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卜荪：某种复杂意义

说创作，说理论，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都是英美现代文学史上少不了的。他生来是一个特立独行不党不群的人物。长期远离英国或欧美的“文化主流”，与中国共命运，更为他的生涯平添了传奇色彩。

燕卜荪著作极多，但很少写到自己的经历。关于燕卜荪的若干传记，不得不围绕他的理论展开，都是专业论著。关于他生平的零星记载，只是散见于各种人物的回忆。奇怪的是，关于他在中国的长期经历，很少见到他昔日中国同事学生有所回忆。

燕卜荪晚年为先他谢世的朋友写了一些文字，说到一些个人的交往。他的这些文字常发表在“小刊物”，甚至图书馆都不收藏的学生刊物上，从未结集—这倒是燕卜荪的一贯大师作风，对发表的刊物等级毫不在乎。本文不长，收集材料却耗尽了多年的耐心。近日巫宁坤先生来英，带来他的回忆，也带来母校南京大学已故赵瑞蕻教授的纪念文字。他们都是昔日西南联大的学生。燕卜荪这个人物的形象，终于在我头脑中生动起来。

燕卜荪十九岁进入剑桥，主修数学，两年后得到学位考试第一名。此时突然改攻文学，两年后的1929年不仅得到文学学位考试荣誉第一，而且写出他的成名作《复义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成为英美新批评派轰动性的开场。那时他才二十三岁，已经是全国闻名的剑桥才子、 剑桥文学社刊物 Granta 的台柱，前途可谓光芒万丈。

他的指导教师瑞恰慈后来回忆说，燕卜荪当时做他的学生，按剑桥的面授（tutoring）惯例，一星期来见他一次，不久就拿来一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提出许多“合理”的解读，就像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一个又一个兔子，最后他问：“任何诗都能这么读，对吗？”瑞恰慈对他说“那么你动手做吧”。两星期之后，燕卜荪就拿出了三万多字的打字手稿，一年后《复义七型》出版，那时燕卜荪硕士学位尚未到手。

复义（ambiguity），又译晦涩，或称朦胧。诗究竟是否应当意义清晰，不出歧解，一向是文学界争论之事。《复义七型》之所以震动文坛，是因为此书分析了200多段名家作品，证明晦涩不仅是文学语言的特点（这点早就有许多人指出），而且是文学语言美感和力量之所在。自此书出版，诗能否多义，应否多义，此后已不必再争。当然，诗可以或应当晦涩到什么地步，仍是一个问题。

燕卜荪一本书改变了整个现代诗的历史，甚至于有理论家认为现代诗应分成“前燕卜荪时期”与“后燕卜荪时期”。此书也开创了新批评派的“细读”（close reading）批评范例。一直到今天，英美大学的文学系，依然鼓励学生做细读分析。

由瑞恰慈全力推荐，剑桥给燕卜荪一笔奖金进行深造。次年，正当瑞恰慈在北京任教时，剑桥校方因为在燕卜荪抽屉里发现了避孕套，取消其教师资格。此事使瑞恰慈极为震怒，但抗议无效。瑞恰慈只能劝燕卜荪到远东来，到他曾经短期任教的东京文理大学。燕卜荪在东京整整四年，1934年才回英国。远东之行，不仅让他”避过风头”，而且使他习惯了远离充满虚伪道德的欧洲文明中心。

在英国，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以及另一本名著《田园诗的几种形式》（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两本书都令文学界刮目相看，证明他不是靠小聪明一次成名的懒散才子。他率先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结合，证明田园诗这种中世纪的想象范式，在复杂的现代，可以被袭用，效果是复杂与单纯之间戏剧性冲突。这样，他就跳出了新批评的狭窄形式论。

在日本时，他已经开始写一本新作《佛的诸相》（The Face of the Buddha），这是燕卜荪唯一一本关于东方的书。燕卜荪对佛教着迷，原因是他的强烈反基督教立场：“佛教比基督教强的地方，是它摆脱了新石器时代留下的人祭牺牲狂热。”应当说，这是一个极为出色的见解。可惜此书手稿在战时失落，不然将是一部比较文化研究超凡绝俗的著作。

1937年，燕卜荪回到东方，想完成此书。但日本的军国主义狂热，已经使燕卜荪难以忍受。燕卜荪决定舍日本而取中国，到北京大学任教。他到达北京，正好落入七七事变后的围城。平津诸校南迁，燕卜荪与瑞恰慈夫妇由海路南下到香港，随即赶到长沙加入西南联大。为躲避轰炸，西南联大在长沙西南二百里的南岳村复课。三年级修的莎士比亚课连书本都没有，燕卜荪上课，凭记忆在黑板上默写了整出《麦克白》，一时传为佳话。据巫宁坤回忆，是“整部《哈姆雷特》”。据赵瑞蕻回忆，是“整段整段《奥赛罗》，还有乔叟和斯宾塞”。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在长沙时期，燕卜荪上课，的确只能凭记忆。赵瑞蕻先生说战事倥偬之中，上燕卜荪的课，让人恍然觉得如身临秦火之后，天下无书，儒士只能靠整部背诵经书授徒。

燕卜荪成为西南联大传奇人物，还因为他的诗人风度：极端不修边幅，而且好酒贪杯。有一夜倒上床时，把眼镜放在皮鞋里，第二天踩碎了一片，只好“半壁江山，坚持抗战”。 由于他上课精彩，燕卜荪与闻一多、吴宓、冯友兰一样，成为课前学生必然演出抢座位闹剧的热门教授。联大继续南撤到昆明，燕卜荪跟着长途跋涉。在昆明，依然几乎无书，燕卜荪曾南下新加坡解决书籍问题。回到昆明，发现饭堂刚被炸毁，几乎饿饭。

燕卜荪后来回忆说，如此的流亡大学，可能西方人认为不够水准。然而，他用他的亲身观察作证，理论物理教授的学术水准很先进，农学院收集研究了两千种小麦，最沉重难搬的工学院设备，都比香港大学强。纯科学研究也很受重视，流落到云南，社会人类学者反而兴高采烈。而他的课，“让学生为玄学派诗人唐恩瞠目结舌，肯定是战时的绝妙职业”。

赵瑞蕻教授回忆说，在昆明时，西南联大到了鼎盛时期。当时外文系开一门“欧洲名著选读”，由十几位教授，各以一堂课讲一本书。师资阵容如此强大，恐怕在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绝后。而燕卜荪贡献的，是讲《堂吉诃德》。就燕卜荪对复杂意义的偏好而言，此书的确是最佳选择。

而西南联大两年，也给燕卜荪留下最美好的记忆。他在文章《战时大学》中问道 ：“你能想象牛津与剑桥搬到英格兰西北僻乡，合并成一个学校，而不争不吵？”中国知识分子的敬业合作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记得听已故的王佐良教授说，西南联大给他的最深印象，是从来没有为 “权位”（placement）争吵，足以印证燕卜荪的观察。可惜，1939年，欧洲战事开始，燕卜荪坐不住了，赶回英国。他向联大校方“因战事请长假”，暂时离开，还算这个大学的人。

在英国，燕卜荪进入BBC 广播电台工作。1941年起， 继奥威尔之后任中国部主编，该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诗集《风暴将至》（The Gathering Storm）。战后，1947年，燕卜荪已婚并有两个儿子，全家远途“回到”北京。在中国，孩子们坚持上本地小学，几年后小儿子雅可只会汉语，不会英语了。

当时形式分析的“新批评”学派风靡英美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克兰（R. S. Crane）、奥尔森（Elder Olson）等教授， 主张与新批评不同，形成“新亚里士多德学派”，双方激烈争论。当时新批评的几位主将在耶鲁任教，因此，这场争论，文学史上又称“芝加哥—耶鲁之争”。新批评主张一切从文本分析出发，而芝加哥学派认为这是“批评一元论”，他们认为“体裁”等文本间的关系，是决定如何解读任何作品的先行条件。

过了半个世纪，现在回顾，芝加哥大学的这批学者，观点是对的。把《庄子》当作哲学还是文学，把《水经注》当作地理还是文学，读起来大不相同—不可能有脱离“体裁规定性”的阅读。但是当时，新批评如日中天，我可以想象新批评主将燕卜荪的亲炙弟子穆旦，在芝大面临的犹疑。巫宁坤回忆说，1950年他回到北京，见到当时尚在京的燕卜荪。他刚在芝大学过奥尔森指名批判他的长文，希望听听燕卜荪的意见，燕卜荪只说了一句“没听说过这个人”，就扫荡一净，何等干脆！

不巧的是，抗战后燕卜荪又逢上中国的另一次战争。燕卜荪能在如此环境中保持幽默感，真是不容易。1948年，新批评派的基地美国肯庸学院举行讨论会，邀请燕卜荪夫妇参加。燕卜荪一生难得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这次是远飞而去。那时买机票已是大难事，“用支票不行，银行过账一天， 钱又不对了。所以我们扛了一大提包的大额票子到航空公司， 四个职员点了一天，黄昏时终于明白还少两百万，赶快去银行提出补上。最后打字的纸，比同样大小的钱稍贵些”。

在如此气氛中，燕卜荪留下与北大师生一起“迎接解放”。甚至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已与英军在朝鲜对阵，燕卜荪也不愿意离开。一直到1952年，只是因为中方无意延订合同，他才很不情愿地回到英国。

燕卜荪第二次在中国期间，写成了他自认为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复杂词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此书极具野心，试图一举解决语言学与社会学的结合问题。他指出，一个社会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主要靠对词汇的理解，这比公开声明的教义之类重要得多。而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词汇理解的发展。应当说，这是早于福柯二十年提出了福柯思想的基本命题。可惜，此书写得过于深奥，实在难懂。而且英美思想界，当时还没有接受此理论的氛围。不过此书之难，也挽救了它 ：手稿托一个英国朋友带出中国，在行李检查时被扣。几个翻译研究了大半天，也没有弄懂究竟内容是否反动，最后发还，1951年，在伦敦出版。

燕卜荪回英后，在一个较小的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任教20多年，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离开。我想燕卜荪的剑桥经验，以及他的个性，使他永远不愿意进入英国的主流大学。如果不能远避到中国，就只好去外省大学。他不是理想主义色彩很强的人，尽一切可能远离政治。因此，二战期间 BBC 的对华广播工作，使他极不舒服，战争一结束就赶快离开。对他来说，保持心智的独立，是最重要的。英国一流大学中的学术地位名声，根本落不进他的视线之内，无怪乎他的几本著作，都是孤标一格，学术上分量很重，极难读，却绝无学究气。

因为同情中国革命，燕卜荪在英国被公认为左派，却在1979年受封为爵士。近年由于弗兰克·克摩德（Frank Kermode）、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等英美批评界领袖的倾心推崇，燕卜荪历史地位更高。克摩德赞赏燕卜荪的诗“字谜般复杂”，布鲁姆认为燕卜荪之伟大，在于其理论与其人品一样“精怪”（eccentricity）。

写诗时，燕卜荪可以说惜墨如金。1955年出版的《诗合集》（Collected Poems），总共40首，大部分是早年之作。他的诗可以说是他的理论的延续，寓意多重，晦涩难懂，在英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成一家。他的诗风，对他的西南联大学生辈诗人如穆旦等人，明显有极大影响 ；与他的同事，如卞之琳，互相得益甚多，至于中国的英美文学学者，几乎一代人全受到过他的教益。

燕卜荪写到中国的诗有五首。其中《中国》（“龙孵化 出毒蛇……”）一诗，象征绵密，实际上在比较中日两种文化。《南岳之秋》是燕卜荪唯一一首长诗，有四百多行，是在谈战争中的西南联大，写得从容轻快。全诗娓娓而谈，似乎是与中国同事饮酒聊天，只是思想跳跃极快。“确实，我奔跑， 我逃亡，带着希望，带着信任。”说到南岳，“对佛是神圣的。山自己就是神，骑坐在两个命运上”。看着巍然崇山，他说想起叶慈诗句 ：“灵魂记得它的孤独，在许多摇篮中颤抖。” 燕卜荪坚信的是，中国将在此摇篮中获得新生。

燕卜荪自40年代起，就不再写诗，只是偶然落笔。1952年离开中国前，写了一首《中国谣曲》，起头是“他见过了香香姑娘，正要回游击队上”，以《王贵与李香香》 起意。但香香的告别，竟是元俚曲“捏一个泥人”的反复变化延伸，写得缠绵明朗，读来是本色民歌。写诗时，燕卜荪是个妙人。

1983年9月，巫宁坤教授有机会到英国访问七十八岁高龄已经退休的燕卜荪，两人细说联大北大同事别后的坎坷生平，感慨万端。巫宁坤邀请燕卜荪重访北京，而且“不必演讲”，不料燕卜荪回答说 ：“我喜欢演讲！” 可惜，这个在中国演讲了半辈子的20世纪大学者，第二年就去世了，没有像他的老师瑞恰慈那样，有在中国作最后一轮演讲的机会。这是燕卜荪的遗憾，更是中国学界—例如当时正在研究燕卜荪的我—极大的遗憾。（本文许多轶事，是听王佐良、卞之琳、巫宁坤等前辈“闲谈”所得，无法加注，却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