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贝娄何以成为贝娄

在美国现当代小说家中，索尔·贝娄是个耀眼的存在。这位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9岁那年迁入美国芝加哥的犹太人，自1944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晃来晃去的人》以来，一直笔耕不辍，去世前几年仍在写作，最终给读者留下了《奥吉·马奇历险记》《赫索格》《洪堡的礼物》等有口皆碑的作品，并于1976年将诺贝尔文学奖收入囊中。贝娄的勤奋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贝娄之所以成为贝娄，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呢？

在《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中，隐约可以找到解答困惑的可能线索。这部随笔集收录了贝娄在1940年至2000年间的主要散文作品，体裁涵盖游记、书评、政论、演讲、对谈，等等，既有关于小说的未来、小说家的必要“任务”的洞见，也不乏对作为制度的大学、六日战争、犹太传统这种严肃议题的思考，更不用说各式各样的作家“肖像画”。无论眼前的对象为何，贝娄都能保持鹈鹕般的“准”与“狠”。

贝娄持怎样一种文学观？这种文学观与其小说创作相一致？类似的问题，恐怕是阅读本书的读者首先好奇的问题。答案或尝试性的回答，自然存在于《世俗之人，世俗时代》《小说家的干扰》《我们向何处去？小说的未来》等主题性文章中，却也零星散布在他的各式书评里。虽然一度在大学任职，但是，贝娄无意于构建宏大的文学理论体系，他的智慧是一带而过的，不经意却似闪电划破长空。

随着小说创作愈发走向职业化，贝娄发现，作家群体中存在“对简洁和得体的过分强调”，这是“现代性的焦虑和烦躁的体现”。与此同时，作家们沦为细节的奴隶，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当《红色英勇勋章》出版时，许多有军旅生涯的读者致信，表达对细节不真实的愤怒。但是，他们忘记了，作家拥有想象力的特权，细节上的不真实无损整体的高度——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这是贝娄的一条忠告。

面对“小说已死”的悲观论调或强烈主张，贝娄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当下的历史时刻和任何一种过去一样令人恐惧、一样令人惊奇”，这是“现代小说家必须探讨的问题”。并没有证据表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面临的人生问题远远高于他的时代，以及我们的时代。相反，人性的问题是永无止境的。贝娄表示，自己“单纯地相信感觉。相信生命力”，认为“只有感觉能让我们抵达更高现实的概念”。

贝娄对某些与政治有关的话题同样感兴趣。对于犹太性，他认为其中，“笑声和颤抖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很难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因而，犹太人的幽默都会是“神秘的”。关于犹太归化问题，他的回答显得不堪其扰，却也掷地有声：“我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犹太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他拒绝其他犹太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只是幻影灰尘”，是“不真实的”，是“多余的所谓历史解释”。相反，只有在个人的生活中才能找到历史、时代最真实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