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后现代之后的史学
近几年来，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专著越来越多地被引进到国内，韩震在文津出版社主持的历史哲学译丛预告刊行九种，已出版五种，其中就有海登·怀特、汉斯·凯尔纳、安克施密特等人的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社会与历史译丛、社会与文化丛书已持续出版数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这套历史的观念译丛已出七种，后面将出书目不下十五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年初推出后现代历史哲学译丛五种；复旦大学出版社陈新主编的《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更是以史学发展的脉络囊括了尽可能多的重要文献。
后现代之后的史学会怎样发展？所有受访学者中最重要的海登·怀特却坚称自己并非后现代主义者——正是他的《元史学》将史学带入了叙事学转向中。师承怀特的汉斯·凯尔纳则指出：理性和信仰仅是表面上使得事情顺理成章，本可以按照其他很多种方式来编排铺陈的。凯尔纳进一步追问：这个被采用的情节好在什么地方？对于那些丧失了的可能性来说，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受怀特影响的许多学者都痴迷于这样的问题：先入为主的观念拣选了预设着的要紧与无关紧要提供给受众，受众则接受这样的说辞是符合历史真实，该如何打破这样桎梏？
历史不仅是过去，也是对过去的记叙解释与评述，而再成功再逼真的全景画也不至于让我们将其与世界本身相混淆，虽然人类一直很迷恋这样一种艺术，奥列弗·格劳在《虚拟艺术》中的研究实际上已经逼近历史是否能被原真还原、重述程度如何的永恒疑问。一个运动场作为同大地球仪底座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童话中。
修昔底德、塔西佗以来的西方史家一直有着历史戏剧的情结，罗兰·巴特解剖刀下的米什莱更是充满个人意味的说辞。再以我们熟悉的《史记》为例，很难庖丁解牛般细加分辨哪些属于文、哪些属于史。骨肉相连、唇齿相依，史笔赖于文字，而文字的隐喻固性在照史本真的同事也在消解历史凝滞于世的努力。怀特《话语的比喻》的出版肇示了其比喻理论的成熟：比喻是对话语进行分类的基础，即比喻乃人类一切理解成为可能的前提。汉斯·凯尔纳作为其弟子称赞《元史学》》“通过指出语言的创造力量而重申了人类的自由”，安克施密特在《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中也进一步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隐喻总是引导我们依据较熟悉的系统去理解较陌生的系统，但也可能把我们引向误解的陷阱。
作为批判兰克以来德国史学谱系的《德国的历史观》的作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熟捻兰克对于档案的重视和对客观性的信念，这与怀特的相对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伊格尔斯直言，19世纪的史家如何钻档案馆、运用历史批判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却照样极具党派色彩，浸淫史料未必会对历史获得不偏不倚的理解；对于怀特的路数也不能完全接受，即使其正确地指出每一种叙事都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安克施密特和怀特认为，归根到底，并不存在什么实在”，这未免偏颇。
彼得·伯克，这位近年来在中国最热的西方历史学者，他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制造路易十四》《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图像证史》等集中地被译介到国内。由其夫人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所编的《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甚至可说是同在历史的观念译丛中的本书的姊妹篇。伯克曾在《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中考究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历程：作为明显受到兰克学风影响的年鉴学派，在布罗代尔的扛鼎之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之后，限于其研究方式的阈限，就难有更高水准的突破，第三代的领军人物勒华拉杜里1975年也拾起叙事的传统出版了名著《蒙塔尤》，对14世纪初年法国一个小山村的社会、经济、宗教生活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展示。娜塔莉·戴维斯在她的《马丁·盖尔归来》的前言中写到，她以自己的想象将故事缀连成文，然此种想象并非武断，而是由过去通过史料发出的声音所指引着的。有这样的趋势，伊格尔斯深信可以离历史的真实更近一步，如果其确实存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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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之后的史学会怎样发展？所有受访学者中最重要的海登·怀特却坚称自己并非后现代主义者——正是他的《元史学》将史学带入了叙事学转向中。师承怀特的汉斯·凯尔纳则指出：理性和信仰仅是表面上使得事情顺理成章，本可以按照其他很多种方式来编排铺陈的。凯尔纳进一步追问：这个被采用的情节好在什么地方？对于那些丧失了的可能性来说，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受怀特影响的许多学者都痴迷于这样的问题：先入为主的观念拣选了预设着的要紧与无关紧要提供给受众，受众则接受这样的说辞是符合历史真实，该如何打破这样桎梏？
历史不仅是过去，也是对过去的记叙解释与评述，而再成功再逼真的全景画也不至于让我们将其与世界本身相混淆，虽然人类一直很迷恋这样一种艺术，奥列弗·格劳在《虚拟艺术》中的研究实际上已经逼近历史是否能被原真还原、重述程度如何的永恒疑问。一个运动场作为同大地球仪底座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童话中。
修昔底德、塔西佗以来的西方史家一直有着历史戏剧的情结，罗兰·巴特解剖刀下的米什莱更是充满个人意味的说辞。再以我们熟悉的《史记》为例，很难庖丁解牛般细加分辨哪些属于文、哪些属于史。骨肉相连、唇齿相依，史笔赖于文字，而文字的隐喻固性在照史本真的同事也在消解历史凝滞于世的努力。怀特《话语的比喻》的出版肇示了其比喻理论的成熟：比喻是对话语进行分类的基础，即比喻乃人类一切理解成为可能的前提。汉斯·凯尔纳作为其弟子称赞《元史学》》“通过指出语言的创造力量而重申了人类的自由”，安克施密特在《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中也进一步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隐喻总是引导我们依据较熟悉的系统去理解较陌生的系统，但也可能把我们引向误解的陷阱。
作为批判兰克以来德国史学谱系的《德国的历史观》的作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熟捻兰克对于档案的重视和对客观性的信念，这与怀特的相对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伊格尔斯直言，19世纪的史家如何钻档案馆、运用历史批判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却照样极具党派色彩，浸淫史料未必会对历史获得不偏不倚的理解；对于怀特的路数也不能完全接受，即使其正确地指出每一种叙事都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安克施密特和怀特认为，归根到底，并不存在什么实在”，这未免偏颇。
彼得·伯克，这位近年来在中国最热的西方历史学者，他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制造路易十四》《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图像证史》等集中地被译介到国内。由其夫人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所编的《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甚至可说是同在历史的观念译丛中的本书的姊妹篇。伯克曾在《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中考究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历程：作为明显受到兰克学风影响的年鉴学派，在布罗代尔的扛鼎之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之后，限于其研究方式的阈限，就难有更高水准的突破，第三代的领军人物勒华拉杜里1975年也拾起叙事的传统出版了名著《蒙塔尤》，对14世纪初年法国一个小山村的社会、经济、宗教生活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展示。娜塔莉·戴维斯在她的《马丁·盖尔归来》的前言中写到，她以自己的想象将故事缀连成文，然此种想象并非武断，而是由过去通过史料发出的声音所指引着的。有这样的趋势，伊格尔斯深信可以离历史的真实更近一步，如果其确实存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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