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维特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劳动问题

一.黑格尔论市民社会问题

洛维特指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源自于两个传统，其分别是古代的城邦和基督教的自由观念。他试图调和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原则与国家的极权主义原则的调和。

黑格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包括卢梭的确带来了理性所意欲的自由，但他却没有认清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不能扬弃全体的意志和普遍的意志之间的矛盾，卢梭仅仅把共同意志理解为各个公民的集体意志，而没有把它理解为普遍的意志。

这样，国家的基础其实仍然是单个人任意的赞许，但这对于理性国家的独立整体性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法国大革命最终把国家的规定性设定为对私人财产和人格安全的单纯保护，从而把国家与社会混为一谈。而这个国家的最终目的是单个成员的特殊利益，却不是国家自己真正的普遍利益。

而黑格尔的国家概念则来自于古代的城邦，古代城邦导向了对市民社会原则的扬弃，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其实也就是对柏拉图《国家篇》的批判，因为古代的国家虽然相对于现代社会具有实体的普遍新的有点，但它也“仅仅”为实体性国家，在它里面，单个人还没有被解放。

而黑格尔认为现代市民社会中的自由原则来自于基督教。因为基督教让每个人以同样的方式置于同上帝的关系之中，在基督教看来。每个人具有无限的价值，个人就是上帝的爱的对象和目的，与上帝具有绝对的关系，这也就生长出了主体的个别性。

于是最终黑格尔试图在现代欧洲国家中统一以下二者，即以实体普遍性为代表的城邦原则与主体的个别性为代表的基督教原则。黑格尔并没有上二者的辩证统一当作现代国家独有的弱点，反而将其看作它的优势。没有个人的特殊意欲和知识，城邦的一般就没有任何效用，而如果个人自己没有一般，个人也就没有任何效用。即现代国家能够让主体性发展，直到成为特殊性的独立的极端。因为它能在另一方面也能够将它引回到国家的实体性统一之中。（哲学全书第260节）最终，市民生活与政治生活以及市民与公民之间的对立，在他看来在“普遍的参层”上降低并被扬弃为一种被整体性所包含的区别。

二.马克思论市民社会问题

马克思则和黑格尔一样，都把市民社会当作一个需求体系来分析，这个体系的原则就是利己主义。但他们区别在于，黑格尔在扬弃中保留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差异，而马克思却想在清楚的意义上扬弃这种差异，为的是建立一个拥有公有经济和公有财产的绝对共同体。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将市民的存在与政治的存在的分离感受为一种矛盾是正确的，但是黑格尔认为可以现实扬弃这种矛盾的想法是有问题的。实质上，黑格尔的调和只是掩盖了资产者私人的利己主义的存在与公共的国家的存在之间的现存对立。所以最后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的学说中，作为资产者，现代公民并不是“政治动物”，而作为公民，他又放弃了自己。马克思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一直指出这个问题。在这方面他超越了黑格尔。

在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回到了卢梭的区分，即他区分了人与公民。而且对马克思来说，普遍的阶层既不是小市民（卢梭），也不是有公职的公民（黑格尔），而是无产者。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回顾，马克思得出大革命所要求的人权其实不是一般的人权，而是市民的特权。人其实指的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

人权宣言最终是以市民社会的私人即作为原本的和真正的人的资产者为前提条件。但是马克思在这里认为，这种情况下，人并不是类存在物，相反，他的类生活，即社会反而是个人的外部局限，也是他们原有独立性的限制。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是需要和私人利益。

所以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解放还是需要一种“人的”解放来完成，而这种解放的承载者也就是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群众，他没有特殊的利益，而是代表着普遍的利益，马克思赋予了他们整体的自我意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把资产者刻画为阶级利益的代表。

三.黑格尔论劳动与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思想的批判

黑格尔有三次以劳动为主题，分别是在耶拿讲演，在《精神现象学》和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将劳动的精神特征规定为相对于自然的“否定性活动”。劳动不是本能，而是一种“理性活动”，一种“精神的方式”。

动物并不汗流浃背的劳动，而是通过自然满足自己的需要，于此相反，人的杰出之处在于他间接的自己生产自己的面包，把自然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而需要与满足之间的调和是借助劳动发生的，劳动就自己而言是就工具和机器的手段为中介的。劳动也就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而且作为调和的运动，它并非是在纯解构意义上是否定的，而是对天然与现存世界的一种加工性或塑造性的损坏。人最终借助工具的精神性劳动是构成性的，是借助塑造来造成持久的东西，造成独立自主的东西。

但是在劳动中，一种个体的、自然的技能是不够的，个体需要学习普遍的劳动规则才能适于劳动，并且通过这种学习他克服自己“自然的不适应”。最终劳动也就让个人的主观劳动变成了“某种别的东西”，一种“普遍的东西”，由此也产生出了一种让所有人都受益的公共财富。但劳动的发展也会带来相应的问题。

因为劳动中做为中介的是工具，而工具有一种使人可以不直接毁掉对象而使人远离与自然的活生生联系的功能。并且伴随着作为独立的工具的机器的出现，劳动成为完全间接的活动。不过虽然人类使用机器加工了自然，他自己并没有扬弃自己劳动的必要性，而仅仅推移了劳动，并不把自然当作有生命的自然而用有生命的方式对待它，而是逃避原来劳动活动的有生命性。但最后劳动越是用机器来进行。就越是没有价值。他也就越是以这种方式劳动。

最终劳动变得僵化，个体的技能受到限制，工人意识变得迟钝，起初服务于个人直接需要的劳动变成一种普遍的抽象劳动，也就是说，没有人再加工自己需要的东西，相反，每一个人都是忙于满足自身的普遍可能性。劳动的价值不再直接在于它的生产。而是在于它间接地通过所有劳动彼此之间普遍的依赖性而也允许满足自己的需要。

劳动一方面普遍化为劳动体系。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专门化，劳动变得更为简单、单调与特殊，因为每个人只能生产唯一一个局部，也变得更为复杂，因为恰恰把具体的和整体的东西这样拆分为一个多次被分割的劳动过程。而这样其实也就导致了人的贬值，人貌似脱离了自然的具体化，但其实也越来越依赖自然，因为每个人越善于加工一个抽象环节，他就变得越无能于满足其他的需要。

伴随着劳动过程的抽象化和一般化，其物质实存的概念其实也就转变成了货币概念。在货币当中，所有商品的抽象价值都变成现实的，它同时也是所有特殊性的一种抽象。

接着按劳动的方式，黑格尔区分了各劳动阶层的教养和信念，黑格尔将其分成农民阶层、手工业阶层与商人阶层。农民的劳动还并非是精神性的抽象到劳动，他们还是沉沦在基本的和具体的东西之中，他收成的本质依赖于大自然和偶然事件，他的劳动并不像手工业者的作品那样是独立的。

手工业者构成了向抽象劳动的过渡，其通过它的双手的作品而获得了一种以塑造它的劳动的自我为基础的独立性。不过他在一定意义上还要局限于自然。不过相对于自然的独立性，手工业者也方式展出一种权利意识，他与不想被权利意识打扰的农民不同，是肯定性的。

而商人阶层则与事物的本性离得更远，他根本不塑造任何东西。他只将别人生产的东西与抽象的货币手段进行交换，在这种交换过程中，劳动的“精神性的东西”最纯粹的表现了出来。商人从需求和使用的任何直接联系中解放出来。他的劳动的对象一分为二，成为商品和货币两种精神性的抽象。

马克思则是把劳动的分析集中在做为现实生存关系的表达的经济学问题上，同时他也批判了黑格尔的普遍的劳动概念。 黑格尔未能解决异化的问题，因为他不考虑生产的一定方式，从而满足于完全一般地谈论通常的“需要”。黑格尔也没有意识到人在工业劳动中物化了自己，工业是人异化的一个根本原因。

因为黑格尔是从逻各斯的绝对运动出发的，黑格尔辩证的将意识的对象和自我意识看做是一回事，这也就导致所谓的异化其实也是自我向自己本身的回归。黑格尔把自我异化的过程理解为自我获得，因为他只是在形式上采用了否定之否定的全部过程，并让从自身走出和返回自身的运动作为一个以自身为目的的运动绕圈子。黑格尔描述的东西，根本不是人的过程。而是人里面神的过程，其真正的主体是绝对的理念。

虽然在原则上马克思抛弃了精神现象学的立场，但马克思的批判也是一种承认。精神现象学紧紧抓住了人的异化，尽管人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精神现象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在根本上把“人的自我生产”理解为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理解为外化，把占有理解为对这种外化的扬弃，简而言之，它把握到了劳动的普遍本质，并把人的世界理解为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