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问题背后的逻辑
徐帅此书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用通俗的话语揭露了中国近些年经济问题的本质，而不像很多经济学家和教授那样，要么沉迷于数字游戏不能自拔，要么故弄玄虚，说一些故意让人云里雾里的话。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本书的出现，是无数经济学子的福音。而这种教材，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教材。
梳理一下全书主要脉络。中国由于经济体制的结构性原因，导致储蓄过多，且大部分为刚性储蓄。而在次贷危机以后，由于外需减弱，这部分储蓄就需要以国内投资的形式消化掉。在这期间，出现了债务过高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债务是内债，有庞大储蓄做支撑，而非需求大于收入导致的外债，因而不会出现类似欧债危机的国际收支问题。在未解决储蓄过高而消费不足的结构性本质的情况下，盲目收缩债务，会导致经济出现诸多乱象。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出现的乱象，多由国家政策及央行调控和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多方博弈下所产生的。次贷危机后，国家为了不让经济下滑过快，启动了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这一举措确实企稳了中国经济，但是也使得通胀高企，房地产过热。为了控制通胀和房地产，国家在2010年退出四万亿计划。但是，政策用意是好的，市场却在say no，因为很多项目已经上马启动，若此时收紧信贷，则会造成大量的烂尾项目出现。此时一方面国家收紧信贷，另一方面市场对于资金需求依旧旺盛，在此状况下，催生出了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这一时期，影子银行主要表现在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以及进行银基、银证、银保合作，通过这些通道，释放流动性。为了打击影子银行，央行收紧了银行间的流动性，这一收紧加上同时期资本流出较大，造成了2013年的钱荒。虽然钱荒伴随着央妈最终的心软而得以解决，但是钱荒后，银行间利率高企，成本端的上浮，造成银行想将资金释放到既能接受高贷款利率，而风险又低的地方去，在中国，还确实存在着这种反经济学常识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城投公司，或者他有一个更为人们熟知的名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城投公司投资回报率大体仅在3%，但是资金成本却能付到6%。这三个百分点的缺口，是政府为其补贴。究其原因就在于基建项目虽不会带来较高的收益，但却会带来很大的外部性，对政府而言，带来的外部性有利于建设和收益。因此城投公司具有预算软约束的性质，商业银行将大量流动性释放于此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这其中有很大的问题，城投公司由于预算软约束，因此风险很低，与此同时能接受6%的贷款利率，这势必会将市场无风险利率推升至6%附近。这一来，使得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还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的问题。可以说，城投公司对中小企业形成了投资需求上的挤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在2014年加强了对城投公司融资端的管控，而房地产亦未松绑，这造成了大量流动性淤积在金融体系内部，形成资金“堰塞湖”。而这庞大的流动性，最终以大量配资的形式去向了资本市场，造成了杠杆性牛市，而当泡沫破裂后，出现了2015年的“股灾”。“股灾”后，股票市场一地鸡毛，加上2016年开始供给侧改革，金融去杠杆，流动性又出现淤积。在此背景下，绕过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再度抬头，这次形式上又做了创新，一种典型的模式就是“同业存单嵌套同业理财进行委外投资”。在诸如这种形式下，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形成空转，拉高了融资成本，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再度得到广泛关注。而后「资管新规」出台，影子银行体系被再度扼制。但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绕过监管的动机却始终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观念似乎无法被消除。
教材出版以后，我国经济又出现了一些变革，这里也简单说说。上文所述的逻辑使我们发现，数量型的调控工具和目标似乎总会出现问题，究其根本在于央行能控制基准货币，但却控制不了商业银行的贷款意图，也就控制不了广义货币以及资金去向。因此国家近些年由数量型目标转向价格型目标的举措无疑是明智之举。但是利率市场化后，基准利率到货币市场利率的传导已经很是畅通，但是由货币市场利率传导到存贷款市场利率这步，根本传导不过来，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商业银行内部存在“金融市场部 与“贷款部”分割严重的双轨，以及中国银行业对存贷比等指标的限制，造成商业银行不能在存款性负债与借款性负债间自由切换选择，这导致货币市场利率无法传导到存款利率，自然也就无法传导到贷款利率。因此，LPR改革出现。既然传导不畅，那索性不传导了。让LPR直接与政策性的市场化利率MLF直接挂钩，再由LPR上下加点的形式形成贷款利率，完成贷款利率的市场化，业界称为的“子午谷奇谋”确实巧妙。当价格型工具与目标愈加完善，利用利率这一价格信号，配合着数量型工具和目标，能使得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得更加畅通，使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当前中美形式不乐观，欧洲又因疫情经济疲软，中国的外需又在进一步减弱。在此背景下，我国要么继续将庞大储蓄转化成投资，要么藏富于民刺激消费减少储蓄。这是中国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本质环节，而这，也是国家提出“内循环”的原因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