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一个向前看的城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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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预想城市的未来,就想象不了建筑的未来
Albert Pope对城市主义发展的回顾——尤其是战后扩张模式的分析引出了一个问题:“当时间性消亡,我们如何在空(void)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由空间主导的城市?”
他的研究立足于休斯顿 - 一个城市解体,分离的典型案例。在经历了19世纪农业向工业的转变,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对土地进行了均匀、无限的占用,即形成 open gridiron city。然而20世纪初就不断产生了对工业城市的反感:主要集中在对同质化空间的批判(不仅是形式的同质,传统城市的hierachy, representative spaces也被均质的空间取代),由此激发了多样化的新城市主义,比如19世纪末的花园城市(1898)和 Olmsted 对纽约皇后区的重组(1908)。

同样的对工业城市居住空间阴暗拥挤,污染严重等问题的反思也催生了现代主义对space production的渴望。他们意图建立具有“开放、连续、明亮、自由、集体”等特质的空间,因此需要重新规划现有城市网格。高速公路被当作重要的工具:覆盖在现有结构上擦除了部分网格,而网格剩余的部分以碎片形式发展成了封闭向心的Ladders。无论是线性城市,还是更具潜力的“脊状线性”,亦或是赖特的Broadacre City都描绘了对平等、无限的空间的渴望,一个与污染隔离的,拥有充足公共空间的乌托邦。
尽管现代主义的主张似乎有些过于急切地与传统的工业城市切割,(恶意破坏开放网格系统)。但它创造的一个没有从属关系的“远郊”,标志着开放城市的终结,也暗示了当代都市转向封闭向心、无序扩张的模式。

战后的全球化资本,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商业区,办公园区,校园等新型封闭组团的发明都进一步地改造了城市内部和外部的空间。在城市残余的内部,20世纪早期对于现代 vs. 传统的辩证关系已经“接近完成“和”被人为阻止”。书中对Jameson的论述的转述是精彩的:“时间性的消除让建筑变成了文化主导/空间主导(后现代主义),建筑也追求更加自主,内向的建构模式来抵抗“外部”混乱、不可识别的环境。

然而,空间主导的城市主义并没有出现在后来50年的发展中。尽管城市扩张越来越迅速,城市设计者们仍然对传统的集中式城市保佑浓厚的怀旧情绪:城市内部不断更新重组,外部多核难以形成一个新的“文化经济中心”。对等级制度的崇拜塑造了今天城市的异象:center的私有化的、高密度的向上生长和exurban的平铺的无序(sprawl)的,不可识别的蔓延。
时至今日,我们的城市主义仍然没有looking forward:传统的审美偏见让我们在“集中化”,“街区式”的旧城市模式徘徊。Pope书中重要的一个论点是:“我们应当想象一个无从属关系的,空间主导的新城市主义”。
这听起来十分激进,意味着我们要颠覆从历史中学到的“city pattern”,跨越刻板印象;也意味着我们要把目光放在被“污名化”的远郊空间,探寻Void的潜力;我们要逃离对form, content的崇拜,把空间作为想象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