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之否定

康德在第一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当中首先提到了“直观形式”的概念。康德认为，我们在还没有经验事物之前，就可以知道我们感知到的将是一个发生在时间与空间里的现象。我们无法脱掉理性这副“眼镜”。时间和空间乃是人类感知的方式，并不是物质世界的属性。我们心灵为我们所带的“眼镜”限制了我们感受世界的方式。

王人博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分析了鸦片战争后近年百年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所尝试的种种改革举措，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由表及里，从用到体，寻求民族自强，却皆以失败告终，为何？皆因中国传统文化即儒家思想，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矛盾冲突无法调和。西方先有普世价值，即个人自身的价值为第一，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西方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走向富强。儒家思想却讲求“独尊”，排除“多元”。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为追求国家富强，以果为因，因果颠倒。盲目学习西方制度，却看不到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之基础，认识不到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与儒家思想的深刻对立，强行为移花接木之举。西方思想遭到阉割，儒家传统亦受到损伤，改革必然不会成功。

王人博教授在书中详述了中国近代改革“what”和“why”的问题。逻辑链条严丝合缝，学术水准一流精湛。读过之后自觉受益匪浅，但心中仍有一丝缺憾，不知为何。昨日偶然拜读邓晓芒教授的《批判与启蒙》，才恍然大悟。“what”与“why”之外，还缺了一个“how”。三者三位一体，缺一不可。邓晓芒开篇即论述“how”的问题，完美承接王教授的历史大论，仿佛就是其著作的下篇。

中国是一个受儒家思想侵染2000多年的国度，一个中国学者，无论古今，想要完全摆脱儒家精神几乎是不可能的。儒家精神就是好像就是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提到的“眼镜”，深刻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诸子百家和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在内，就连高呼“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青年”和“破四旧”的红卫兵也不例外，其共同点都是给当权者提供政策方略，为权力和国家服务，是“庙堂之高为君分忧，江湖之远则更忧其君”的大儒家思想。他们的问题不在问题本身，而在于治国平天下的实效。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王教授在书中也给予了充分翔实的论述。

如何摆脱这副“眼镜”，邓晓芒给出两个字的答案，就是“否定”。但是邓教授的否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否定，不是破坏性质的否定，不是消极意义的否定。相反，他的否定是建设性的否定，是积极意义的否定。邓教授称自己也是儒家，有着“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之情怀”。但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儒家，而是否定儒家的儒家，是批判儒家的儒家。他认为，只有批判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地弘扬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在今天，就体现在它是否有勇气、有能力展开一场自我批判。一味捍卫和继承儒家文化的人才是儒家文化的埋葬者。

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建立在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基点上，努力吸收异种文化的要素，才是有生命力的。在目前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也正是为了能够让普遍价值在中国达成共识。所谓的普遍价值，就是超越民族、种族或文化的普遍性。

否定和批判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希望对其儒家传统思想有切施实性的提升，是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这是对儒家学说真正的“扬弃”，或者说是儒家学说的自我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