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完成的拼图

用两天时间读完了“甲骨文”新书——《中世日本的内与外》，为了加深理解，又侧重对部分章节重读。薄薄的一本书，本以为可以轻松畅读，但开卷即受桎梏。标明是中世纪日本史，但作者并没有对9世纪到17世纪的日本历史脉络进行线性论述，如果就是结构这一历史阶段日本的对外关系史，也显得零碎。六章内容是几乎单独的六个主题，因此整部书的内容也缺乏一定的逻辑连贯性。尽管译者在序中言明此书是为东京大学本科开设的日本史课程的讲义整理而成，阅读本书需要一些基本的日本史知识，本书中出场的大量人名、地名，可能是连日本人都没听说过，那么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的确会因为其专业性而产生一定的距离。掐头去尾的专题论述会让理解断章取义，来龙去脉的缺乏也增加了一定阅读难度。但此书仍不失为敞开了一扇了解日本的窗口，一些史实让人过目难忘。就自身目前的学识，只能看到书中呈现的是拼图一样的碎片，这些碎片让自己无法完成一幅完整的拼图。也只能选择一些醒目的碎片来增加自己的阅读兴趣。

神国与污秽:中世日本的“自闭”

据介绍，本书作者村井章介是东京大学教授，知名史学者，学说影响超越了日本史、亚洲史与世界史的界限，被称为“村井史学”。作为“村井史学”整体的基本立场，村井章介在书中指出中世的日本是“自闭的”（封闭性、独善性）。作者认为，自闭的对外态势和朝鲜蔑视观两个要素是中世日本对外观的特征。书中记载，9世纪时，由于新罗的威胁以及遣唐利好逐渐消失，日本国家内外均面临各种困难，于是日本人就形成了以下思维模式，即依靠神明的灵验之力维护庄严体面，通过在被守卫的空间里闭门不出，将与中国对等并对朝鲜半岛保持优越性的这种日本统治阶层所盼望的对外关系保留在观念之中。“这就成了日后贵族们对外观念的传统。”而且，匪夷所思的是当时日本人忌讳污秽的观念，这在当时对他们的意识也起着决定性作用。所谓忌讳污秽观念其实质就是鲜明地区分内与外：内部＝神国＝清净，外部＝异土＝污秽，日本之内为清净神国，日本之外为污秽异土。“日本各处村庄隐藏的污秽疫鬼啊，请去距离日本千里之外的地方……——《延喜式》”。在9—10世纪，将日本的国家疆域视作由神明灵力守卫的神圣空间这一“神国思想”登上了历史舞台，那些侵入神圣空间的外部威胁被看作污秽之物。居住在日本疆界之外的虾夷和蒙古族被描绘成鬼一般的形象。切断内外往来，以保障内部清净的做法成了中世贵族基本的对外态度。对中世贵族而言，国境是将作为神圣空间的日本保护起来、阻断污秽的外部世界的影响的高墙。虚伪的中世日本贵族虽然惧怕“污秽”，但绝不妨碍他们获取海外产品特别是令他们赞叹不已的“唐物”，国家间外交可以停顿，民间商业活动确保频繁。中世日本统治阶层一边对“神国”保持自尊，一边对天竺、震旦充满憧憬，但把朝鲜视作本国的边境——“鬼界、高丽”，形成朝鲜蔑视观，日本神话中竟然有“新罗国大王日本国犬也”的记载。而这种现在看上去极近扭曲变态的观念，在当时由于关于世界的知识主要被统治阶层所垄断，日本统治阶层世界观的影响力在中世社会当中处于统治地位。正如作者所言，大约9世纪诞生的中世贵族的世界观是否影响着当今日本人的对外认识——“尚有反省的价值”。

佛像与神明：为了获得拔高“优越感”

中世日本在秉持虚伪的自尊和孤立原则态度下，至使正式国家关系为前提的遣唐使贸易没落停滞，取而代之的是民间主导的交易活动开始发展起来。上层贵族避免与同时代的宋朝建立官方关系，实质上却试图获取宋的文化物品和信息。983年，日本东大寺僧人奝然渡海入宋，觐见了北宋第二位皇帝太宗，向他介绍了日本国情，并于986年携带《大藏经》一部、释迦如来像一尊回国。这部世界上最早印刷的《大藏经》，为北宋建国后依皇帝敕命在四川雕造经版印制而成，一部就有5300余卷，现在全世界也仅存数卷而已。但悲催的是，这部《大藏经》与供奉经卷的法成寺一同被毁。奝然带回的释迦如来像是模造像，原是藏于宋朝都城汴京的寺院之中、在天竺按照释迦生前的样貌雕造的等身高立像，奝然见之感动，“仅我一人礼拜此佛毫无意义，我当仿造此像，让日本国的人们都有机会礼拜”，遂让宋朝匠人仿造。北宋雍熙二年（985），佛师张延皎、张延袭兄弟耗时不足一月便完成了佛像制作。佛像高160厘米，大约与真人同高，佛像内还制作了丝制的五脏。此像现藏于日本京都西郊嵯峨清凉寺，并被认定为日本国宝。这尊释迦如来像自舶来日本之始，就被视作无与伦比的灵验佛像，“上至天皇，下至万民，僧俗贵贱，无不为之垂首接踵，盛况至今不绝。”二战后还有更重大发现，在清凉寺释迦如来像体内发现了古文书、丝质五脏、经卷、版画、镜子、古钱等贵重供奉品，这些也一并被认定为日本国宝。11世纪后，日本各地还纷纷制作了大量的清凉寺释迦如来像复制品，其中20尊为日本国家级重要文物。这一切不仅仅表达了“在佛教世界边缘地区的末法浊世中苦苦挣扎的”中世日本对佛教中心天竺以及真正释迦如来像永留之地震旦（中国）的憧憬，更在于日本借此使自己站到比他国更高的位置，获得了优越感。因为有了释迦的无上福报，则更认定日本是神明守护的国家，日本可以成功地将自身置于特别神圣的位置。这算沽名钓誉、欺世盗名吗？！

征讨与失败：蒙古袭来在暴风雨中败北

刚刚看完《成吉思汗：征战、帝国及其遗产》一书，蒙古铁骑踏上亚洲征服之旅方面尚未涉及，在本书中，作者告诉我们，进攻日本的蒙古军踏上日本的土地其实只有很短的时间，而蒙古进攻高丽竟然长达一个半世纪。仅1231—1258近三十年间，蒙古军就对高丽进攻了六次。而书中记载的蒙古对日来袭，仅仅只有两次。文永十一年（1274），元军、高丽军总计三万数千人抵达对马岛西海岸，元军击破对马的防卫部队，一举吞下壹岐，当月二十日拂晓开始在博多湾沿岸登陆。在前所未见的武器和组织集团战法面前，日本军陷入苦战，不得不退入大宰府。但当天夜里，元军全员退回来停泊在博多湾的船上。半夜刮起了越来越大的暴风，元军轻易地撤退了。这是日本经历的第一次蒙古袭来，即文永之役。老天第一次帮助了日本人。在日本被叫作“弘安之役”的元军第二次征讨日本的行动比第一次规模大得多。与第一次征讨时的蒙古人、朝鲜人组成，以高丽为基地的四万东路军相比，第二次征讨主要由南宋人组成，以江南为基地的江南军有十万之数。4400艘船和14万人的大军于1281年7月27日占领了伊万里湾入口的鹰岛。但从30日起越发猛烈的大风，将大船队像树叶一般玩弄，船只破损，士兵溺死。日本军乘势发动了鹰岛周边的扫荡战，14万大军生还者不过三万数千而已。老天再次垂青日本人。第二次失败之后，忽必烈并没有放弃征伐日本，并制定了第三次征讨日本的计划，但由于江南的反政府起事和爪哇方面战况恶化，计划流产了。随着1294年1月忽必烈死去，日本远征也化为泡影。不仅仅在对日的征伐中蒙古人走背字、遇风暴、遭天谴，1284年忽必烈派往占城（越南南部王国）进行征讨的15000名援军、200艘船只遭遇暴风而溃败。1292年元征讨爪哇时，元朝海军也遭遇暴风，损失巨大。作者评析，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占城、安南、爪哇，元军虽然一度胜利，但最终未能维持战果。补给线延长的前线、不擅长的海战、兵士的主力是缺乏战斗意志的南宋降军，这三个状况合在一起，可以说元军的败北是必然的。但可笑的是，发挥了让元军溃败的重大作用的暴风雨却被解释为神意的彰显，“日本是神明保护的国家，无论何种外敌都不可侵犯”。而实际情况是，蒙古在东南亚的进攻与在日本的并不是相同的程度，从遭受的损害来看，“不得不说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相比是非常轻微的。”

篡权与册封：足利义满俯首称臣的目的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即向四夷派遣使节，通告他们向明遣使，表明庆贺、服从之意。但在日本方面两次使节被杀后，第三次才成功说服日本九州的统治者向明派遣使节，并册封了当时的九州统治者怀良为日本国王。明向日本国王寻求的虽然也有一般性地承认明对对中国统治这一项，但重点是倭寇的禁止和镇压。当时在日本有此实力的就是君临大宰府、控制九州的怀良。而怀良接受册封的动机是想让九州地区从幕府的统治中脱离出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再者册封关系一旦成立，因为与明合法交往的名义仅限于被册封国的国王，国王就可以独自管理与明的贸易。这一点极具魅力。但也让围绕九州的战争超越了对一个地区的争夺，变成了对日本国王地位的争夺。十一岁就成为将军的足利义满成功地除掉了对抗势力，26岁位居人臣，他之上的人仅有天皇而已。在后圆融天皇死后，足利义满接替并开始居于“治天”的地位，而不是让后小松天皇接替，他成功篡权得到了上皇级别的礼遇。在明朱允炆即位后，足利义满即派使节到明，带着给建文帝的文书以及金千两、马十匹、扇百本等真正的“薄礼”。建文帝接收此文书后，立即将足利义满册封为日本国王。作者对足利义满接受诏书的描写极具画面感。作者写道，“他（足利义满）采取了可以说是卑躬屈膝的态度，应该是为了在众人环视之下展现保障其王权篡夺正当性的明的权威是多么高。”作者指出，接受皇帝册封日本国王的形式是为了开展贸易的万不得已的隐忍政策，日本国王不过是为了行使与明贸易权的头衔而已。对足利义满来说，接受明的册封是在国内完成王权篡夺计划时获得的来自至上权威的后盾支持；在对外方面，他意在摆脱自9世纪以后的传统孤立主义，意图在东亚国际社会中正式获取“日本国王”的地位。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是足利义满也完全没有在日本国内使用明朝年号或大统历的痕迹，“国王”也并未被视作取代天皇的日本统治者，日本人在心目中根本就没把明朝当回事！

一句话总结这本书：

现实的日本离我们很近，中世的日本离我们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