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与官僚实践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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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件的统治：巴基斯坦城市中官僚的物质性》（以下简称《文件的统治》）一书中，Hull以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展现了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文件（documents）以及文件工作（documentation）所具有的物质性（materiality）是如何作用于日常官僚的实践过程，从而塑造着“现代化国家治理”这一理想形态在伊斯兰堡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呈现。Hull批判性地总结了当前文化人类学领域关于正式组织（formal organization）、官僚机构/体系/实践（bureaucracy）、国家（state）、以及现代性（modernity）等主题研究的理论进展和局限。通过对物质性这一核心概念的关注，《文件的统治》极具洞察力地把握并拓展了当前语言人类学和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前沿理论，同时也方法论层面上为社会文化人类学对相关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社会中的正式组织才逐渐进入西方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在此之前，人类学往往被界定为对小规模的“前现代”或“异文化”社会的整体性研究，而现代社会中的正式组织则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的主要研究对象。自1920年代著名的“霍桑实验”起，正式组织中的非正式交往、日常实践、社会规范、性别、文化意识形态等议题逐渐被纳入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范畴（Wright 2004, Hull 2012）。近几十年来，在现代社会理论（以韦伯、马克思、涂尔干、布迪厄等为代表）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以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为代表）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通过对正式组织中日常交往互动和工作实践过程的民族志研究来探讨多样化的理论议题，研究的正式组织包括海关（Chalfin 2010）、学校（Sif Karrebæk 2012）、医院（Mol 200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arper 1998）、毒瘾治疗中心（Carr 2010）等等。在这一学术脉络下，《文件的统治》将巴基斯坦迁都伊斯兰堡以及迁都后城市发展所牵涉的官僚机构的日常行政过程（特别是文件和文件工作的过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借助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Semiotics）和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批判性地回应了韦伯的“理性化现代官僚体制”（Weber 1978）以及Scott的“国家建设效应（state-making effect）”（Scott 1998）等分析框架。

《文件的统治》的核心论点在于：被人类学者们反复讨论的话语（discourse）和符号过程（semiosis）无法脱离其物质性而发挥作用，符号（sign）的意义与效用总是体现（embodied）在物质性和物质过程中。在本书的情境下，所谓文件的物质性（material quality of documents）包括其可以被书写、被删改、在不同办公桌之间被传递和搁置、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被传递的顺序、其所用纸张的大小和质量、手写与打印文件的区别、签名的形式与位置、内容的排版格式等方面。在Hull看来，巴基斯坦的“现代官僚体制”是基于官僚文件所具备的相对稳定的物质性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关于文件工作和沟通互动的惯习。从这一意义上理解，文件并非官僚组织关系的反映或其行动的工具。相反，不同的文件能够通过其特有的物质性和物质过程能动地塑造着人与人、人与物、或物与物之间的网络连结关系，这些网络连结关系并非稳定而持久的结构（structure），而是在特定的情境下形成的短暂而灵活的组合（association）。这样的过程能够将原本不属于官僚体系的个体（人或物）带入官僚实践中，也能够将官僚体系拓展到其原有的实践场域之外。正是由于文件与文件工作的延展性与灵活性，本书中所描写的伊斯兰堡官僚实践因而无法实现其社会控制的目标——正如官员们可以通过将手头的文件往上级传递而规避自己做行政决策的责任，普通居民们也可以通过伪造“房屋已拆除证明”来向政府索要更多的补偿金。虽然现代国家文件制度的设计初衷在于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以及行政过程中的个体问责，但是文件本身的物质性及其在操作中无法避免的物质过程（而非制度操作上的失误）使该设计反而从实际上削弱了国家的社会控制。

除去导言和结论，本书一共五章，每章各围绕一种文件类型及相关的实践内容展开论述。这样的章节编排方式也体现了Hull对文件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的独特关注。

在第一章里，Hull详细描述和分析了1960年代伊斯兰堡“总规划书”（Master Plan）这一历史档案和正在流通使用中的住房分配申请书等文件，以及它们和首都发展部（Capit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以下简称CDA）这一政府机构内外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围绕“总规划书”，Hull从历史的视角揭示了巴基斯坦迁都伊斯兰堡以及首都发展规划背后的逻辑——被英国殖民的历史使独立后的巴基斯坦一方面意图将首都设立在远离英国海上贸易力量的内陆军事中心以加强国家在政治上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则沿用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现代国家治理形式”，即让政府工作区别于普罗大众的社会生活，并以文件为主要实践载体。伊斯兰堡因此被规划为严格按照官员行政等级来划分地理空间的纯行政性城市，即除了办公用地以外，所有住宅和公共服务用地只能按行政等级有期限地分配给在任的官员及其家属。这份由希腊设计师在1960年代完成的规划书被视作伊斯兰堡发展的“宪法”。而如Hull所指出的，人们对待它的方式正如一般人对待宪法的方式：尽管其基本原则很少被违背，其存在意义也相应地更多表现在原则上而非实践上。与日常实践紧密相关的文件则是种类繁多而平凡无奇的表格、文档、土地证、通知书等等。这些实用性文件往往由于所涉及的事务规模有限而只能在一定的主体和时空范围内流通（circulating），从而导致任何一种文件都无法形成对伊斯兰堡全局的整体把握。正是这一特性使得伊斯兰堡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依靠小范围的“本土知识”（local knowledge），而无法形成Scott笔下国家对其统治对象的鸟瞰般的全局性理解和整体操控能力。Hull认为CDA处理文件的过程创造了让平民参与官僚实践的机会，从而不可避免地模糊了所谓“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正是这些基于文件的官僚实践本身削弱了伊斯兰堡试图保护的政府整体性和独立性。

第二章围绕“推荐函”（parchis）、“名片”（visiting card）和“请愿书”（petition），Hull提出文件不仅仅是官僚机构实施控制的途径，也是人们（官员或平民）表达异议和进行交涉的媒介（media）。这些文件所具备的物质性如办公室里桌椅茶具的物质性一样，构造着平民与官员在特定交往过程中的政治主体性（political subjectivity）。由“重要人士”在口袋大小的纸张上手写签名（而非打印）的推荐函或者其打印的个人名片能够引起办事官员对来访者的重视，这使得带有签名而内容含混的纸张在平民之间相互传递，成为他们去政府办事时的敲门砖，也使得印制这些“重要人士”名片的打印店无意中变成一个小小的权力资源中心。而请愿书的正式程度（用英语而非乌尔都语、打印、官僚信件的格式、请愿人亲自呈递）作为请愿人在官僚体系内的自我表现（self-representation）则大大影响着请愿被采纳的几率。值得注意的是，推荐函和请愿书这两种型式和目的完全不同的文件在实践中往往凭借其物质性而相互连结：请愿书的呈递常常需要利用推荐函先行拉近请愿者与官员的关系；由重要人士批注过的请愿书也能发挥推荐函的作用。在此，文件的物质性既反映也塑造了看似非个体化（impersonal）的官僚体系中种种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和交往形式，这也进一步展现了平民（citizen）与国家（state）的具体对话过程。

第三章的讨论围绕着CDA日常实践中最重要的一种文件类型：文档（file）。在Hull看来，文档是官僚体系内的个体建立联盟关系和做决策的“物质基础设施”（material infrastructure）。通过一份文档在不同层级、职能的官员之间的流通（circulating）以及官员们在文档上批注的方式，官僚机构得以形成一种相互默认合作式的集体性权威（collective authority），从而每个官员个体都能够规避自身对某个行政决策的责任。Hull认为个体化（每个官员经手文档时对其做出的行动）和集体化（文档所表达的统一的“政府意见”）在官僚实践中是同时发生并相互影响的，二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被看作理所当然的先行条件。除了责任规避以外，个体官员或官员之间的短暂联盟也能借由文档工作将合法或非法的“个人项目”变成一种政府集体的行动，从而达成个人相应的目的。这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文档工作”可能仅仅是将一份待处理的文档在某个办公桌上搁置较长的时间，或者打乱文档在办公室之间流通的顺序。

第四章和第五章所关注的名单（list）和地图（map）展现了官僚体系的正式文件工作为平民参与官僚实践以实现自身利益所提供的渠道。第四章所讨论的名单主要指的是伊斯兰堡为城市建设征地的过程中，有权获得补偿金的被征收土地所有者的名单。Hull描述了名单的排版格式（即只有最基本的词组式的信息，由表格形式排列，而缺乏有关具体情境的完整句式的表达，使得对名单作假只需要很简单的知识和工具）以及名单的流通是如何形成村民、地方官员和政治家之间的短暂联盟，并协助这些个体通过对名单作假而向政府索取更多的补偿金。为了应对广泛存在的作假行为，CDA不仅需要控制名单上话语性（discursive）的内容，也不得不采取措施对名单实行物理上的控制。第五章围绕地图的特性和作用展现了地方社区如何通过在政府建设开始前先行获得方案地图来擅自建造清真寺，并借由地图知识进行教派竞争的过程。在官僚体系内部，地图作为各种方案策划、档案、请愿书的组成部分，其发挥的作用往往更多地在文件流通上，而非在于实际指导建设工作。相反，对于平民来说，这些地图则发挥了它们传统上的意义，即作为空间规划和建设的指导工具：巴基斯坦伊斯兰法的协助下，先行掌握这些地图并建造清真寺能迫使政府在清真寺建成之后承认其合法。因此这些原本被政府用来实现统一治理并缓解教派冲突的地图在现实中变成了不同教派抢占地盘扩大势力的工具。在此，地图没能成为国家实现对社会的整体认识和操控的技术（Scott 1998），却为平民参与社会空间的建构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文件的统治》一书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理论启发。首先，从官僚体系研究的角度来看，Hull的民族志挑战了以韦伯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理论家对官僚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认识。在韦伯看来，书面文件是现代机构运行的基础，而文件记录（相对于口语表达）的作用在于将物体和文字之间的关系固定化，从而使稳定的官僚科层结构和行政控制成为可能（Weber 1978, p.957）。这里的书面文件和官僚机构是理想类型（ideal type），在理想的形态下它们的作用过程也是平稳而流畅的。然而Hull对文件的分析视角却是实用主义的（pragmatic）。在Hull的观察中，文件和文件工作由于其本身的物质性，在官僚实践过程中难以避免地提供了个体进行酌情处理（discretion）的渠道，也成为官僚机构内外非正式社会网络的建构者，这使得巴基斯坦现实生活中的官僚实践充满了意料之外、偶然性、以及混乱。正是这一在韦伯看来能促进现代官僚体系稳定性的工具，在实际生活中成为削弱（理想中的）稳定性的源头。这一理论干预有效地打破了理性主义对组织机构进行分析时所陷入的“结构—主体”之间无法调解的二元对立，并为正式组织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现实视角。

其次，从国家（state）研究的角度看，Hull挑战了被当今社会科学领域广泛认可的“国家主导/控制—社会反抗”（state dominance - society resistance）的分析框架。以Scott 为代表的国家理论认为，现代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展现是通过一系列的中介（mediation）技术所实现的对社会和其自身的抽象化（abstraction）。现代的空间制图技术、大规模社会调查技术、城市规划技术等等都被国家用来将繁复的社会生活进行抽象化整合从而增加社会生活的易理解性（legibility）以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整体控制能力（Scott 1998）。而国家自身在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呈现也是高度抽象而面目统一的，使得普通人难以介入这一抽象的统一体，从而维护了国家控制的权威和稳定性。然而，Hull通过将关注点转向实现这些中介过程所必需的中介者（mediator），对Scott的国家理论进行了现实意义的批判。在他看来，以上对国家抽象化的讨论只关注了中介作用的存在，而忽略了这些实实在在的中介者（即文件）本身的物质性及其发挥作用的物质过程。由于缺乏对中介者的理解，“抽象化”理论也就难免脱离现实。由上文的回顾可以看出，在伊斯兰堡的案例中，文件的物质性是官僚实践具备了极大的延展性和灵活性，这一方面使得国家难以实现与社会的相互分离，另一方面使普通民众得以利用官僚实践的异质性和碎片化来达成自身的目标。因此这不是一个控制与反抗的故事，而是一个人与非人（nonhuman）等多种行动主体在同样的（或相互重叠的）网络连结里行动时不断建构社会关系的故事（Latour 1999）。

再次，从语言人类学的角度看，Hull为当下盛行的符号学理论（Semiotics）提供了一个物质性的转向。正如我在前文中已多次强调的，Hull对文件和文件过程的考察超越了对文件所承载的话语性（discursive）和象征性（symbolic）内容的关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符号作用的否定。Hull所做的努力是将皮尔士符号学体系中对符号的物质性和身体性（embodiment）的强调引入语言人类学分析，即符号（sign）无法脱离其携带者的物质性和物质过程发挥作用，物质性构成了符号的象征意义（Peirce 1986）。由此，Hull对文件物质性的关注批判性地回应了当前语言人类学在研究符号时仅仅讨论语言和其他话语性内容的局限性。

最后，Hull在当前越来越电子化和网络化的时代里对传统纸本文件的关注，也体现了他对正式组织研究的历史性视角。在他看来，纸张在电子化行政时代仍然占有的重要地位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延续性，对纸本文件和文件工作的理解也是研究正式组织在电子化时代的沟通和实践方式所不可缺少的部分。Hull笔下的文件和文件工作也是一种文化的延续性，是社会关系与行动模式在历史时空里的继承与变迁。正如Hull在另一篇文章里提醒我们的，对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行政电子化的研究也应当具备这一历史的视角，而非仅仅将其视作“去历史化修辞下的技术革命”（Hull 2012, p.262）。

从方法论层面上，Hull的民族志研究和写作都是围绕具体文件在官僚实践中的“生命历程”（life course）展开，文件本身是他观察与分析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场域。除了以上提到的理论意义外，对文件的研究（而非通过文件而研究）也可以被视作当代人类学通过对非人（nonhuman）或物体（object）的关注而探讨文化过程的范例。或许在这里我们无法将Hull笔下的文件做出理论和方法论的区分：在伊斯兰堡的案例中，正是因为文件和文件工作所传达出的理论意义决定了它们在Hull的民族志方法论上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Carr, E. Summerson, Scripting Addiction: The Politics of Therapeutic Talk and American Sobr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alfin, Brenda, Neoliberal Frontiers: An Ethnography of Sovereignty in West Afric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Harper, Richard H. R., Inside the IMF: An Ethnography of Documents, Technology and Organisational A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Hull, Matthew S., “Documents and Bureaucrac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1 (2012): 251-267.

Latour, Bruno, Pandora’s H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ol, Annemarie, The Logic of Care: Health and the Problem of Patient Choice. London: Routledge. 2008.

Peirce, Charles Sanders, Writing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A Chronological Edition. Volume 3.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Scott, James C.,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Sif Karrebæk, Martha, “‘What’s in Your Lunchbox Today?’ Health, Respectabil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rimary Classroom.”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22 (2012): 1-22. doi: 10.1111/j.1548-1395.2012.01129.x.

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Wright, Susan, The Anthropology of Organ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