掷入平静池水中的一颗石子——关于大流感的历史叙事和记忆

西班牙大流感是上世纪初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这场波及地球上几乎各个角落的灾难造成了5000万—1亿人的死亡，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大流感似乎在很长时期内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历史学家对其也是兴致寥寥。如果把一战和大流感并置来看，关于两者的历史叙事对比更是云泥之别。英国历史学家劳拉·斯宾尼的这部著作是关于这段“被遗忘的历史”的有力尝试，在内容上是对同类作品的有益补充，叙事方式上也是一次大胆的突破。

相较于其他重大历史事件，大流感历史有其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恰恰成了大流感的历史叙事之殇。

其一，被战争稀释的流感。总体而言，西班牙大流感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波次。第一波次源于美国堪萨斯州芬斯顿兵营一个名叫阿尔伯特·吉切尔的病例报告（值得一提的是，吉切尔可能不是第一个感染西班牙流感的人）。这一波次病毒随着美军加入一战应援欧洲西线战事被远征军带至欧洲战场，随后在布雷斯劳、敖德萨、北非等地辗转肆虐，于1918年7月暂时偃旗息鼓。8月，第二波次流感卷土重来，在大西洋两岸的三个地方——塞拉利昂的弗里敦、美国的波士顿和法国的布雷斯特——同时爆发，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未能幸免，同年12月暂告段落，这一波次病毒也是整个西班牙大流感期间最严重的一波疫情。第三波次病毒转而侵入南半球，导致约12000名澳大利亚人死亡。可以看出，大流感的传播流行时间（特别是对欧洲大陆冲击最大的第一、二波次）基本临近一战终结，第一波次流感疫情于1918年12月基本平息，与一战终结接踵而至。无论是两者的时间线、流感病毒传播扩散的宿主主体（军队），还是无法独立清晰统计的死亡人数，大流感都无法与一战完全割裂。这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即大流感是战争的伴生物，进而给历史学家观察审视大流感历史造成了障碍。大流感的历史被战争稀释，成了一战叙事的卑微注脚，难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叙事主体被历史学家看待和书写。

其二，断裂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作者在书中提到华盛顿大学两位心理学家亨利·罗迪格和马格达莱娜·阿贝尔关于集体记忆的一项研究。研究表明，有关集体记忆的叙事方式“相当简单，只需有限的几个重要事件，涉及起始、转折和终了。如果这些事件含有英雄主义或神话成分，那就更加有用。”这是人类进化出的应对复杂事物的高效记忆模式。显然，战争能相当好地适配此种叙事体系。首先，一般来说，战争都有相对明确的起止时间，如“7月28日，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借口，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其次，战争中通常存在辨识度高的决定性事件，如一战中的马恩河战役、凡尔登战役、索姆河战役等，这些战役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格局和走向，历史学家据此为总体史“划分段落”，形成较为清晰的叙事脉络。最后，战争是锻造英雄的温床，如一战中的拉斯·黑格、赫尔穆特·毛奇、费迪南·福煦，他们的事迹让人口口相传、经久不衰，历史学家从中获取叙事素材，普通读者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与之相对，大流感没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起止时间、缺少标志性事件（人类基本上被大流感全面压制）、缺少津津乐道的抗疫英雄，在上述要素面前大流感无一例外地陷入了叙事断裂。

其三，沉没以及沉默的亲历者。大流感叙事还面临“幸存者陷阱”的制约，遭遇大流感的亲历者大都已经去世，而侥幸逃脱的幸存者因为种种原因闭口不谈。作者以岛国瓦努阿图为例，讲述了大流感是如何摧毁本土的。瓦努阿图是世界上语言最为复杂的国家，除英语和法语外，还存在着130种本地语言。该岛的部分地区在大流感中的死亡率达到了90%，大流感与1900年代初席卷该群岛的天花和麻风病一起，造成了20种本地语言的灭绝。不同于对大都市的影响，大流感对这种局部社区的毁灭是不可逆的，特定种群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和文化永远地灭失了，历史学家失去了从这些特定文化观察审视大流感的窗口。另外，幸存者中有相当一部分采取了“选择性遗忘”，他们认为大流感给自己造成了深切的精神创伤，刻意遗忘成了他们对抗苦难的生存策略。作者以一位尤皮克长老的话转述了大流感对人施加的精神创伤，“直到现在，‘奈伦奎克’仍然是尤皮克人对付生活中发生的问题或不愉快事件的一种方式。老人告诫年轻人要‘奈伦奎克鲁库’，就是假装它从没有发生过。他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假装不知道。毕竟，他们不仅失去了挚爱之人，连整个世界都在眼前坍塌了。”

基于以上原因，作者认为对大流感历史采用线性叙事不是一种可取的方式。他引述非洲历史学家特伦斯·伦格的话，尝试采取一种类似于非洲南部妇女讲述社区生活琐事的方法来书写大流感历史。“他们先将事件描述出来，之后围绕着它反反复复地打转，再一次次地回到事件本身，使其逐渐扩展，同时加入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许。”

这样的叙事方式常见于市井闲聊，通常由其中一位参与者抛出一个初始话题，话题可深可浅、可大可小、可远可近，众多参与者开始你一言我一语，根据对话题的兴趣、理解对其进行拓展、延伸和跳转，没有定例可循。可以看出，这种叙事方式不苛求专注、深刻和精准，更多的是发散、敞开和跳跃。作者将这种日常的叙事方式充分运用到了本书中，章节内的多线程叙事散见于全书各处，营造了一种大流感从四方逼近、各处蔓延的压迫感，如作者所言，“本书试图将这些线索汇流一处，以其壮观或恐怖的种种场面，为这头瘟疫怪兽描绘出一幅更为清晰的画像。”

当然，这样的叙事方式弊端同样明显。作者欲图在宏观史和微观史间达成一种平衡，在兼顾个体苦难叙事的同时又不失以高远视角俯瞰灾难的全局观。然而，限于史料和篇幅制约，这样的叙事策略往往导致“全貌不全、细节不细”的尴尬局面。另外，作者为了抬升大流感的叙事意义和价值，“冲动”地罗列或得出了一些争议较大的结论，如“它（大流感）影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虽尚存争议，但也有观点认为它部分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推动了印度的独立，让南非趋向种族隔离，也让瑞士濒临内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让20世纪的艺术家深陷迷惘。”

单就本书而言，很难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叙事实践，但是在对作者的叙事实践进行谨慎评价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是一次勇敢无私的叙事尝试。勇敢是指作者要以被同僚或读者指责偏颇粗砺为代价；无私是指作者此举无异于为他人作嫁衣裳，后来者在此基础上对大流感历史再行打磨和雕琢，丰富和扩展大流感的历史面向。

如果将未来的流感叙事含括在内，这种不精确的叙事手段更多的可能是一种策略。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丘比特在其著作《历史与记忆》中转述了心理医生约翰·宾-霍尔关于自己家族历史的一个例子。“在18世纪，不幸的海军上将宾由于据说在敌军面前的怯懦，在他自己的后甲板上被处以死刑：这个故事作为一个家族传说在宾的亲戚中传开，并灌输给后代一种需要直面危险不能退缩的意识。同时，在这个故事的流传过程中，它还影响了这个家族更大的叙事文化，让更多描述后来的家族成员经历的类似主题的逸闻获得了突出地位。在这一案例中，宾-霍尔表示，重要的不是最初的故事中的细节（无论如何有些细节肯定是不准确的），而是‘聆听和回忆的情境’——这个故事变为每一代人记忆中作为家族一分子的实际成长经历中的一部分。”

所以，作者的叙事方式更像是掷入平静池水的一颗石子，其目的是为了激起更多的涟漪，它将在特定的场合重新唤醒拥有潜在记忆的“想象共同体”。如杰弗里·丘比特在评价书写文本的意义时谈到：“通过给予在某个特定时期表达的关于某一事件的观点以稳定的定义和物质上的长久寿命，书写文本构成了能够回看参照的关于该事件的记录，因此使得包含在记忆中的对过去的表现能够根据明显稳定的外在标准而得到检验。同样地，已从记忆中消逝的事件通过重新发现的书面记录而得到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在写下这篇文章的间隙，我一直试图回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冠疫情的细节片段，最终我发现我的记忆是高度碎片化、模式化的，“武汉”、“封城”、“口罩”、“疫苗”、“隔离”、“核酸检测”等抽象概念词汇替代了经验体会，即便这场疫情就爆发于去年年初，且至今仍未彻底消停。不得已，为寻求流感历史的经验关联，我在B站上搜索了一些关于新冠疫情的视频。在一部名为《武汉日记》的纪录片中，我瞬间明白了作者的叙事方式是如何与记忆产生关联的。当满屏的弹幕随着剧情推演陆续滑过，亲历者或旁观者饱含恐惧、焦虑、勇气、信念的情绪神奇地打开了我头脑中半虚半掩的记忆阀门，记忆重新变得连贯、平滑、顺畅，仿佛重新返身于那并不久远的过去。

正如作者在前言谈到叙事和记忆关系时以犹太典籍《塔木德》为例：它就是以这种方式建构的。在每一页上，评注簇拥着一段段古老的文本，然后这些对原文的评注又被对其自身的评注所包围，形成一个一圈圈向外扩散的同心圆，直到核心理念历经时空变得条分缕析后，才编织成人们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