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精神历史形而上学的瓦解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实际上在描绘黑格尔式世界历史和精神历史统一图景在19世纪分崩离析的过程。

黑格尔和歌德都试图用理性超越知性以到达一个统一的整体，区别在于：前者走的是精神之路，采取历史的理性；后者走的是自然之路，采取自然的理性。黑格尔在哲学上的特点在于他整个体系都是以一种根本的历史方式建构的，但他的历史是终极史（endegeschichtlich），通过理性与信仰、基督教与国家的和解，精神完全把握自身，达到自由。黑格尔的和解实际上是源于分裂，他看到了世界的分裂和异己存在，他对此的理解是所有分裂都源于原初的统一，人必须在异己者那里安家，才能避免在世界的异在中自我异化。

黑格尔哲理神学的倾覆产生自政治和宗教上的差异，“费尔巴哈和卢格试图在在变化了的时代的精神改变黑格尔哲学，鲍威尔和施蒂纳让哲学在一种极端的批判主义和虚无主义中终结；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则从变化了的状态出发得出极端的结论：马克思解构了市民资本主义世界，克尔凯郭尔解构了市民基督教世界。”

在这一大分裂之后，尼采所面对的是上帝死去之后的虚无主义，尼采看到了虚无主义（现代性的起源）的含混性：“它既可以是最终没落和对存在的厌恶的征兆，但也可以是强大和一种新的存在意志的第一征兆”，尼采的哲学承接了这种含混性，所以他与时代的关系既是来自“今天和过去”，但也是来自“明天、后天和未来”。尼采对虚无主义的自我克服是一种永恒的复归：“基督教信仰的‘你应’变形为获得自由的‘我要’的精神”；在自由的荒野——虚无中，发生着从“我要”到“我是”的永恒复归，“人们只是‘成为’他们已经‘是’的东西”。

在这个统一到分裂的过程中，洛维特格外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历史与体系的关系问题。黑格尔是按照体系来阐释历史的最突出的尝试，由此呈现出的历史时间样貌是：与希腊的时间观一致，黑格尔也把时间规定为“现在”。只有“现在”才真正存在（在场）。转瞬即逝的、暂时的环节被扬弃——被提高、保存和削减在绝对精神中，世界历史精神的特征“不是已经过去，也不是尚未存在，它是绝对现在的”，它是“绝对在场的”。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并不是要把历史转化为体系（这是狄尔泰所理解的黑格尔），而是要把体系与历史融为一体（或许这正是黑格尔哲学神秘性所在）。“当黑格尔让永恒的东西出现在暂时的东西中的时候，他并不以形式的辩证法为基础，而是以一种内容丰富的基督教罗格斯形而上学为基础。”洛维特强调，黑格尔的历史时间观产自他对古希腊传统和基督教传统的融合，“基督教精神生成过程中的这个历史瞬间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是与希腊人的世界观中的永恒的当前一起思考的”。【洛维特在序言中写道：“历史的存在和意义是完全从其自身出发来规定的吗？如果不是，又是从何处出发来规定的呢？”这个问题十年后在《历史的意义》（中译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中得到回答，洛维特认为，古代和基督教这两大思想体系，即循环的运动和末世论的实现，穷尽了理解历史的各种原则上的可能性。“近代历史哲学的思想架构取自基督教历史神学，但颠倒了历史神学的历史道义论，因而是一种反基督教的基督教世界观，因之，以超越此世为目的历史神学滋育了以改造此世为目的的近代历史哲学。”（中译前言）】

黑格尔的学生们完全放弃了这种“永恒现在”的时间观，“他们根据未来设计自己的现在”，不再仅仅把黑格尔的思辨视为哲学观点，还视为对历史实践的背离。“永恒性的问题被交给已经了结了的神学，哲学则被交给时代意识。”“从与青年黑格尔派类似的动机出发，海德格尔也在自己对黑格尔时间观分析的批判中把永恒性作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推到一边，把一切都设定在死亡以绝对的方式所限定的历史实存自身之上。”

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也对黑格尔的精神历史形而上学做出了时间化的尝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重大影响：与黑格尔的精神世界相比，人们在黑格尔之后是主要根据经济的生产关系，还是一般地以社会学的方式，还是根据“社会历史现 实”来对“精神的历史”作出物质的解释，是根据阶级的导线还 是根据人种的导线来对历史作出物质的解释，这并不构成原则的区别。他们都要像马克思那样把握“现实的生活过程”和并非无前提、而是恰恰相反也是思维方式的前提条件的“一定生活方式”。 恰恰是任何历史实存的这种有条件性，被马克思宣布为唯一无条件的东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精神历史形而上学就被尽可能激进地有限化、并在为历史的服务中时间化了。【136页】克尔凯郭尔认为，黑格尔的哲学忽略了个体，把个别实存敉平在历史世界的普遍者之中，世界历史被理解为一个已经完成的“存在”的结果，排除了任何属于行动和决定的真正的“生成”。“取代黑格尔的能动精神的，在马克思那里是一种社会实践的理论，在克尔凯郭尔那里则是内在行动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