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度170年的旅行

最近集中读了几本老外写的中国游记，哈利弗兰科的《百年前的中国》、莫理循的《1894，中国纪行》、保罗索鲁的《搭火车旅行记》、罗伯特福琼的《两访中国茶乡》以及葛烈腾的《天堂之下》。

遥远的中国，熟悉又陌生，追随老外的视角，就像坐着时光机穿梭在不同时代的故国。

有两个明显的分界，福琼和莫理循笔下的中国比哈利弗兰科和葛烈腾笔下的中国明显是不同。前者发生在1845年和1894年，后者差不多在1920年。但1894年前的中国更接近我们队古代中国的想象，贫穷、愚昧但是宁静、祥和，人们的生活总体而言是自足的，福琼在写杭州的时候，还屡屡充满艳羡，“大街上高视阔步的杭州人都穿着丝绸、缎子、绉纱一类的衣服”，城市富裕奢华，有6万人从事丝织业；莫理循从上海溯江至重庆，再由宜宾而至缅甸，行程1700英里，对沿途山川风物赞美有加，所见的苦力、商人、教民、士兵也都彬彬有礼。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性情的不同，哈利弗兰科笔下的中国看起来要糟糕不少，脏、弃婴、狡诈，到处是乱坟，传教士们也装腔作势、高高在上。仅仅只是20年时间，已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了。短短20年，恰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震荡的20年，在莫理循这趟远行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即告爆发，耻辱性的失败彻底打碎了老大帝国的仅有的幻觉，原有的伦理和秩序开始瓦解，城市扩张、列强横行，价值崩塌，上下无所适从。

保罗索鲁第二次来中国旅行的时候，是1986年，改开刚有起色，人们的自我意识正从绝对的桎梏中开始苏醒，躁动、野蛮，却充满青春气息，生活仍然清贫，但未来扑面而来，城市的英语角、夜校的补习班以及恢复活力的知识分子，人们很快忘记了那场十年浩劫给予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创伤，把所有的不幸归咎于四人集团，然后愉快地再次上路。

从罗伯特福琼到保罗索鲁，再往后还有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跨越170年，芸芸众生，如蝼蚁一般，被历史的浪涛掀起落下，不变的是讨生活的韧劲和意志，历史怎样变迁，生存的使命始终不变，活着，争取比别人活得更好。其余，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