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黄涛：戏剧、政治与卢梭的反启蒙——《致达朗贝论戏剧书》序言绎读

要想搞清楚卢梭究竟为何要撰写《致达朗贝论戏剧书》（以下简称《论戏剧书》），有必要悉心阅读《论戏剧书》的序言，“序言”详尽地揭示了卢梭撰写这本书的缘由。

“序言”一上来就讲述了撰写《论戏剧书》的动机，卢梭明确表明，他写这篇作品不是为了攻击达朗贝尔，并且说，从私人性角度说，他没有攻击达朗贝的理由，考虑到达朗贝对他的颂扬，就更不应该攻击他，甚至要去称颂他。但接下来，卢梭话锋一转，说道，“只有对于那些全部道德只意味着表面的人来说，这些出于礼节的考虑才会盖过义务。”在他看来，人的第一义务和首要情感是正义和真理，是人类和祖国，而不是在社交生活中的种种出于礼节的私人性考虑。不仅如此，在这段话的结尾，他还提请一位热爱祖国和热爱义务，而不担心因为破坏礼节而引人不快的人来评判自己撰写的这本书。“序言”表明，卢梭撰写《论戏剧书》绝非出于私人恩怨，而是出于公共性的考虑。无论是正义还是真理，无论是祖国还是人类，都远远地超出了社交生活中的私人性的考虑。

但出于礼节和出于人的第一义务和首要情感之间的不同仅仅是出于私人性的考虑和出于公共性的考虑这么简单吗？

卢梭，《致达朗贝论戏剧书》

这里所谓的礼节（all decency）同第一论中提到的“城市化礼貌”(urbane morals)相似。但在第一论中，卢梭不是从社交生活的私人性角度讨论这种礼貌，相反，他对“城市化礼貌”展开了政治批判，他将启蒙带来的“开化的人民”同“幸福的奴隶”相提并论，言语之间似乎表明“城市化礼貌”有同专制权力结盟的嫌疑。 卢梭看到，在被城市化礼貌支配的群体中，“人们没法清楚地知道自己与之打交道的是个什么人；即便要认识自己的朋友，也得等到种种重大的关头。”并且，在这种礼貌的支配下，“人们不再粗鲁地凌辱自己的敌人，却会巧妙地中伤敌人。”

巧妙地中伤敌人，意味着不直接地针对敌人，有时甚至从表面上将敌人当朋友，于是，在这种礼貌的支配下，敌友的区分就变得模糊。但敌友区分变得模糊，不意味着敌友关系不存在，卢梭注意到，在城市风礼貌的背后，仍然有“猜疑、提防、提心吊胆、冷漠、留一手、怨恨、背叛”。考虑到城市风礼貌是自由社会的基础，那么，卢梭就揭示了这种城市风礼貌导致的后果，“民族仇恨消退，随之消失的是对祖国的爱。”

然而，正义和真理、人类和祖国正是卢梭想要捍卫的“人的首要情感”。于是，我们就看到，在第一段末尾，卢梭邀请那些“有需要效劳的祖国，并且热爱义务，而不担心惹人不快”的人来担任评判者。考虑到在第一论中，他选择了像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等的古典哲人作评审法官，我们就可以理解，在此他的言下之意是，在启蒙时代，自己宁愿追随古典哲人，而不愿意追随启蒙哲人。在“序言”第五段，他再度强调了这一点。由于他曾为《百科全书》撰写词条，因此担心人们认为他也赞同在日内瓦推广戏剧的观点，于是他说，“我必须否认那些我根本不同意的观点，免得他人而非自己的观点归咎于我……出于自己荣誉的需要，必须展示我对我们的一些规则的思考。”

一

“序言”第二段申述了卢梭撰写日内瓦词条的具体动机，这就是出自<日内瓦>词条中的一段话。他简要地谈了关于这段话的总体印象：（1）在这个词条中有“受人鼓动的热情”，既然有热情，就会使人产生了解这热情的兴趣，但这究竟是怎样的热情呢？

（2）有关日内瓦演剧一事并非事实（尽管将来可能会成为事实），但结合（1），既然日内瓦演剧尚未成为事实，对一件还不是事实的事有如此大的热情，就一定别有用心，想要使这件不是事实的事成为事实。

（3）从篇幅上看，有关日内瓦演剧的内容占据的篇幅比较大。但在此卢梭用语含混，“其篇幅与日内瓦事实存在的事一样多”。这话的意思究竟是说，词条中有关演剧的部分篇幅占了一半，还是说关于演剧的部分虚构的内容和有关日内瓦存在的事一样多？从篇幅上讲，在"日内瓦"词条中，这段话并未占据一半篇幅，整个词条译为中文近17个页码，这段话仅2个页码。因此，就只能是后一种可能，即在卢梭看来，有关演剧的词条不是在陈述事实，其虚构的地方同有关日内瓦实际存在的事一样多。如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整个词条究竟是在陈述事实，还是整体都是虚构？若是虚构，那为何要虚构？

日内瓦词条共44段话。第1段介绍了日内瓦的自然地理环境。第2-4段表面上是在追溯日内瓦的历史，但其实关注的是日内瓦的政教关系，更具体地说，是讲述新教在日内瓦如何逐步赢得对天主教的统治权。第5-8段讲述日内瓦的对外关系及其防御体系，其间穿插对加尔文改革的介绍。目的是介绍日内瓦如何通过改革得到强大。第10段介绍了日内瓦的税收体系。第11-14段介绍了日内瓦的民主制度。第15-22段介绍了日内瓦的法律体系，分别介绍了民法，尤其是其中有关继承和婚姻的法律，此外还包括刑事程序法、公务员法（官员遴选法）、调解制度、限制奢侈法。第23段是关于演剧的论述。第24-30段介绍了日内瓦科学、文化艺术的繁荣，介绍了它的钟表业，以及现代的城市机制如济贫院和消防组织。在整个词条中，篇幅最大的是有关日内瓦宗教问题的介绍（第31-44段）。

《百科全书》书影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表面上整个词条是在介绍日内瓦的各个方面，但稍加注意就可以看到，达朗贝选择性地介绍了日内瓦，他为我们描述的是如下一副日内瓦图画：日内瓦是一个新教的国家，是一个强烈追求自由和改革，一个重视哲理思考的城市，她有着自由的传统（“日内瓦的政治制度是按照古日耳曼的那部贤明的法典建立的”），宽容的政治氛围、具有民主政治的种种优点。在日内瓦，人们可以享受到言论自由、婚姻自由、平等的机会，甚至连犯罪人也享有了不受刑讯逼供的自由（开启了现代文明的刑罚制度的先驱，即便在今天，也是评判一国法治程度的重要尺度）。她文教昌盛，科学艺术发达。她享有现代社会的种种好处和便利，建立了预防疾病的体系、建立了济贫院、建立了现代城市不可缺少的消防组织。

这幅图画与启蒙哲人们描述的世界十分接近，翻看《百科全书》，不难看到，达朗贝描述的关于日内瓦的种种事实，不过是《百科全书》宣扬的进步和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从表面上看，《百科全书》仅是一部工具书，但有必要注意的是，哪怕在一些技术性词条背后，也有价值判断。例如"日内瓦"词条在谈到日内瓦是继英国之后第一个接种牛痘的城市之后，达朗贝写道：“在法国，要人们种牛痘，是很困难的。不过，早晚得普遍实行。尽管有些医生至今还反对，其态度之坚决，同他们的前辈反对血液循环现象与催吐剂之功效等许多不可争辩的事实是一样的”。启蒙哲人们正是借助这些词条宣扬进步和文明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基本立场集中反映在《百科全书》的“绪论”中。达朗贝不仅是《百科全书》词条的主要撰写者，也是“绪论”的作者。在绪论中，尽管达朗贝承认教会的权威，但他强调，知识来自于理性，而不是来自于罗马教廷和《启示录》。伟大的秩序化的力量是理性，它和记忆、想象等共同发挥作用。他用一副知识树来说明这一点，这棵树表明所有艺术和科学都来自这三种精神活动。启蒙哲人重新安排了认知的世界，重新确定了人类的位置，并把上帝拒之门外，对于当时欧洲的哲学和社会思想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如此才能理解，为何达朗贝在描述日内瓦的各项事实之余，按捺不住兴奋，对日内瓦充满溢美之辞。词条的末尾一段集中表达了撰写词条的真实意图：“我们对其它比日内瓦大的君主国，也许还写不出这么长的词条。在哲学家看来，蜜蜂的共和国的历史之引人入胜，并不次于大君主国的历史。也许正是在小国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完善的政府施政的模型。”在百科全书的作者们看来，在君主国中实现启蒙的政治理想十分困难，在小国中实现政治上的启蒙将变得容易。他们在日内瓦看到了理想政治的模型，伏尔泰就曾将日内瓦描述为“人类理性进步的不容忽视的范例。”

二

查考欧洲18世纪戏剧史，可以看到，伴随哲学思想的启蒙，戏剧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戏剧形态，出现了以伏尔泰、狄德罗和博马舍为代表的法国启蒙主义戏剧家，和以莱辛、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启蒙主义戏剧家。对理解卢梭的《论戏剧书》来说，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的悲剧。甚至可以说，伏尔泰乃是卢梭这部作品的隐秘的写作对象。伏尔泰不仅擅长写小说，也能撰写历史和哲学作品，更是启蒙主义戏剧的大家，他一生中有二十余部剧作传世，其戏剧作品以悲剧为主，创作了诸如《俄狄浦斯》、《查伊尔》、《默罕默德》、《布鲁图斯》、《凯撒之死》等悲剧。伏尔泰以戏剧作品扬名，在卢梭撰写《论戏剧书》时，伏尔泰正在日内瓦边境上的德里斯庄园里为日内瓦各界名流撰写剧本，甚至上台演剧。

启蒙主义戏剧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政治和社会批判是启蒙主义戏剧的主题。要想读懂启蒙主义戏剧，首先有必要熟悉启蒙哲人的哲学和政治观点。伏尔泰的悲剧作品中传达的正是反对宗教、歌颂自由和民主的启蒙政治气氛。在这个意义上讲，卢梭在《论戏剧书》针对的与其说是作为戏剧家的伏尔泰，还不如说针对的是作为启蒙政治哲人的伏尔泰。考虑到伏尔泰在当时戏剧界的影响，似乎可以猜测：卢梭之所以撰写《论戏剧书》，目的不在戏剧，而是为了借题发挥，攻击启蒙哲人的政治与社会观点。

仅仅从启蒙戏剧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出发，并不能充分说明卢梭为何要撰写《论戏剧书》。有必要再次回到日内瓦词条，将有关论戏剧的文字放在整个词条中理解，从而就可以看到，卢梭之所以要关注于论戏剧的这个部分，其实有更深刻的意图。正是在这个部分中，启蒙哲人达朗贝陈述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不仅如此，正是在这个表面上看有关戏剧的部分中，达朗贝提出了在日内瓦搞政治启蒙的重要理由。

在"日内瓦"词条中，在讲述论戏剧的部分之前介绍了日内瓦的反奢侈法，而在论戏剧的部分之后，讲述的是日内瓦文化和艺术的繁荣。这两个部分明显存在冲突，我们从第一论中得知，“奢侈很好不伴随科学和文艺而行，而科学与文艺的发展则绝离不了奢侈”。论戏剧的部分恰好处在冲突的两者之间，因此，论戏剧的部分究竟持有何种主张就显得十分重要。如果这个部分也反对奢侈，那么，从反对奢侈到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就显得令人费解。

然而，论戏剧的部分一上来说的正是“日内瓦不容许上演戏剧”。这就表明，如果从存在于日内瓦的事实看，达朗贝接下来讲述的“日内瓦文化和艺术的繁荣”就令人困惑。不仅如此，他将日内瓦描述为一个民主的自由国家的做法也令人困惑。因为，一个文教昌明的自由城邦如何会拒绝演剧？既然“各门科学和各项艺术在日内瓦得到了大力提倡”，为何独独戏剧得不到承认？关于日内瓦戏剧现状的描述，即刻就冲淡了有关日内瓦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的描述。

不仅如此，考虑到在这个论戏剧的部分中，达朗贝不是在做事实描述，除了讲述日内瓦有关戏剧的现状之外，其他的话都是价值性和评判性的，这部分带有价值性和评判性的内容占据了整个日内瓦词条中所有带价值性和评判性部分的一半以上的篇幅。这也就是说，如果日内瓦不承认戏剧的正当性，不赋予戏剧以正当地位，那么，达朗贝有关日内瓦作为一个理想的民主自由国家的描述就不过是虚构。如此一来，在"日内瓦"词条中，讨论戏剧的这段话就显得是整个词条的命脉所系，也是我们可以断定整个"日内瓦"词条绝非仅仅是在介绍事实的一个重要证据。

接下来考察的是达朗贝为要在日内瓦上演戏剧提供的诸般理由。实际上，卢梭在《论戏剧书》的正文中针对的正是这些理由，而非达朗贝描述的事实。在达朗贝看来，日内瓦人之所以禁止戏剧，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演员行当中——那些爱打扮、挥霍和放荡的风气在青年中散播”。换言之，在达朗贝看来，日内瓦人之所以禁止戏剧，是因为害怕戏剧会导致奢侈，而奢侈是一种败坏良风美俗的恶德。但日内瓦不是有反对奢侈的法律吗？在达朗贝看来，“通过严厉的法律以及良好地执法迫使演员的谨言慎行”，就可以整治这一缺陷。倘若如他所说，如果能有效地防止奢侈，在日内瓦就没有反对戏剧的阻碍了，但果真如此吗？

然而，问题不在于如何反对奢侈，而在于一旦在日内瓦推广戏剧，会带来什么？奢侈不过是效果中有害的方面。重要的是注意到，达朗贝赋予了在日内瓦演剧可能带来哪些好结果。在有关论戏剧的这段话的末尾，达朗贝写道，“由此，小小共和国就会光荣地在这个问题上成为全欧洲改革的前驱，其重要性远甚于人们的想象。”问题的关键因此在于理解，为何承认戏剧的正当性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欧洲的戏剧史。在17、18世纪，戏剧遭到了巨大的阻力，这阻力主要来自于传统教会势力。演员是“被开除教籍的人”。教会势力竭力排斥宗教，当时的教规中就有关于惩罚参与演戏的人的规定。“在教会的眼中，剧场是教唆亵渎宗教的公共场所，因为有人在那里连篇累牍地说些不敬上帝的话，拿圣事和基督徒的殉难乱开玩笑。” 由此看来，日内瓦人之所以反对戏剧，不只是担心奢侈败坏民族的道德风尚，更重要的是出于宗教的原因。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搞清楚，为何达朗贝说，如果能在日内瓦推广戏剧，在这个问题上，它就可以成为全欧洲戏剧改革的先驱。

自17世纪以来，尽管在实践中已经接受了戏剧，但在欧洲的理论界和高层，戏剧的正当性仍然没有得到证实。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戏剧是指非常正式的舞台剧，是古典主义的戏剧作品，是指以高乃依、拉辛、莫里哀、伏尔泰为代表的戏剧作品。实际上，在日内瓦也存在戏剧，不过那里存在的是由街头艺人的或木偶艺人的表演，这种表演具有流动性，按照达朗贝的说法，是粗鄙的、愚昧的闹剧，而不是正派的戏剧。而达朗贝所谓的正派戏剧，主要是指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戏剧。因此，达朗贝是要为启蒙戏剧的正当性做论证，他并不想要为一切戏剧形式做论证。

因此，达朗贝之所以说日内瓦人不反对戏剧演出本身，是在刻意隐藏在日内瓦上演戏剧的真正阻力（尽管他提到牧师们动辄将演员驱逐出教会的陋习），因为在教会看来，戏剧这个职业本身就不正当。达朗贝想要凸显的是戏剧的启蒙意义，他提到了两点理由：第一，戏剧的演出将会培养公民们的品味，带给他们一种机智的精细，一种情感的敏锐，而这些如不借助戏剧演出是极难获得的。第二，总之，文学绝不会助长放荡之风，日内瓦将融斯巴达的智慧和雅典的优雅于一体。尚需考虑的是，要想与如此智慧、开明的共和国相配，就应当尽可能地促使共和国允许演出。

不妨更具体地考察这两点理由：关于第一点，“品味”、“机智的精细”、“情感的敏锐”，这些都是启蒙哲人有关人性的主张。启蒙哲人崇尚的是温柔、细腻的人性，而不是古典哲人的崇高的、冷峻的人性。第二点揭示了戏剧的政治效果，只有这种戏剧才能与智慧、开明的共和国相配。有必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戏剧都具有这种效果，自由的民主共和国有与自身相配的人性主张，考虑到只有启蒙戏剧才能培育出此种人性，因此也就只有启蒙戏剧才能与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匹配。

达朗贝说，一旦在日内瓦推广演剧，日内瓦是娱乐的居所，正如它是“哲学和自由的家园”，在这里，“美好的德性”和“高雅的品味”是一回事。在此，达朗贝所谓的高雅品味和美好德性其实就是以演员为表率带来的德性。于是，我们就看到，达朗贝的真实想法，是想要将演员团体转变成启蒙学人族，这样，一旦戏剧推广开来，整个日内瓦就将变成哲人的城邦。不仅如此，我们看到，能够出入这个城邦的成员并不限于日内瓦人，而且包含有外国人，只要他成为一位演员，就会在日内瓦享受到公民的待遇（“对待演员如同其他公民那样绝对地一视同仁”），考虑到，“这里的演员团体将会是全欧洲最出色的。那些痴迷戏剧且才华横溢的人，那些担心投身戏剧事业会在我们中间有失体面的人，就会潮水般涌向日内瓦，因为在日内瓦不仅没有羞辱反倒会赢来尊重，他们能在此尽情施展如此迷人的，罕见的天才。”言下之意就是说，日内瓦将会成为启蒙哲人的家园，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策源地。

说到这里，有必要注意的是，达朗贝在"日内瓦"词条中谈到，在日内瓦，两百年来出现的各种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人数之多，令人吃惊。他特别提到了伏尔泰，说他在这个共和国的人民中间享受到了他在许多君主国中受到的尊敬。并提到，在日内瓦，思想自由和写作自由之所以获得高度称赞，伏尔泰也有一份功劳。伏尔泰俨然是当时欧洲启蒙哲人的领袖。

启蒙哲人达朗贝有关在日内瓦上演戏剧的主张，不过是其启蒙哲学主张的具体运用而已。不仅如此，对达朗贝来说，戏剧在日内瓦获得正当性有重要意义，一旦戏剧的正当性在日内瓦得到确立，那么，讨论戏剧部分之前的奢侈法和讨论戏剧部分之后的科学与文艺的繁荣之间就不存在紧张关系了，因为奢侈法可以确保戏剧不产生有害效果，而一旦对戏剧可能带来奢侈的担忧消失，则日内瓦科学与文艺获得繁荣昌盛的最后屏障就被打破了，从此，日内瓦就可以上演启蒙主义戏剧。进一步地，考虑到启蒙戏剧同自由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日内瓦的自由民主就可以借此得到强化和巩固。因此，才有达朗贝在"日内瓦"词条的结尾所说的可以在日内瓦找到完善的政府施政的模型的话。日内瓦因此成了启蒙哲人的理想的政治城邦。这就不仅对于日内瓦有意义，对整个欧洲也有意义，因而“重要性远甚于人们的想象”。

搞清楚了达朗贝支持在日内瓦上演戏剧的理由，并且考虑到卢梭与启蒙哲人之间的对立，我们才能明白，为何卢梭要说，这段关于在日内瓦演剧的话“无疑给我们描绘了最可爱，最迷人的画面。但是，与此同时，也可能是给我们赠予了最危险的建议。”有关戏剧的论说不过是一个幌子，启蒙哲人的真正意图在于用启蒙的观点来改造日内瓦的政治生活。卢梭对此无疑十分清楚。因此，从表面上看，《论戏剧书》的序言中针对的是启蒙哲人有关日内瓦演剧的方案，但实际上针对的却是有关词条中有关演剧的部分，这个部分是整个词条的核心，它清晰地暴露出了启蒙哲人通过戏剧要达到的目的。

卢梭对词条中达朗贝描述的有关日内瓦的其他事实，似乎并无太多兴趣。我们知道，这"日内瓦"词条讲述的事实中，最有争议的是关于日内瓦牧师们的信仰问题。因为启蒙哲人所面临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教会势力。实际上，达朗贝也正是因为日内瓦词条中的关于宗教部分的论述，触犯了日内瓦的教会高层。卢梭对于信仰问题多有论述，对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卢梭为何要放过呢？

尽管明知启蒙哲人要在日内瓦搞戏剧最大的敌人是教会，但在“序言”中，卢梭绝口不提戏剧的这一重要的、并且是致命的敌人，这就意味着，他不是站在教会一边反对启蒙哲人，相反，他的宗教立场至少表面上接近启蒙哲人如伏尔泰的立场。 因此，卢梭显然并非站在宗教一边反对启蒙，他究竟基于什么立场反对启蒙哲人有关在日内瓦推广戏剧的提案的呢？

三

在转述了达朗贝在"日内瓦"词条中有关论戏剧的话之后——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转述本身就已经表明了卢梭的立场——卢梭立刻说，达朗贝描述了“最可爱、最迷人的图画”。但他同时又说，达朗贝的建议“十分危险”。

所谓的“最可爱”和“最迷人的图画”是指启蒙哲人有关日内瓦的构想，即如果日内瓦人承认了戏剧的正当性，日内瓦必将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文化繁荣、政治昌明的国家。那么，为何卢梭要说这个建议“十分危险”？如此言辞的背后岂不表明了他完全不赞同启蒙哲人的日内瓦构想。因为接下来，他谈到了日内瓦的青年人，谈到了他们的政治抱负。此刻，在日内瓦词条的鼓动之下，他们“正翘首以盼建立一座剧院，相信自己正致力为国家，或者是人类服务啊！”然而，日内瓦的青年人并不晓得，对于戏剧的支持背后实际上就是对于启蒙的支持，更不晓得，支持启蒙的政治理想，必然会败坏自己的祖国。他们不过是卢梭在第一论中所说的那群“浅薄轻浮的年轻人”（第43段）。由此可见，卢梭担心的和想要避开的“坏事”因此就不是日内瓦人承认戏剧的正当性（在《论戏剧书》中，他对于古希腊时代的戏剧不无称赞），而是出于担心启蒙主义戏剧教坏日内瓦的青年人。

卢梭之所以认为达朗贝提出的建议危险，是因为在他看来，启蒙哲人虚构了日内瓦的政治生活，而日内瓦的青年人向往这种虚构，会败坏日内瓦的政治生活。因此，卢梭之所以要反对日内瓦词条，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这就是他在“序言”第五段的开头所说的“必要”的事，也才是他在第7段中所说的“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至关重要的实践性真理”。考虑到这一点，就可以得出一个附带性的结论：卢梭并不反对《百科全书》的所有词条，也就是，他不反对启蒙哲学的基本观点，他反对的是启蒙哲人提出的政治与社会观点。

卢梭对日内瓦有自身的理解。早在第二论的献词中，他就描述了一副不同于启蒙哲人笔下的日内瓦形象。 在那里，卢梭称颂日内瓦的执政官们 ，说他们凭借政治上出色的智慧，将自然造成的平等与人类自己造成的不平等“完美的协调起来”，“以最合乎自然法则和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使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个人幸福恰好保持一致”。言辞之间，仿佛日内瓦就是他心中的良好施政的模型。并且，和达朗贝在日内瓦词条中的做法一样，卢梭也提及日内瓦内政和外交，提及日内瓦教士的美德，提及日内瓦男女之间幸福的婚姻，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像达朗贝那样凸显日内瓦的自由，相反，他强调了日内瓦人平等的美德，这种平等不仅体现在公民之间，而且体现在官员和人民之间。

在达朗贝笔下的日内瓦不仅有现代化的预防接种，有现代的城市消防体系和救济体系，而且在那里科学和文艺繁荣，人们有欣赏戏剧的热情。在那里，家庭和婚姻的幸福取决于制定了良好的法律，宗教之所以宽容是因为教士们具有理性，而不是因为启示信仰。然而，在卢梭笔下，日内瓦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在这里，法律之所以神圣和受到尊重，不是因为某人制定了它，而是因其历时悠久；家庭和婚姻的幸福，是因为血脉亲情，取决于女性的自然美德；教士的美德源自古老的基督精神，源自圣洁的品性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作风，而非因其提出了有关“是否有用”的理性学说。卢梭笔下的日内瓦弥漫着自然德行，这德性即便在时间长河中也不会消失，而在启蒙哲人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时间的流逝带来的进步：最初还是天主教所统治的君主国，如今已是新教治下的自由共和国，过去是明智且专制的加尔文为日内瓦立了法，带来了日内瓦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强盛，如今是理性且宽容的伏尔泰，为日内瓦带来了科学和文艺的繁荣。

在达朗贝笔下，科学和文艺的繁荣无疑值得称颂，它们使日内瓦成为哲学和自由之邦，倘若日内瓦承认了戏剧的正当性，就会使人们享受到高雅的娱乐，但在卢梭看来，这些东西只会发出“让许多人冲昏头脑的”“光彩”，他称“沉迷于这些光彩之中是天真而有害的，会危及人们的幸福和自由”，科学和文艺带来的“对荣华的仰慕”在他看来不过是“受奴役所得的报酬，它一文不值，绝不该用神圣的自由去换取”。从第二论的献词可以推知，有关在日内瓦演剧的提案，必然会被卢梭视为“居心叵测的理论和满怀敌意的空谈”，认为“其中隐藏的动机往往比这种动机所支配的行为还要险恶。”只是献词写于1754年6月12日，那时，启蒙哲人想要在日内瓦提倡戏剧的言论还尚未公之于众。但正是因为这个献词，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日内瓦"词条出版后，卢梭会如此迫不及待，满怀激情地撰写《论戏剧书》。

很显然，卢梭描绘的这一幅日内瓦图画与启蒙哲人构想的日内瓦格格不入。启蒙哲人反对自然，他们更看重人的理性和自由，而对卢梭而言，自由和理性不过是人的可完善性的规定。在启蒙哲人达朗贝的笔下，日内瓦不仅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甚至犯罪人也享有自由。达朗贝相信，倘若日内瓦接受了戏剧，就会使之成为哲学与自由之邦，日内瓦人就可以在哲人（戏剧演员）的带动下，过上有德性的自由生活。但卢梭却认为，启蒙哲人描绘的美妙图画会教坏日内瓦的青年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言论和思想自由引发的质疑会冲击经由传统形成的道德风尚。早在第一论中，卢梭就告诉我们，尽管对追求“整全的真理”来说，怀疑精神是必需的，但对社会的安定来说，这种精神却有害，这是因为，“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葆有稳定的‘基本信条’，既要求大学以传授怀疑精神为尚，又要求大学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就是自相矛盾——怀疑精神与人民的‘信条’相互抵触，因为‘信条’是‘信仰的对象’。如果在社会中普及极少数人的需要，就会摧毁社会安定赖以凭靠的‘基本教条’”。

四

日内瓦给予卢梭的形象的确不同于它在启蒙哲人达朗贝心中的形象。在达朗贝看来，日内瓦是“科学与艺术之邦”，人们对戏剧充满渴望，因而也对卢梭所谓的“高雅趣味”充满渴望。 但考虑到言论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只属于少数人，属于像伏尔泰这样的哲人，那么，启蒙哲人达朗贝就是在向少数人发言。而卢梭在日内瓦只看到“普普通通的人”，也就是大多数人，他们不是通过哲学和借助剧场获得幸福，而是从良风美俗中获得幸福。

不是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思想，唯有少数人才有极高的心智，懂得运用自己的言论和思想自由，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要他们运用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和思想自由权，毋宁是在强迫他们思考和言说。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区分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前提，在古典哲人笔下，沉思的生活是神样的生活，常人难以过这种生活。卢梭追随古典哲人懂得，大多数人不是凭借思维，而凭借习俗和道德风尚生活，因此，只需适当提醒和告知他们需要遵守什么，就可以使之过上幸福生活。

正是在此基础上，卢梭提出，要想捍卫日内瓦的习俗生活，就不需要像启蒙哲人那样，通过戏剧教化人们，使人懂得德性和自由，只有想要使大众也成为哲人，使多数人向少数人转变的启蒙哲人，才需要开启民智。相反，他选择站在日内瓦的常人一边，为大众而写作，既然如此，他就提出，必须改变写作风格：“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为了让所有人更好地理解我，我就要用更多词语说更少的事情；渴望清晰和浅白的我却发现自己松散并且啰嗦。”

卢梭显然不是从文法逻辑上来说这话的，相反，他是从哲学家的角度来评判的。从古典政治哲人的角度看，清晰和浅白才是哲学家的语言。古典政治哲人深刻地懂得，不应将一切东西拿出来给人看，行文必须有所掩藏。另外，既然古典政治哲人知道，他们所写的东西只有少数智识人才看得懂，他们就会刻意省略一些内容，因为少数人会凭借自己的极高智性从前后文中推断出作者有意忽略的东西。例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写得精炼简洁，但施特劳斯却告诉我们，这恰好是这本书“缄默含蓄”的表现。施特劳斯评论说，“《君主论》作为君主们的现实写照，承袭一个常规的或传统的文学风格流派。” 这里所谓的常规的或传统的文学风格流派，指的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哲人所擅长的写作方式，也就是施特劳斯所揭示的“显白教诲”。“显白教诲”的关键是，运用“象征、谜语、含糊和纠结之类的写法”来表述某种政治上的真理。之所以要如此行文，是为了使这些政治上的真理不至于伤害智力平常的多数人，而又不会使少数人一无所获。

在施特劳斯看来，放弃古典的写作方式意味着放弃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区分，换言之，就是要放弃自己的哲人立场。因此，卢梭放弃用简明扼要的写作方式，是要放弃自己的哲人立场。在讲述写作方式转变的那个段落中，卢梭明确谈到了“下降”，但这一下降的姿态从根本上不同于古典政治哲人的下降，因为，在古典政治哲人那里，下降绝不意味着放弃哲人身份，而是隐藏哲人身份，这样既不会妨害大多数人的生活，也不会放弃严肃的哲学思考。在《论戏剧书》中，卢梭的确“下降”了，因为在第一论和第二论中，他的关注点都是批判社会政治生活，以哲人的立场看待政治，从哲人的立场出发，政治生活是不自足的，唯有哲人的身份才自足，第一论和第二论从哲人的立场出发，反对不自足的社会生活。由此看来，第一论和第二论都是写给少数人看的，为的是教育少数人，但在《论戏剧书》中，卢梭明确站在了多数人一边，宣称为多数人写作，捍卫日内瓦的习俗生活，捍卫社会的基础。

研究者们通常从卢梭的日内瓦情感出发，探究日内瓦的政治制度对他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认为他的学说不过是对日内瓦现实政治生活的模仿。然而，只需认真考察一下第二论“献词”中的日内瓦，就可以发现卢梭的爱国热情只是表象。实际上，卢梭对作为他的自然意义上的祖国的日内瓦根本不感兴趣，那么，他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要称颂日内瓦，将其视为优良政体的模型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卢梭的“下降”，回到他有关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区分。既然卢梭是为了多数人而下降，他就必须尊重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而不以哲人的、也就是少数人的生活方式命令和要求，如此，他就必须放弃哲人的立场，回归社会的基础。

《论戏剧书》序言第五段开头说，“甜蜜的蒙昧啊，三十年来一直是我的幸福，我本应当知道如何一如既往地爱你。”这里所赞美的“甜蜜的蒙昧”早已出现在第一论中，在第一论中，有两个部分称颂蒙昧，第一个援引了苏格拉底对于无知的赞颂，另一处则要求普通人待在自身的蒙昧之中。 对哲人来说，蒙昧意味着自知其无知，必须永远质疑和探索，而对大众来说，蒙昧则意味着尊重长久以来的习俗生活。由此看来，哲人若要下降，就必须回归大多数人的生活，尊重大多数人的习俗，而这对哲人卢梭来说，无疑是一种强迫,无疑是一件痛苦的事。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他称自己所写的是“一本让人沮丧的劝诫书”，并且说，“这本书远不是它应该成为的那种样子，甚至远不是在我幸福的时日中所写的那种样子。许多事情使它低于我在过去能达到的那种平常水准，以至于我自己也感到奇怪，为何它没有变得更糟”，他甚至说，在这篇文章中，他活在自身之外，因而感到羞愧。他将自己在这篇文章中的形象视为影子，而并非他的真正自我。

尽管卢梭逼迫下降，但他还是体会和享受到了下降的乐趣，“我放松了自己。我从我的工作中找到了某些乐趣——这些乐趣使得写作得以可能。一次次地，我随心所欲地任由写作离题万里，始料不及的是，为了减轻我的烦恼，却把它留给了读者。”这种乐趣同卢梭在尝试这种乐趣之后感到的苦恼恰好对立。于是，《论戏剧书》序言中所谓的“下降”就体现了卢梭思想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从政治上讲，他心甘情愿地下降，反对启蒙哲人想要将日内瓦变成哲学之城的做法，捍卫大多数的生活，他将这个意义上的下降视为自身的义务。另一方面，从哲学上讲，下降令他痛苦，因为哲人生活始终同多数人的政治生活格格不入。他无法像他所倾慕的古典时代的哲人那样，在返回城邦和做一个真正的哲人之间达成一致，古典政治哲人凭靠一种“显白的写作”，成功地做到了在为多数人写作的同时，仍然保留自己的哲人身份。卢梭既然选择放弃这种写作，就会必然感到痛苦。在《论戏剧书》序言的末尾，这种痛苦得到了明确表达。在那里，卢梭提到恢复自然状态。这里所谓的“自然状态”，就是第二论中描述的自然状态。只有在自然状态中，才能保持哲人的本性，只有在那里，哲学的自由才同社会生活毫不相干。卢梭所谓的“一切皆无”，不过是哲人的无知的委婉说法，他将自己回归到普通人的世界的做法视为转瞬即逝的激动片刻。

结语

卢梭基于日内瓦的道德风尚反对启蒙哲人达朗贝有关在日内瓦上演戏剧的提案，启蒙戏剧必将改变日内瓦的道德风尚，而在卢梭看来，日内瓦的道德风尚朴素且幸福，无需做根本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内瓦是卢梭的理想城邦。卢梭之所以歌颂日内瓦，不过是基于他对少数人和多数人关系的见解，而并非单纯为了和启蒙哲人抬杠。

出于哲学的利益，卢梭为少数人着想，但从政治角度出发，他为多数人着想，在政治生活方面，少数人必须为多数人作出牺牲，哲学家必须要积极参与大众生活。这才是他为何选在站在日内瓦一边的根本理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戏剧书》就不是哲学或政治哲学文献，而是政治文献。实际上，《论戏剧书》正文中大量的部分是对于立法者和相关政治问题的探讨，这些探讨使《论戏剧书》具有了立法建议书性质。不仅如此，围绕《论戏剧书》，日内瓦甚至出现了伏尔泰派和卢梭派的“党争”。 由此看来，《论戏剧书》中卢梭同启蒙哲人之间有关戏剧问题的笔仗，不过是启蒙哲人之间有关过何种政治生活的一场隐秘对话。

本文以《戏剧与政治生活：卢梭<致达朗贝尔论戏剧书>的隐微意图》为题，发表于《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4期；注释从略；

【延伸阅读】

黄涛博士的专著《戏剧、审美与共同体——卢梭和席勒审美政治理论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是近年来法哲学与政治哲学领域研究中的一部创新力作。该书从卢梭的《致达朗贝论戏剧书》和席勒的《论关于人的审美教育书简》入手，对审美政治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严谨、深刻的分析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寻找人类审美活动之中所蕴含的政治法律生活原则。尽管书中某些论断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但是，相对于时下的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研究来说，该书视角独特，发前人之所未发，揭示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进路的可能性，令人深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