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与世界之间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0年11月25日】

长期以来，林语堂以“幽默大师”之名与闲适格调的散文著称，在现代中国国难当头的动荡历史与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叙事下，鲜少被严肃看待。钱锁桥撰写《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系统记述了林语堂的生平、著述与探索中国如何走上现代道路的思想历程。书中所展现的林语堂的文化自觉与作者的问题意识，使本书的意义超越了一本简单的人物传记。

林语堂寻找所谓“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的过程，同时也是作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建立主体性的道路。这并不是要找寻一个可以一劳永逸的答案，而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动态过程。钱锁桥即通过林语堂数段跨文化的中西之旅，勾勒出他从“中国哲学家”到“普世批评家”的转向，并展现出其中蕴含的民族主义与普世主义、传统智慧与现代性的张力。参照林语堂生涯的转变，这部传记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林语堂的前半生着力于增强“中国性”，少年时在圣约翰大学积累西学功底，英语运用游刃有余，却在清华任教时开始反思自己作为中国学人的文化根源。时值摆脱中国传统文化束缚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林语堂一方面与西式、新派思想一拍即合，一方面又被激进反传统的运动激发民族情怀，“逆流而上”学习国学传统文史知识，尤其是语言学。后来出国留美留欧，他依然选择做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在给胡适的信中表示“想用现代/西方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史，这样也许回国十年后他能教中国文学，而不是只教卢梭和托尔斯泰。”这段话已包含朴素的跨文化比较文学意识，并始终以中国文化为落脚点。到了“大革命”时代，林语堂的民族主义情怀在其提出的“科学的国学”概念、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与探讨，以及对泰戈尔的批评等中均有所体现。及至后来结缘赛珍珠与华尔希夫妇，在这两位书商的引导下写作出版了《吾国与吾民》并在美国一炮而红，林语堂都一直强调且凭借着自己的中国身份。在庄台公司的包装下，林语堂成为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思想、日常生活方式的代表。钱锁桥搜集、援引了大量林语堂与华尔希夫妇珍贵的通信材料，后者直率地鼓励林语堂在写作中多增加中国经验：“时时刻刻都牢记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援引的是中国的资源和你自己在中国的生活体验。”

二战的爆发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美国获得“中国哲学家”之称后，林语堂即利用其文化资本为中国抗战发声，钱锁桥指出，珍珠港事件是其知识评论发展的分界线，批评的议题延伸至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和平，中国则是其全球视野中的一部分。二战的结束并没有终止二十世纪的麻烦，作者在第九章中特别刻画了林语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跨文化思想家对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并呼吁和平的新世界秩序需要由东西方共建。在紧随其后的一章中，林语堂的自由主义立场在冷战背景下愈发凸显。他与华尔希夫妇就为其小说人物缺乏所谓的“中国气息”产生了分歧，他觉得“中国人物并不应该和西方人物不一样”，他关心的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性”，并认为“自由必须对任何民族都是一个意思”。可以说，在林语堂的“后半生”里，他一直试图摆脱“中国哲学家”的标签，成为思考世界和平何以可能的“哲学家”，通过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智慧来构建理想世界。当然，正如“东方智慧”至今都难以进入世界秩序的构建，“中国哲学家”的标签根深蒂固，弱化“中国性”的林语堂果然在美国文化市场中遭遇冷落。

能够从丰沛的史料中建构出一个线索清晰、晓畅明白的传记，本就需要举重若轻的能力。钱锁桥的叙事不仅准确把捉到传主思想历程的变与不变，而且揭示了至少在林语堂身上，民族性与普世主义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终其一生，无论是学术研究、文化批评、文学创作，还是研发汉字打字机，林语堂始终在实践如何将中国智慧带上现代世界舞台，参与世界秩序的构建，以及在世界秩序中如何走出中国的现代道路。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不仅在于提供与拓宽了现代汉语的可能性，也不仅是批判性梳理传统中国文化与开创现代知识领域的典范，更在于当他们面对已然建立的西方文明与现代秩序时，如何背负着厚重的民族历史传统在世界的舞台上确立自己的角色与道路。时至今日，这仍然是国人、尤其是一代代华人知识分子不能回避的问题，而昔日鲁迅、胡适、林语堂们不断探寻与碰壁的过程，正持续不断地带给我们可供借鉴与反思的养料。他们的思想遗产在后人不断的阐释中展现出惊人的生长力，从英国学者苏文瑜的周作人研究到钱锁桥的林语堂传，钩沉他们对中国现代道路多种可能的探寻，无不是面向中国当下与未来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