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重“定分”
——读解扬著《治政与事君:吕坤〈实政录〉及其经世思想研究》。
前读罗威廉论陈宏谋书,在分析榕门先生的经世思想渊源和事业时,梳理了源于司马光、真德秀至丘濬、吕坤的传承脉络。作为封疆数省的清代地方大吏,陈宏谋对吕坤的经历功业和学行尤为推崇,称其“学问经济俱可见之施行,非空谭性命者可比”,虽“间有偏处,而一腔忧国忧民之意,发于本心而不可遏。其不可及处正在于此”。有明一代士大夫的经世思想,流传最广者,先有丘濬《大学衍义补》,后有吕坤《实政录》。前者的著作意旨、背景、内容及其影响,香港中文大学朱鸿林教授已有专文论述,收于氏著《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一书。本书作者从学于朱氏,故两人研究方法和理路相近,感觉似受到了斯金纳剑桥学派的影响,注重以“历史语境”解读和分析文本概念。 吕坤《实政录》集中展现了他在地方行政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以及对策思考。首卷为《明职》,讨论了26个地方官职的职责和存在弊病,卷二至四为民务,分养民、教民、治民之道,卷五至九分别为乡甲约、风宪约、狱政和督抚约,后八卷是分述为官者的职责,并进一步对如何处理具体政务进行细致的规范,全书由论人(官员的职责)、评事(事权的行使)两部分构成完整的政书体系。作者指出,明确地方上各级管理职责的“定分”思想,是吕坤经世之学的基本理念。分定是修齐治平之要务,若分不定,则“人人各诿其劳而万事废,人人各满其欲而万物争”。吕坤《呻吟语》亦云:“士君子到一个地位,就理会一个地位底职分,无逆料时之久暂而苟且其行,无期必人之用而怠忽其心。入门就心志安定,为久远之计。即使不久于此,而一日在官,一日尽职,岂容一日苟禄尸位哉。”对持定性分之法,吕坤强调在于自身的对社会责任的体认、道德功夫的操持、履行职责的担当,故在他看来人的因素在实际政务处理中居于首要地位,今之选拔“好干部”的标准与此颇为相类。
我以为,全书最敏锐之处,是探讨关于《实政录》作为指导地方政务之书“期成实务的困难”。也就是说,吕坤不厌其烦地对地方政务进行细致周密的设计和安排,包括创设一系列的制度、行政程序规范、以及对执行者的做法提出要求,这些努力能否付诸实践、真正落到实处?现代学界给出的研究答案多是认为,《实政录》于当时能施行于地方行政之处,其实是非常有限。一是由于吕坤所见官场弊病之深,故而书中多“意激切而语憨直”,对吏治的要求过高,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响应落实者想必寥寥;二是其所制定的治法过于细密,并不完全符合各地的实际,加大了下层官吏的行政负担,导致基层官吏感到掣肘而难以付诸实行。而《实政录》之所以在后世影响广泛,越来越受到重视,主要原因还是出于它作为一部地方实际政务指引,内容十分全面丰富,涵盖了帝制国家地方官吏需要面对和处理的具体问题,可供后世借鉴,如清康熙时期的理学名臣汤斌,任巡抚时撰写的文告不少就是从《实政录》演化而来,并根据实情做了适当的改动,以能收取实效。 今日“经世”之学,包括诸如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民主法治、社会治理、城市建设、生态环保、社会保障等诸多学科,各领域的著作汗牛充栋,在官僚体系分工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社会,传统政书也在以新的面目出现,然而能够理论实践结合的依然不多。如城市规划建设领域主政者林树森《广州城记》、王国平《城市论》等,不过仍局限于就政务论事。能够接续士大夫经世之学传统,一如吕坤《实政录》将论人评事相结合的当代政书,更是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