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致富强——严复的救亡思想
一．严复简介
1854年，严复生于福建侯官一个中医世家。在他十二岁那年父亲病逝，家道中落，于是他便从私塾辍学，次年进入左宗棠成立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并改名宗光，字又陵。1871年严复从该校毕业，是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1872年他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1877年由于其表现突出，得赴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留学期间，他接触西方思想，并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1879年6月严复毕业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习。此后严复由于并无科举经历，人言轻微，故他曾多次参加乡试，以求功名。到了1889年，他放弃乡试，捐官入仕，被任命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并于次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严复开始积极评论时事，倡导改良。他于1895年连续发表四篇政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宣扬西方优越之处。1896年捐款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1897年在天津参与创办《国闻报》，并在其上连载发表《天演论》。1898年初，严复在《国闻报》上连载刊登《拟上皇帝书》引起光绪帝注意，并在戊戌变法开始后，奉命入京觐见光绪帝，阐述政治主张。1900年，义和团起，避居上海。1904年，由于开平矿务局诉讼事件，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1905年同到达英国的孙中山会面，两人意见不合。事件处理完后回到上海，协办复旦公学，并于次年任校长。1910年1月17日被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随后列名为筹安会发起人。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家中住宅去世。
回看严复的一生，从在甲午战争后提倡西学到名列拥护复辟帝制的筹安会，似乎严复经历了一个从改良到保守的转变过程。如李泽厚(1979)就认为严复“已经背弃了他早年曾热情相信过、宣传介绍过的‘新学’‘西学’，而完全回到封建主义的怀抱中去了。”可事实并没有李泽厚概括的这么简单。严复“参加”筹安会是否出于其本人意愿仍然存有争议[①]。而严复本人到底有没有背弃新学，重回旧学，从其著作中一探究竟也许是更为妥当的方法。本文试图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解读严复的著作，并以此来审视严复的个人思想历程。
二．严复对自由的理解
在严复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论世变之亟》中，自由便占有重要地位。在文章中，严复首先从甲午中国战败说起，指出中外强弱差距，并分析各自的原因。对于西方富强的原因，他指出西方富强的命脉“不外于学术则黜伪崇真，于邢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并认为这二者“与中国道理初无异也”，中外差别只在“自由不自由异耳”。进而他介绍了西方的自由观：“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然后从这一角度出发，解释了中外种种不同的原因。在他看来，西方富强的根本在于“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而中国要想富强，势必得学习这一“自由之体”，这一认识也导致他对“中体西用”的批判(王岗峰, 2006)。
严复对自由重要性的认知使得他迫不及待地要向世人介绍自由主义的思想。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译书的选择看出来。1898年，他首先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告诫世人救亡图存的紧迫性。需要指出的是，“天演论”这一翻译与原文并不完全一致，赫胥黎原文为“Evolution and Ethics”直译应为“进化与伦理”。严复在翻译的过程中特地把“伦理”二字给去掉了，这与赫胥黎原文的主张有关。赫胥黎原文的主张其实是反对斯宾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Huxley, 1901)。而严复则赞同斯宾赛的学说，只是因为斯宾赛的著作“精深微妙, 繁富奥衍”，一时间难以译出，故而选择介绍了斯宾赛学说的《进化与伦理》，并将其改造成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小册子，以便警醒国人(董增刚, 1992)。
接着在1902年，当国人经过庚子国难后已经完全醒悟，而清政府也开始推动新政的时候，他通过出版亚当斯密的《原富》告诉世人西方是如何实现富强的。在书中，他阐明了自由与国家经济的关系，指出英国崛起是 “守自由商政之效也”。而且特地强调了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重要性“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恣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凡日用资生怡情浚智之物，民之得之，其易皆若水火。”同时，他也从亚当斯密的论述中推导出了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的关系，即个人自由是国家自由的前提“处大通并立之世，吾未见其民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
然后在1903年，通过出版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他进一步解释《原富》中中国人一时难以理解的个人主义及自由主义理论。考虑到中西对“自由”的认识具有较大差异，他在《译<群己权界论>自序》中特地点出了“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由之说乃可用耳”，以群己权界一词道出了西方自由的精髓。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严复指出，中文中的“自由”一词，虽然其本意仅指“不受外物约束”，是一个中性词，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常常含有“放诞”“无所忌惮”等贬义。为了消除人们对自由一词的负面印象，他解释道：人有自由，不一定就会为恶，做善事也需要自由。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那他便是绝对自由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一旦进入社会，这样的绝对自由就行不通了，因为如果人人都有这样的“绝对自由”，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便会产生冲突。所以，人如果想要有自由，那就必须以他人的自由为界限。“故日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在此处他首次提及了有限自由的思想。
在介绍完个人主义及自由主义以后，根据“群己”的划分，他又分别于1903年，1904年介绍了斯宾赛的《群学肄言》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在《群学肄言》的序中他说到：“群学何? 用科学之律令, 察民群之变端, 以明既往, 测方来也”“肄言何? 发专科之旨趣, 究用功之所施, 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至于群学之用在今, 夫士之为学, 固将于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业有一合焉。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 由于三者之事, 操其本耳”。结合他对群学的另一段论述“群学之目则政治, 如刑名、如理财、如史学, 皆治事者所当有事也”便可以看出严复意图在实现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再在国家层面让执政者了解社会运作的各种机制，以达到求富强的目的。
1906年，严复又介绍孟德斯鸠《法意》，阐释西方的宪政理论。在《法意》的按语中，他再次在个体层面表达了有限自由的观点：“自由者，凡法之所不禁，则吾皆有其得为之权利。假使有国民焉，得取法所禁而为之，将其群所常享之自由立失。何则？法律平等，一民之所为者，将尽民皆可为之也”并称赞这一观点为“释国群自由之义最为精审”。然后从对个体（小己）自由的论述上升到对国家（国群）自由的论述“然法律所论者非小己之自由，乃国群之自由也”他对国群自由的定义是：“非无遮之放任明矣。政府国家者，有法度之社会也，既曰有法度，则民所自由者，必游于法中，凡所可愿，将皆有其自主之权，凡所不可愿，将皆无人焉可加以相强，是则国群自由而已矣”。
三．对严复思想的批判
从以上几个方面综合考虑，可以认为严复对自由的理解远超其同时代的人，但是其自由主义思想中也不乏许多缺憾。严复自由思想中最明显的缺陷在于严复不时表现出“群重己轻”的倾向。如他在《法意》第四章中评论东西方差异时说到：“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在面对外国的挑战时，严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国群。又如，其在遗书中仍然念念不忘提醒儿女“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勿造孽”。
然后还有对严复工具理性的批评。史华慈(1989)认为严复对待自由“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它是它们能作为达到富强的手段这一直接价值”。针对史华慈的批评，不少学者提出异议(刘桂生, 1999; 线文, 2007)。黄克武(2000)认为严复并没有在群己权重上有所偏执，而是通过结合中国文化中“成己成物”、“明德新民”之观念，倡导一种个人与群体一样地重要的观点。他从认识论的角度指出，严复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穆勒自由观背后，来自休谟的怀疑主义认识论倾向，而是将来自儒家的乐观主义认识论投射到穆勒自由观上，并以此阐发了儒家的积极自由观。
尽管黄克武肯定了严复对自由所持的是一种价值理性，但是，他也指出了严复自由观偏向积极自由。徐国利(2008)更指出严复这种富强本位的自由观使他离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保有一定距离，而更接近法国式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不过，考虑到中国当时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这样的思想倾向是很容易理解的。先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集体主义思想对严复的影响如何，即使是在当时的西方，自由主义也出现了功利主义的转向，就连作为当时自由主义核心人物的穆勒也舍弃了传统的天赋权利思想，转而将功利主义作为自由的价值标准(盛文沁, 2005)。而严复的自由主义来源之一正是穆勒的《论自由》（《群己权界论》）。这也就导致了殷海光(1988)对严复自由主义思想“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判断。
四．严复思想总结
救亡图存是严复思想的出发点，而他认为中国要富强，首先要向西方学习，且学习的对象不仅包括器物，也包括思想。但是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真正理解西方，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西方的自由精神，而要了解西方的自由精神，则其它的西方学说也就不得不加以了解，所以他最为大声疾呼的并非器物，制度，思想，而是教育。这也使得他具有了保守的色彩。在他看来，只有真正对西方各方面的知识有所理解，才能真正体会到自由的真意，进而理解各学科间的关系，掌握“群学”，然后，政治改良才不会顾此失彼，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富强。
参考文献
Huxley, T. H. (1901).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董增刚. (1992). 试析严复翻译《天演论》的主旨.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101-108.
黄克武. (2000). 自由的所以然: 自由的所以然.
李泽厚. (1979).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人民出版社.
刘桂生. (1999). 严复思想新论: 严复思想新论.
盛文沁. (2005).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功利主义与自由思想关系探析. 苏州大学学报.
史华兹·本杰明. (1989).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王岗峰. (2006). 严复思想和现代性.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7).
线文. (2007). 争辩与启示:严复自由思想述评.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 35-39.
徐国利. (2008). 英国派自由主义抑或法国派民主主义?——严复政治思想特征辨析.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10(002), 15-19.
严复, & 孟德斯鸠. (1981). 严译名著丛刊:孟德斯鸠法意: 严译名著丛刊:孟德斯鸠法意.
殷海光. (1988). 中国文化的展望: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①] 在《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中，陈宝琛认为严复的名字是被拥袁之人强行加到筹安会列表中的，并非出于严复本人意愿。且据严复长子严璩所撰《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以“徒滋纠纷”为理由，拒绝为袁世凯称帝而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