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大年所藏两封信件的小小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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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年（1915-1999）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拓荒者，也是近代史所开创者之一，其于1949年至五十年代与中国学界、思想文化界学者们的来往活动值得关注。
在过去，书信是学界社交往来的重要媒介，所幸刘大年精心保存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乃至1999年与他人往来的信函手稿，反映这一时间段中国学界与思想文化界重要活动历史踪迹，具有研究价值与意义。赵庆云与马忠文所编《刘大年往来书札墨迹选》从刘大年所藏信件中选取部分，编排成书，并对信件进行释文、注释，方便读者阅读与理解其中来龙去脉。
关于郭沫若致陈寅恪函稿时间之商榷
从刘大年与郭沫若来往信件（部分），可看出《历史研究》在五十年代的一些编辑情况。有研究者曾指出，1953年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创办《历史研究》杂志，其中以郭沫若为召集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筹备各项事务。1954年2月，《历史研究》正式创刊，发刊词由郭沫若撰写，名为《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童忠全：《新中国期刊 1949-1995》，2016，P107-108）
在《刘大年往来书札墨迹选》中，有一封提到《历史研究》的信件，标注时间需商榷。郭沫若致陈寅恪信函中提到：
尊著已在《历史研究》上先后发表，想已达览。《历史研究》编辑工作缺点颇多，质量亦未能尽满人意，尚祈随时指教，以期有所改进。
信注明时间是1952年9月30日。但陈寅恪的《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与《论韩愈记》分别刊发在《历史研究》1954年创刊号与第2期，所以该信实际应为1954年9月30日。此处附上刘大年自述的关于“润色”信件修改过程：
此函是由我起草，经郭老修改、书就，然后发出的。郭在信稿右首写着：“信稿略有润色，已书就，望交杜守素同志转。”在我起草的底稿上，关于《历史研究》本身的只有一句话：“对《历史研究》的编辑工作如有指正意见，望便中示知”。郭老援笔改为：“《历史研究》编辑工作缺点颇多，质量亦未能尽满人意。尚祈随时指教，以期有所改进。”这当然不是客套一番，而是他确实不满意于刊物的质量和编辑工作。他在以一个负责人的身份作自我批评。（刘大年：《郭沫若关于<历史研究>的六封信》）
需要补充的是，关于《历史研究》刊物缘起，刘大年曾提到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间与概况。该会由陈伯达召集，开会时间为1953年9月21日，郭沫若和胡绳其实并没出席会议。关于《历史研究》出刊原因：
“关于历史刊物,现在有几个刊物,考虑一下,准备出一个史学界的刊物。”（刘大年：《郭沫若关于<历史研究>的六封信》）
关于竺可桢与《思想与时代》的句读之商榷
这本书好在，原件与释文并列排版，阅读释文的同时可看到原件的模样。书中因是不同人与刘大年往来书信，所以从原件中也得以看见各位的笔迹，所用信笺。这些信笺不一定是正式用纸，也可能是便条纸。从这些信笺上还能推测写信之人当时所在之处以及可能在忙碌之事。比如竺可桢，回信所用之纸，是中国科学院便笺；最让人注意的是郭沫若，回信纸笺有常规信笺，有作文纸，有中国科学院公笺，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公笺，使用最多的还是中国科学院的。还有其他人使用不同大学的公笺，光这一点——比较不同单位公文使用纸笺样式——就让读者感到乐趣无穷。由于原件大部分没有句读，这便成为释文者的任务。不过有一处值得商榷。1952年4月11日，竺可桢给刘大年来信，称其寄来两文原文如下：
前半句本书断句如下：
寄你过去（1944-1946年左右）我在反动的思想与时代两文，
在王玉璞与朱薇所编的《刘大年来往书信选 上》（2006，P50）中，断句如下：
寄你过去《我在反动的思想与时代》两文(1945-1946年左右)，
这半句其实挺重要，因为提到了一本学术刊物《思想与时代》。根据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哲学大辞典》提到，1941年8月1日，《思想与时代》创刊于贵州遵义，发行者是时迁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所组织的思想与时代社，该刊从1941年8月至1945年2月，共刊行了40期。思想与时代社迁回杭州后于1947年发行第41期，其中第46期是梅光迪先生纪念专号。1948年11月第53期终刊。
《思想与时代》以“发扬传统文化之精神，吸收西方科学之新欲”为宗旨，刊载关于哲学、文学、教育、政治、科学、史地等各门学科的文章，涉及民族固有文化、西方学术思想源流变迁、中外近期名著的评价等。撰稿人除“思想与时代社”的基本社员张荫麟、张其昀、贺麟、钱穆、朱光潜、郭秉稣6人外，还有竺可桢、谢幼伟、任美锷、冯友兰、王焕镳、缪钺、熊十力、唐君毅、洪谦、缪风林等。冯友兰的《新原人》、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都最早发表于该刊。（《中国哲学大辞典》，2010，P970）
所以，原文断句应为：
寄你过去我在反动的《思想与时代》两文（1944-1946年左右），
由上已知，《思想与时代》于1946年是没有发刊的，根据该刊1944-1945年发表文章看，竺可桢似乎只在1944年发表了一篇名为《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的文章（《思想与时代》，1944 年第34期）。至于个中详情，有待研究者进一步考证。不过有意思的是，本书所列（以时间顺序）第一封郭沫若致刘大年的信（上一封是竺可桢致刘大年之信件，说明其交自我批评一文情况），表达了对竺可桢当时所写的自我批评文章还需要再修改：“（其它三位的）觉得都有不便，在处理上望仔细斟酌”。
总而言之，《刘大年往来书札墨迹选》将原件与释文并列编排，让读者在理解信件内容的同时又能一睹原件原貌，附原件对相关领域研究者而言，亦是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