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粤生涯百态现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覆灭。同一时期（1862-1874），中国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也是这个时期，浙江绍兴山阴长塘人杜凤治，于同治五年（1866）由京赴粤广宁县任知县，随后又历任粤四会、南海、罗定等州县官，光绪六年（1880）告病回乡，此后无音讯。正如邱捷所言，杜凤治终其一生只是清朝一位中下级文官。而这位文官留下了40册共三四百万字的日记，记录了他从候任到辞官的14年官宦生涯。治史向以法定规条、官方文书（档案）或者当时的出版物（《官箴书》《福惠全书》）为主要材料，但实际上不管是档案还是官员统一使用的出版物，都经过一番修饰方面世于众。比如知县上奏的对某些案件的判语会出现与实际不同的情况，又比如知县上奏的对地方某些士绅的恶意评价，但这些乡绅在地方志中展示的形象与之相反。这些其实在杜凤治的日记里均有所体现。
清代全国各省府州县官缺以“冲”“繁”“疲”“难”四字概括。“冲”为地方要道（巴县知县正是此缺，看《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繁”为政事纷繁；“疲”为催粮任务甚重之地；“难”为治安极差之地。杜凤治初入官场所赴任之地，广宁县，为“疲”，“简缺”。虽然广宁知县不算是肥缺（不过在众人议论各自被分配的地方县时，都称广宁是优缺），但为杜凤治初任官员的第一步，赴广宁之时还是充满干劲，且到埠之初也摆了一下官架子。以杜凤治之言，安民、劝耕、催粮，“此三事最重大也”。他因此，在他的官宦日记中，不仅记录了他所见所闻所感的太平天国，也详细记载了自己对广东、广宁、南海等地环境与人事的感受（偏见），当然还有日常公务的过程，尤其州县官审案。而催粮、治安，在日记中也多有记载他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与考量。所以，他的日记实际上弥补了官方档案、文书等没有提及的细节，也呈现了新形势下地方官民的动态与心态。地方如何看待国家，国家政策或朝廷命令如何在地方如何通过知县来实践，在杜凤治的日记中都有详细的记述。
《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原文在《清史稿钞本 第一辑》第10-19册）是了解晚清同治中兴时期广东地方（尤其一个三地要界，又常有土客械斗，发匪残余，士绅网络错综复杂的地方）的好材料，但翻阅过此日记者，必定与邱捷所言之种种，深表同感。虽然杜凤治有计划把自己日记留传后人，但他不按常规、寥寥草草的书写，让人“眼花缭乱”，加之他一位中下级文官，所提及者大部分不在常规史料记载之中，难以查找与考证其人其事。此外，杜凤治写日记并不严格按时按地，有时在船上潦草记事作罢，后来在佛山水路途中，日记掉入水中，损坏几册，以致于现在留传的日记并不完整。总而言之，要读懂《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很多情况下必须结合其他文献才读得明白”（加一句，还要有草书字典）。
关于《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主人翁杜凤治及这本日记的基本情况，邱捷已在新著《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中有详细论述。早在2006年起，邱捷就已利用这部日记撰写过几篇论文（收录在《晚清民国初年广东的士绅与商人》），近20年来一直专注这部日记，可见著者用心。他发现，杜凤治对“宦海”“官场”用词频率颇高，而在其日记中也能体现杜凤治任官期间地方官场生态，因而取此为视角，分析与研究晚清官场百态。其实，《望凫行馆宦粤日记》讲述的内容并不只有官场，它在清代司法制度、政治制度、赋税、地方经贸与社会、广东地方动乱等方面都有研究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邱捷所论述，杜凤治到粤后，《申报》《中西日报》《华字日报》相继发行，而且当时同治帝去世消息，先由外人传到广东，却迟得很。邱捷认为，同光之际，外国新事物的影响不宜估计过高。但这一点在光绪帝驾崩时，似乎并非如此，《字林西报》当时掐准了光绪帝去世时间发出急报，因而，同治帝至光绪帝时期，外报在华传播问题，包括国内报纸传播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据说不久后由邱捷负责的日记点注本也将出版，少了翻阅原本的痛苦，杜凤治的日记必定会被更多研究者们关注与利用。《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以对杜凤治官场生涯的解析为基础，也详述了日记的大部分内容，点注本未面世之时，可结合日记原本解读；即使点注本面世，此书也可视之为日记的导读，为研究杜凤治及广东地方社会等问题的后来研究者们提供有用之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