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官僚与士族

从西汉到隋唐，察举制度的变迁与“皇权、官僚—士族”的博弈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正相关。

察举制最初以举荐为核心，总体上来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荐制度，秦祚太短姑且不论，西汉文武之际，长安的朝廷如何治理广袤的疆土？从事实上来看，察举制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依靠地方的自治能量维系对大一统天下的治理，朝廷里的官员来自地方的推荐，那么也就意味着他的权力基础是来自他所出身的地方的，即使名义上做了朝廷的官员，实质上依然是地方在朝廷的代言人，俨然汉代版的驻京办工作人员。

既然是地方推荐，那么谁掌握了这个推荐的资格，就非常关键。名义上的“以德举人”和“以能举人”，在模糊的评价标准，日益扩展地方士族的解释空间，使得获举的人，成为地方士族的代言人，这与前述并不矛盾，谁能掌握地方的自治能量是不言自明的。

这一趋势发展下来，很自然地走向了“皇权日益衰弱而士族不断崛起”的取祸之道，某某家族世代公卿层出不穷，国家名器成了私相授受的玩物。

皇帝显然不想这样，但非不为也，实不能耳。皇权-官僚政治的起步时代，无论是生产力水平还是制度设计的成熟度，能否实现对广袤领域自上而下的辐射，仍然是存疑的，这就不得不部分地延续先秦时代的中央-地方权力格局。虽然放眼更广阔的历史时空里，皇权/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是日益加强的，但在这个特定年代里出现了历史的螺旋式反复。

最终伴随着汉朝结束而出现的，是为士族代言的曹魏政权以及随之而来的士族政权——晋。

这时候问题出现了。

士族在对皇权的挤压中战胜了皇权，但最终却成为了皇权，当司马家“一国军政尽在我手”之后，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了原本站位的反面。

魏晋之际的皇权，也曾试图抛去士族的底色，重新开放官僚政治的权力来源，但最终无法在士族政治的鼎盛时期撼动一座坚固的大厦。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因“上品无寒门”的阶层固化而臭名昭著，但仔细分析它的制度缘起却吊诡地发现是它最终结果的反面，九品中正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把察举制下“举荐”的角色，由地方势力收归朝廷所有，但问题出在了四百年的盘根错节，朝廷本身就渗入了大量地方的“代言人”们，更何况魏晋朝廷的根基就在士族。所以魏晋的政治走向，最终走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奇景中，纵然北府兵的下层军官提剑入建康，也难以扭转士族政治的庞大惯性，累世公卿的世家子弟们，放浪形骸、优游岁月，但行政的需要却不会因为血缘的维系而自然解决，所以宋齐梁陈的小朝廷在秦淮河畔走进了历史。

任何温文尔雅的变革，都无法消灭盘踞在庙堂之上几百年的这颗毒瘤，最终的彻底解决，只能忍痛交给了从草原南下的刀锋。与南渡衣冠建立的南朝不同，北方的胡人政权虽然实现汉化，他们的皇权却是在刀山血海杀出来的，留在江北的旧日士族，只能依附而不能干预皇权，现实的官僚行政体制得以突破士族的藩篱而建立。

当建康城里的陈叔宝在夜夜笙歌中被踏破城门时，鲜卑后裔的普六茹坚成为了新的大一统皇帝，在暴烈的战火中烧尽了士族政治的根基。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