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进朝鲜李朝的大明昨日余晖

明清易代之际，被目为蛮夷的满洲入主中原，并下令薙发易服。这不仅颠覆了传统的“华夷秩序”，而且令中华衣冠文物沦亡，由此造成的精神世界的崩塌和心灵创伤，使得在许多汉族士人看来，这不同于一般的改朝换代，而是“天崩地解”，是“亡天下”的惨剧。这一巨变对于东亚世界以大明帝国为核心的宗藩世界秩序也产生了强烈冲击。明王朝与周边之宗藩关系，是以华夷秩序为基础，“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差序格局。明亡之后，尽管朝鲜依然奉行事大主义，对清朝贡不辍，恪守仪度，但这更多是一种基于现实政治的选择，而非发自内心的认同。在恭行藩属之责的表象下，数百年间，朝鲜朝野之间秉持尊周思明理念，崇祀明帝、用明正朔、编修明史，在内在文化心态上坚持反清意识，从未视清朝为“上国”，亦否定其正统。因此，尽管朝鲜与明清两朝都保持朝贡关系，但明亡之后，中朝关系发生了实质性断裂，曾经建立在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基础上的文化共同体——“中华世界体系”名存实亡。孙卫国教授注意到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他的《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是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定而成，以中、韩原始文献为基础，并广泛征引英文、日文资料，综合了明清史、韩国史、中韩关系史和思想史各方面的论述，对朝鲜的思明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讲述了朝鲜君臣“尊周思明”观念形成的原因、具体表现及影响，探讨了明清两代相似的宗藩关系表象下，朝鲜对中国文化心态之断裂。

朝鲜李朝建立之初，就采取慕华事大的国策。李成桂立国不敢自专，遣使奏告于明，请颁国号，太祖朱元璋遂赐其国号“朝鲜”，这实际上代表了明对李朝统治合法性的认可，这被朝鲜视为“大造之恩”。朝鲜与明建立宗藩关系，所谓“愿言修职贡，万世奉皇明”，其尊明正朔，用明衣冠，并且国王、世子都须经明朝册封，双方往来密切。在文化上，李朝崇扬儒学，世慕华风，“细大何法，无不自中国而法焉”。不仅如此，1592年，日本以假道伐明为由，入侵朝鲜，几乎占领朝鲜全境。幸赖明神宗派大军援朝，历时凡七年，用兵数十万，终于击退日军，保全了朝鲜，这被视为万世不可忘的“再造之恩”。此外，1637年，崇祯帝得知朝鲜仁祖被围南汉山城，即命舟师赴援，这被认为是“悯念属国之恩”。对明朝的感恩之情使得朝鲜对明的认同更为深入，双方彼此形成了事大字小的稳定关系。

除了上述现实的一面，朝鲜坚持尊周思明也有深层的文化原因。朝鲜王朝以程朱理学立国，讲求纲常名教、华夷有别。中国历史上对正统极为重视，朱熹对于中国历代王朝正统地位的认识，集中体现为华夷观和一统论。这被朝鲜士人所推崇和采纳，此后朝鲜儒学家们对中国王朝正统地位的讨论，大率不曾脱出朱熹的框架。因此，根据这一标准，朝鲜儒学家以明朝为中华正统，所谓“自三代以来，居天下之正者，皇明也；合天下之统者，亦皇明也。”同时，他们认为女真人并非华族，居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向来被朝鲜视为“犬羊之辈”。朝鲜历史上曾多次发兵征伐女真，这使得朝鲜形成了鄙视女真，将其视作蛮夷的心态。女真兴起后，在萨尔浒之役中大败明军，并试图拉拢朝鲜。但朝鲜主流坚持华夷正统观念，执政的光海君试图在明与后金之间周旋，被认为“忘恩背德……输款奴夷”，遭致被废。仁祖即位后，改弦更张，与后金绝交。后金于是两征朝鲜，最终迫使朝鲜臣服。在此过程中，朝鲜人民流离失所，大量人口被掳，加上清实施的高压政策，这加深了朝鲜对清的拒斥。朝鲜学者还批评清朝破坏了中华衣冠文物，“坏尧舜以来上衣下裳之制，使天下泯然皆为𦏛羯，……若是者，可谓正统之归乎”。据此，即便清朝已入主中原，但朝鲜否认清朝能承袭中华正统。

明亡以后，朝鲜一度以为“胡无百年之运”，坚信“虏之必亡”。朝鲜士人也认为明为拯救朝鲜“动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此，故我国（朝鲜）以为由我而亡”，对明有感恩含愧之心。于是，按照春秋大义，为明复仇遂成朝鲜的国策。孝宗（1649年—1659年在位）以恢复明室为己任，为此谋划北伐，认为是“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即便覆亡，亦无惧于天下万世。之后孝宗英年早逝，北伐之议无疾而终。得知“三藩之乱”爆发后，朝鲜又有大臣进密疏主张出兵复仇，但显宗忽崩，肃宗以冲龄继位，朝鲜最终没有出兵。尽管如此，历代朝鲜国王秉持尊周思明的思想，1704年，在明亡六十年后，眼见复明无望，肃宗建大报坛，崇祀出兵拯救朝鲜的明神宗，这既是感恩的表现，也是正统的象征，即通过宣示朝鲜承继了明朝以来的中华正统，强化政权合法性。英祖即位后，也大力提倡尊周，一生写过多首《感皇恩》诗，表明世代感恩之志，他将明太祖、毅宗一并入祀大报坛，希望“今日坛祀可续皇明已绝之香火”。大报坛作为明朝象征，继续赋予了朝鲜李朝以正统性。

尊周思明也是朝鲜士林认可的“政治正确”。大儒宋时烈认为明之于朝鲜，“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因此，尊周思明关涉纲常伦理，是朝鲜立国之本。相应的，他视清朝为夷狄，认为与其有不共戴天的君父之仇，其门人也皆以为明复仇为大义。当南明永历帝遇害后，宋时烈恸哭失声，说：“天下事无复可望矣”。宋时烈晚年隐居华阳洞，摹刻崇祯御笔“非礼不动”，并于死前留下了为神宗、毅宗立庙的遗愿。之后，其门人于1704年建成万东庙，达成了其遗愿，这里遂成为朝鲜儒林崇祀明朝皇帝的圣地。朝鲜文人还投入大量精力编修明史，宣扬尊王攘夷的理念，表明朝鲜承袭了明以来的中华正统，成为“小中华”。

除此而外，明遗民流落朝鲜的为数不少，包括东征将领及其后人，也有随凤林大君前往朝鲜者，他们在朝宗岩刻下崇祯御笔“思无邪”和仁祖批语“日暮途远，至痛在心”等，表达尊周思明之心，之后又建成大统庙，祭祀明太祖，这也得到了朝鲜儒林的支持。朝鲜王朝亦关心明遗民后裔生活，予以优待，以体现尊周思明。

不仅如此，朝鲜政府表面不得不奉清正朔，但暗中仍遵行明崇祯、永历纪年。至于士林，则纯用明朝正朔，绝不用清年号，写作“崇祯后几年”等。朝鲜国王死后，也不用清帝所赐谥号。墓碑墓志等也采用明朝年号，如肃宗时期王室成员去世，所立墓碑均用“有明朝鲜国”字样。英祖时有妃嫔去世，志文纪年亦用“时皇明崇祯纪元后百二十四年”。按朝鲜时代学者解释，之所以用明年号，是因为“既不可以夷狄为君，又不可以一日无君”，因此“仍以旧君为吾君”。这实际上是对清朝主导的宗主秩序的藐视和反抗。

清对朝鲜表面臣服而内怀二心的态度十分了然，一方面，清朝努力塑造自己天命所归的形象，宣称自身得天下最正，是在明祚已绝的情况下为明复仇，承继中华大统，一方面，清朝在入关前采取高压手段，入关后侧重施恩笼络。清朝的德化政策多少有所收效，到乾隆以后，朝鲜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清朝的敌意。即便如此，朝鲜也没有完全认同清朝的正统。即便在相对客观，倡导向清朝学习的北学派看来，明朝对朝鲜有万事不可忘之恩，清朝给朝鲜的只能称为“惠”，有本质不同，并认为清朝并非“上国”，而只是因强弱之势不得不对之屈服的“大国”，其原因，按朴趾源的解释，是因为清朝“非中华也”。因此直到清末，在朝鲜生活过的周家禄也慨叹清朝数百年的“深仁厚泽”也未能使朝鲜心服。

《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一书于2007年初版时，相关议题在国内几乎无人关注，因此被誉为“划时代的专著”，并被认为是“中国朝鲜史研究走向世界的标志性成果”。这次修订版大体保持原貌，“只是改正了一些史实错误，改正了错别字，个别地方适当增加了论述文字，补充了个别新的参考文献”。传统上，朝鲜李朝的合法性来自宗主国——明朝的确认，明清易代之后，面对义理无法接受，实力却无法抵御的局面，朝鲜在文化心态上从未臣服，并拒绝以清朝的确认为自身合法性来源，因此惟有另辟蹊径，倡导尊周思明，通过崇祀明帝，为自身赋权。明朝的余晖就这么在朝鲜半岛继续照亮着李朝的现实政治和文化世界。虽然是一部学术作品，但本书叙事清晰，行文流畅，对于我们这样的非专业读者来说也很具有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