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重“定分”

——读解扬著《治政与事君：吕坤〈实政录〉及其经世思想研究》。

前读罗威廉论陈宏谋书，在分析榕门先生的经世思想渊源和事业时，梳理了源于司马光、真德秀至丘濬、吕坤的传承脉络。作为封疆数省的清代地方大吏，陈宏谋对吕坤的经历功业和学行尤为推崇，称其“学问经济俱可见之施行，非空谭性命者可比”，虽“间有偏处，而一腔忧国忧民之意，发于本心而不可遏。其不可及处正在于此”。有明一代士大夫的经世思想，流传最广者，先有丘濬《大学衍义补》，后有吕坤《实政录》。前者的著作意旨、背景、内容及其影响，香港中文大学朱鸿林教授已有专文论述，收于氏著《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一书。本书作者从学于朱氏，故两人研究方法和理路相近，感觉似受到了斯金纳剑桥学派的影响，注重以“历史语境”解读和分析文本概念。 吕坤《实政录》集中展现了他在地方行政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以及对策思考。首卷为《明职》，讨论了26个地方官职的职责和存在弊病，卷二至四为民务，分养民、教民、治民之道，卷五至九分别为乡甲约、风宪约、狱政和督抚约，后八卷是分述为官者的职责，并进一步对如何处理具体政务进行细致的规范，全书由论人（官员的职责）、评事（事权的行使）两部分构成完整的政书体系。作者指出，明确地方上各级管理职责的“定分”思想，是吕坤经世之学的基本理念。分定是修齐治平之要务，若分不定，则“人人各诿其劳而万事废，人人各满其欲而万物争”。吕坤《呻吟语》亦云：“士君子到一个地位，就理会一个地位底职分，无逆料时之久暂而苟且其行，无期必人之用而怠忽其心。入门就心志安定，为久远之计。即使不久于此，而一日在官，一日尽职，岂容一日苟禄尸位哉。”对持定性分之法，吕坤强调在于自身的对社会责任的体认、道德功夫的操持、履行职责的担当，故在他看来人的因素在实际政务处理中居于首要地位，今之选拔“好干部”的标准与此颇为相类。

我以为，全书最敏锐之处，是探讨关于《实政录》作为指导地方政务之书“期成实务的困难”。也就是说，吕坤不厌其烦地对地方政务进行细致周密的设计和安排，包括创设一系列的制度、行政程序规范、以及对执行者的做法提出要求，这些努力能否付诸实践、真正落到实处？现代学界给出的研究答案多是认为，《实政录》于当时能施行于地方行政之处，其实是非常有限。一是由于吕坤所见官场弊病之深，故而书中多“意激切而语憨直”，对吏治的要求过高，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响应落实者想必寥寥；二是其所制定的治法过于细密，并不完全符合各地的实际，加大了下层官吏的行政负担，导致基层官吏感到掣肘而难以付诸实行。而《实政录》之所以在后世影响广泛，越来越受到重视，主要原因还是出于它作为一部地方实际政务指引，内容十分全面丰富，涵盖了帝制国家地方官吏需要面对和处理的具体问题，可供后世借鉴，如清康熙时期的理学名臣汤斌，任巡抚时撰写的文告不少就是从《实政录》演化而来，并根据实情做了适当的改动，以能收取实效。 今日“经世”之学，包括诸如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民主法治、社会治理、城市建设、生态环保、社会保障等诸多学科，各领域的著作汗牛充栋，在官僚体系分工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社会，传统政书也在以新的面目出现，然而能够理论实践结合的依然不多。如城市规划建设领域主政者林树森《广州城记》、王国平《城市论》等，不过仍局限于就政务论事。能够接续士大夫经世之学传统，一如吕坤《实政录》将论人评事相结合的当代政书，更是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