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读：杨镐形象建构兼述书目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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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宣祖实录》卷二一三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万历三十四年（1606），朝鲜宣祖遣谢恩使柳寅吉、崔濂赶赴北京，专门求取杨镐的画像，未果。当时杨镐家在河南商丘（归德府），所以朝鲜使臣千方百计寻找到一名商丘的举人去他的家乡，方才临摹到了杨镐的画像。到了1610年（光海君二年），正式将杨镐的画像奉安于武烈祠。
杨镐（？－1629年），字京甫，号风筠，河南商丘（今河南商丘谷熟镇）人，明朝万历四年（1576年）举人。万历八年进士。初授江西南昌知县，历任蠡县知县、右佥都御史、辽东参政兵职。
封贡失败，1597年春，倭寇又一次大举进犯朝鲜，攻破数县，势不可挡。朝鲜请援，大学士张位“力荐参政杨镐才，请付以朝鲜军务。镐遭父丧，又请夺情视事，且荐邢玠为总督。帝皆从之”。明朝委派杨镐以佥都御史（明朝都察院置左右佥都御史，负责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的身份，担负经略朝鲜军务的重任，与邢玠合作，共同指挥中朝大军与日军决战。但不论是明朝还是当时朝鲜的史料中，都对杨镐与朝鲜方面的初次接触中，杨镐的急性与险辟之做事风格，充满疑虑与戒备（朝鲜），乃至提出凌厉的批评（明朝）。所以朝鲜方面极尽礼仪，“天将接待，其礼至重，固不可小缓”，既然了解其重要性，便给予最高的礼遇。（国王李昖当即行“四拜礼”，朝鲜国王接见明朝使者只行揖礼，而见杨镐竟然行拜礼，且是四拜之礼，对其礼遇已非一般。）同时杨镐也深知自己所受之非凡礼遇，回帖表达其誓杀日寇，捍卫朝鲜的决心。
但仅就杨镐赴朝鲜前的史料进行对比，就会发现明朝这边的史料，如《明史》《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都存在简略、笼统定位、相互传抄，乃至定义其为“庸懦无能”这样存在严重偏见的词汇。而在此后的汉城保卫战与稷山大捷中，杨镐的到来是抵御日军进攻王京最后的倚靠。（“今日杨经理若动，则城内民心，益无所恃。愿乞小留之意，百官呈文经理，恳告请停。”“先是，贼自陷南原，乘胜长驱登山，进逼京畿。经理杨镐在平壤闻之，驰入京城，招提督(麻贵)责不战之状，与提督定计，密选骑士之精勇者……贼披靡而走，死者甚多。又遣游击摆赛，将二千骑继之，与四将合势追击，又破之。”）此番杨镐取得稷山大捷，同时破解了汉城（王京）之围。其后，朝鲜方面以其国王李昖为代表，向杨镐表示感谢，不吝赞美之词。（“此莫非皇灵之远畅，又实由大人威德之致，不胜感激皇恩，仰拜大人之赐也。”）自此，朝鲜君臣世代提及杨镐，都称其有“再造”之恩，实赖杨镐“生之”。而到了18世纪实学名家朴趾源笔下，在他的《杨经理镐致祭文》中，将“再造”之功，全归于杨镐。（“再造我东，系谁之功？天子攸命，苍屿杨公。”）
而这样一战，却甚少在明清史料中被提及。即便是对此战评价较为公允的《国榷》，尚且不提汉城之围，对整个战事的论述也是本末不清，更不必说《明史》中的《杨镐传》和《神宗本纪》了。而对于战争谁主头功，两边也是有着差异的：在明朝方面的史料中，邢玠一直是指挥战争的主角；而在朝鲜史料中，杨镐是这场保卫战绝对的中心。邢玠是经略，杨镐是经理，二者互相协作，但具体战事多为杨镐策划指挥。逐渐可以看出，中朝两方就记载杨镐的史料的分歧是不断拉大的，这种记载上的矛盾集中爆发在蔚山之战。
今人的故事化叙事：
倭兵退守蔚山不敢出兵，杨镐又率四万人马，兵分三路，向蔚山进攻，倭兵支撑不住，只好退向岛山。岛山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杨镐军人多马壮，士气旺盛。杨镐本该命战士乘胜追击，一举将倭寇全部歼灭。然而，杨镐在思想和战术中不仅犯了轻敌的错误，就在这关键时刻鸣金收兵，致使倭寇有了一个重整旗鼓的机会。而这时杨镐的军队难以适应北方寒冷天气，又值风雪交加，士兵挨冻受饿，士气大减。而倭兵援军突然出现，士气大振。一仗下来，杨镐大败而归，损兵两万。杨镐为了不受处罚，就谎报大获全胜。
而在朝鲜方面史料中：
杨镐并非“贪虏获之利，不即进军”，而是指挥明军想尽办法，却久攻不下，加上连日风雨，更增困难。日军也损失惨重，城中仅有二百余人疲惫不堪、饥渴交加。久攻的杨镐军队，便转换为围困，想将其困死城中。但水陆两路进发的日援军的到来，使计划落空，杨镐军队也是难以迎战的状态，只能做撤退命令，蔚山一战功亏一篑。同时时任总督的邢玠也得出相同结论，且认为杨镐撤退是明智之举，甚至还为杨镐请功，给予很高的评价。
对于杨镐的负面评价，多源于丁应泰的疏文，称其“隐瞒”、“结交欺弊”，还存在贿赂之情。虽然中朝两方面都在上疏为杨镐辩护，但却很难改变明朝廷的处置。在朝中加剧的党争背景下，派系不同与对战争战、和的不同，导致高层的斗争加剧。更严重的是军队中南、北兵的斗争，贯穿整个明朝，也给朝鲜战场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最终，杨镐被“革任回籍”，朝鲜方面感恩戴德，君臣恋恋不舍，百姓夹道相留。
万历二十七年七月，朝鲜建宣武祠于汉城南，特别崇享（崇兹享祀）明兵部尚书邢玠，经理杨镐，宣祖亲书“再造藩邦”匾额，揭于宣武祠。杨镐的形象是一个代表，他既是朝鲜为何如此“尊周思明”的一个解释，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朝鲜史料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朝鲜对于明朝的崇奉，且不曾受到明朝内部政治派别、朝内党争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的史料多是以旁观的视角去看待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记载也较为全面客观，对于如今的我们构建历史人物、事件的形象起到及其重要的作用。杨镐也因此被翻案，整个评价也更加立体客观了。
再从解释书目，简要说明本书所论。
“小中华”一词，或源起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当时宋朝将接待高丽使臣之馆命为“小中华之馆”，虽然高丽与宋朝建立宗藩关系后，长期收到辽金的阻隔，但高丽君臣皆尊奉宋朝，且仰慕宋朝的文物制度。从中方的角度来看，我们称其为“小中华”，也是其与箕子朝鲜有关的缘故。从三国时期到元末之间，对于箕子的崇拜是长期存在的，并且一直在发展，逐渐被确立为韩国文化的象征、文明的始祖。箕子将朝鲜半岛带到了中华世界中，周武王封箕子为朝鲜国王，这是“尊周”之因。而明太祖赐李成桂朝鲜为国号，此乃“思明”之起。
正统论思想虽然最早跟随朱熹的理学思想，在13世纪末传入朝鲜半岛，但是箕子的存在奠定了朝鲜中华思想的基调。他们自我定位为夷，朝鲜王朝时期也仅仅自称“小中华”。所以在“慕华”思想的裹挟下，当时的朝鲜对明朝是追捧的，效仿政治制度，宣扬正统思想，刻意淡化“华夷之别”的思想。而“事大字小”观念，是属国朝鲜对儒家义礼观念的承接，也是一种外交思想与策略，并且深刻影响了朝贡关系。于是，朝鲜私下遵用明朝正朔，崇祀明朝皇帝，真正把“尊明”全面化，乃至“华化”深入民族性。
朝鲜认为明朝的“三大恩”：大造之恩、再造之恩、拯救之恩。
朝鲜从“反清”到“奉清”，这样的一个心态变化，既是清朝理解朝鲜之思想，努力塑造自身正统，也是在清朝软硬兼施的德化政策下的妥协。朝鲜王朝外表上以恭谦姿态展示，谨守藩邦职守，但内心从未将清朝视作宗主国，才让清末人慨叹“德化之难”。
最后，由“小中华”观念，让我联想到了唐宋变革论中：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一派所构建的“东洋”世界，对于“大中华”的抹杀。其理论核心类似于“小中华”中的正统论的扩大，将元清二朝视为阻碍变革发展之障。不恰当的形容，内藤之核心观念，就是以“小中华”的视角来看待朝代变迁，把文化圈层面的“大中华”刻意隐去。目前思考不多，观念还不成熟，便先亮明不成熟的观点。
对读书籍：
1.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 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修订版）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 年。
2. 孙卫国：《 “再造藩邦”之师： 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3. 孙卫国：《从“尊明”到“奉清”： 朝鲜王朝对清意识之嬗变,1627-1910 》，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