓“大众”“市场”“点击率”的妥协与让步。我猜想,大多数的编辑内心里都会有自己真正想做的选题,如果有幸可以操作这样的选题,那么辛苦一些也甘愿。
因此,我现在都快60岁了,还是过着每个星期被截稿日追赶的生活,去任何地方都带着笔记本电脑,零星写稿时间都不肯浪费。20岁左右开始工作,将近40年后的现在绝对是职业生涯最忙的时期。我已经没有熬夜的体力了,说辛苦确定辛苦,但并没有压力。
有了想做的事,然后努力去实现——这是正向的辛劳,并不会那么难熬。所谓的压力是“明明不想做却非做不可”时感受到的心理负担。
作者的这番话,我想说的就是大多数打工人,尤其是编辑的心声。工作带给我们的痛苦,究其原因还是不想做却非做不可。如果真的是自己觉得有价值、有收获的事情,那即使是肉体上累一点儿,精神上也是快乐的。所以,对于他来讲,“工作”并不是我们通常说的那样,从属于一个组织,为它打工,挣钱糊口,而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所以他可以一直工作到老年却还是热情不减,他只为自己“打工”。
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想,它出现的时机是不是太巧了。此时的我,刚刚辞职离开体制内的出版社,打算找找“自由”,恰好读到了这本书,仿佛是前辈在给我一些启示,告诉我这个选择没有错。都筑先生的自由,是我所向往的,希望我能有勇气和能力,来追求这样的自由。虽然他的理念、做法不一定完全符合我们国家出版行业的实际情况,但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同行,可以做自己真心觉得“有趣”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