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益（了解行业

这本书介绍了人与公益的关系、罗列了国内外公益的发展历史，着重介绍了互联网+公益衍生出的公益组织、模式、制度，以及人们的公益行为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将财富用于个人享受固然不对，无差别赠予穷人也不明智，更优的选择应该是资助真正想向上发展的人（those who desire to rise）[6]

公益发展路上的三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公益慈善从个人自发行为发展为组织化和结构化的公共事业。公益行为的最基本动机，来源于人的社会性——对困境中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同情和怜悯。

第二条线索是随着社会发展，社会结构日渐复杂，公益的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对应的公益机构形态也日益丰富。贫穷和疾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公益慈善事业的唯一主题。

第三条线索是公益事业的经济属性不断增强，资源调节能力日渐凸显。有别于一般私营企业，公益机构的最根本特性在于其社会属性——不以获利为目的，追求社会整体的公平、人与自然的和谐。

理性公益，要求捐赠者抛弃施舍的心态，在有限制的现实条件和道德感高要求之间取得平衡。

社会的痛点就是公益的起点。

中国、日本公益的发展历程比美国、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要晚很多，在国人的公益心智、公益文化方面还有很大的建设空间；但是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移动支付的普及，从门户网站的传播、社交平台的传播+捐赠、再到现在的泛公益大生态，人们的公益意识被唤醒、普通人参与公益的渠道越来越多；

互联网公益3.0，目前还没有成熟的Web 3.0技术和应用支持，但从互联网公益创新的趋势看，应该会朝着“泛公益”的方向发展，即借助互联网技术，公益融入用户生活的各种场景之中。比如“捐步”等行为公益方式，虽然在技术上还是承载在Web 2.0的平台上，但是在模式上已经是向互联网公益3.0阶段迈进的尝试。

互联网为国内机构的发展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机遇和挑战；

第一，互联网的发展使公众参与公益的门槛大幅降低，公众捐赠总额大幅提升，减弱了传统大型机构对于公益资源的控制。

第二，随着互联网公益的普及，公众筹款在行业中的地位日益提升。

第三，开放是互联网的本质。互联网的发展有利于公益信息的传播，同时也使得公众对公益机构尤其是筹集、使用公众资金的机构的信息公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益机构因此承受更多信息公开的压力。

第四，互联网的发展为公益机构提供了数字化的管理方法和监督手段，一些传统的项目设计和执行理念受到冲击，公益机构面临着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项目设计和执行效率的压力。

书里介绍了传统的公墓基金会、非公墓基金会、ngo组织包括企业等在互联网公益浪潮中发生的变化。

互联网公益的兴起带来了竞争，激发了传统公募基金会的活力

一方面，随着公募权的放开，地方公募基金会开始快速崛起。

另一方面，联合劝募的竞争也对传统公募基金会的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于运营方式更加市场化，新兴的公募基金会在服务能力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公募基金会：比如中国扶贫基金会、阿拉善SEE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等公募基金会，在互联网公益中主要是搭建自有互联网筹款平台、搭建信息公开平台、积极使用第三方公益平台开展募捐活动、开展联合劝募全面赋能中小型公益机构、通过公益创投资助、机构培训等手段提升环保公益圈信息化、数字化水平；

私募基金会：互联网对于筹款环节的提升是最显著的，也是公众和行业感知度最高的。不能参与公众筹款也就导致了在这一轮互联网公益的浪潮中，非公募基金会的存在感相较其他类型的机构不强，没有通过互联网被大众所广泛知晓。典型的非公募基金会如友成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等，他们的互联网公益模式主要聚焦于资助使用互联网的手段支持民间公益发展的项目，并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造民间公益发展的平台，及时公开信息。

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抓住机遇提升自身信息化水平、通过联合劝募提升筹款能力。

企业与公众的被“激活”

企业直接参与公益有两个明显的痛点。一是企业参与公益的方式单一，非常依赖直接捐赠或者是营销公益的模式

二是企业在公益活动中的参与感比较弱，社会的感知度也较低。

互联网公益中，企业和公众参与公益的形式都更加丰富。比如顺丰公益基金会推出人人都是益行家，公益项目挂钩员工健康步行、发行顺丰爱心文件封，助推人人公益快手公司的公益活动主要有幸福成长、幸福乡村和幸福伙伴三大方向。

用户生活中任何可数字化的行为，理论上都可以成为捐赠的内容，这就有效地将公益与用户生活结合了起来，让用户的公益活动更加有趣而多元，从而有效激励了用户公益参与的活跃度。

目前市场上出现的新型参与公益的方式五花八门，按从线上到线下的侧重程度，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类：业务行为、消费行为和生活行为。

我国立法进程：

在《慈善法》的成型过程中，有两类事件起到了决定性的助推作用。

其一是重大社会事件。2008年的汶川地震就是典型，其“震动”了我国整个公益行业。

其二是技术应用革新事件。2015年前后，以腾讯“99公益日”为代表的互联网公益创新涌现，其快速传播、跨地域、游戏化等特点，普遍激发了个人网民的捐赠积极性，第三方线上筹款额快速激增，达到上一年的3倍[5]。当然，互联网的“放大器”作用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网络舆论风暴对红十字会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美国的公益有近400年的历史，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发端。美国的公益文化、志愿精神来源一个是基督教的行善传统，另一个则是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志愿精神。并且对于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监管都起步很早。 和中国不同的是美国互联网公益模式中，PC端占到非常大的比重。

英国的志愿精神可追溯到公元55年出现的“友谊社”，这大概是最早的志愿性机构。英国公益环境的土壤来自于基督教的博爱慈善观。英国的慈善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无原则的救助。如果说工业革命提供了人人自食其力、变成劳动者的历史机遇，文艺复兴时期肯定人的欲望、认可人的能力则成为英国文化中提倡有尊严地自食其力这一理念的价值观依归。

公益的意义非常多，书中提到的互联网公益重塑社会连接这个点对我很有触动

既然科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个人主义，而传统公益又受限于资源和能力等，无法充分发挥社会“中间组织”的作用，那么单靠科技或公益任何一方，都无法有效解决社会原子化的问题。唯有将互联网和公益放到一起，才可能在数字化趋势下的社会中重新建立多元、稳定、持久的“中间组织连接”，让公众、企业、政府等各方都能积极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从而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公益的发展，作者提到说有三个关键问题需要思考：一是科技，即未来的新技术力量，如何能更有效地作用于公益；二是机制，即未来的公益运营机制，如何以网络化方式开展；三是文化，即未来的公益文化，如何借助互联网塑造。

在这一部分我最认可的是14章提到的公益运营机制部分，借助互联网将公益的透明从结果透明转向结果透明和过程透明并重，兼顾财务透明和效果透明，为捐赠人的捐赠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参考。通过专业的组织，维护好公益组织的公信力，进而获得公众的支持。互联网企业助力公益机构规范、透明发展，进而促进公益文化进一步向理性公益发展，而不只是通过“感性”的手段，短暂的激发用户的同理心吸引用户参与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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