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轮船的文化政治学

轮船作为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一度是西方文明的标志。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世人的追捧、迷恋、怀疑、争论。

但是当它进入到中国之后，身上的意味又多了几分，除了代表先进科技外，还代表列强对中国的入侵。

围绕轮船这个场域，仔细探究，可以得出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比如《大船航线》的作者，就通过研究轮船以及背后的轮船航运体系，包括航运航权、航运网络、航运公司公会以及轮船的社会空间，探讨中国半殖民地秩序是怎样形成、发展直至瓦解的全过程。

其实作为一篇书评，我不想只是总结这本书的内容，而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本书。

一、 轮船对近代中国人的冲击

轮船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19世纪初由美国人富尔顿发明，与火车被发明的时间大致相同。

轮船在19世纪20、30年代起开始应用于贸易、军事领域，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舰队已经开始用轮船，不过主要应用领域是侦查通讯，主力还是传统帆船；1850年代后，轮船基本取代了风帆和蒸汽机结合的船只，随后出现铁甲舰，更成为海洋军事和贸易的主要工具。

在工业的绝对力量冲击下，当时有见识的中国人，内心震撼可想而知。

说一个比较熟悉的名字，魏源。他在《海国图志》中这样写道：“一点钟即可行三十余里，翻涛喷雪，溯流破浪，其速如飞。”

在魏源的描述中，轮船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它的速度。

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轮船进一步进化，当时浙江巡抚有描述“船坚大异常，转运便捷……及其接站之际，并为炮火所不能伤。”

而且当时像魏源、林则徐等为代表的中国人，仔细阅读资料，开始翻译轮船资料，以此接触西方科技，比如把锅炉翻译成“子炉”，用以 “未 竽 ”、“申竽 ”对应活塞杆与滑动阀杆,

正是围绕轮船的震惊、知识和经验，直接导致了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

轮船变成了曾国藩口中的“救时之第一要务”，是让清帝国重回荣耀的最佳途径。

而在不断的想象叠加中，轮船变成了新国家的象征。书里面有这句话：

“我们造新国家，好比是造新轮船一样。”

二、轮船的政治经济学：

轮船作为工具是中性的，但是怎么使用它，以及围绕它延伸出的航运体系，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政治经济学。

清政府对轮船的态度

与铁路的发展不同，轮船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可以用“顺利”二字形容。

为了更好比较，我们先看看铁路在晚清的遭遇。

1876年，从吴淞到上海的吴淞铁路正式通车，这是近代中国正式通车运行的第一条铁路。背后是以英国怡和洋行的英国资本集团擅自修建的。

它的下场是清政府买下来拆掉。

这件事很有象征性，它体现了在中国发展铁路的艰难：第一，铁路由英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建造，清政府竟然无法有效阻止，这代表近代中国铁路少不了他国干涉；第二，也许为了震慑外国，清政府将政治意义抬高，毁了铁路；第三，铁路它是直接铺到陆地上的，比轮船更有威胁性，英国人更是恶心了清政府一把，使得清政府对铁路的印象恶化。

而轮船的威力，清政府，尤其是洋务派官员见识了。它速度快，坚固，装上大炮可以保卫朝廷；它不用像铁路一样开山架桥，无法在物理意义上深入陆地，因此对内地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冲击不那么大。

轮船招商局：清政府昭示主权与扩大财源的行为

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通商口岸开放，外国势力深入内地，往来各个通商宽的轮船航线开辟。

这些外国轮船悬挂外国旗，只需缴纳海关税。这对“清政府的主权造成相当冲击“。而且如果条约允许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船只进入新的地区，更会改变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平衡。

为了应对外国轮船业的扩张，也为了“求富”，清政府创立一家官督商办的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成立前几年，依托创始人背景和官方支持，它一跃而成中国境内最大的轮船公司。

但是随着李鸿章的政治声望下降，轮船招商局得到的政府支持和贷款减少，同时支出的利息又多，还面临着与两大英国航运公司的竞争，很快它就从攻势变成了守势，后来更与两大英国航运公司谈判，成立班轮公会。

这个协议标志着轮船招商局放弃从外国公司公司手中夺回内河和沿海的目标。

民营轮船公司的参与：轮船航运业与民族主义

如果说晚清时期，主要是政府方面应对西方航运扩张，很遗憾没有实现当初设定的目标。那到了民国初年，随着民族主义兴起以及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民间组织，尤其是民营航运公司，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局面。

1912-1927年，许多新成立的中国航运公司不像之前为了寻求保护等特权而悬挂洋旗，而是选择悬挂中国旗帜。

得益于一战期间列强在欧洲的火拼，民族航运业也迎来了发展，不少航运公司发展到了一定的体量，挤进了之前巨头们专属的内河和沿海航线，与外国公司开展直接竞争。比如大达、三北等航运公司。

而且中国人民的反帝抗议运动兴起，外国公司成为民族主义者抵制和游行的主要对象。

民族主义运动对外国航运公司的干扰，不仅为民族工业提供了舆论上的支持，有时甚至带来中国公司业务的激增。

三、 轮船带来的现代经验

一切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尤其是交通工具的不断变革，比如车船，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交通工具，这些交通工具的出现使得人体的移动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延展，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在影响并塑造着新的社会环境。

轮船就是这样一种现代交通工具，作为一种媒介，轮船以严格的等级制度、监管体系形成了对铁路工作人员和乘客的现代规训分为，同时，轮船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注视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现代生活体验。

这一部分就根据书中材料，来探讨轮船对当时中国人的影响与冲击。

轮船与时间

古代人对速度最直观的看法，就是坐船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这里诗仙李白能感受到极限速度得靠风，顺风顺水，自然速度很快。而当轮船进入中国后，它惊人的速度成了最吸睛的点。当时有首诗写道：”报单新到火轮船，昼夜能行路几千。“

尽管相较传统交通工具，轮船有巨大的速度优势，但是它也不断提速，甚至后来的轮船招商局推出了“快轮“业务。三北轮船公司为应对市场需求，创办“飞快”船班，当时提速是航运界的共识。

以轮船为代表的现代化交通工具，让国人切身感受到了西方文明与传统中国文明的差距，“速度”成了“先进”与“文明”的标志。国人的生产关系、生活形态和社会关系受到高速度的强烈冲击。

新市交通工具带来的速度效应，产生了“距离消逝”现象，不仅使得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距离“缩短”，而且使得国家版图“变小”。

轮船、种族、阶层

轮船不仅是运输工具，也是流动的社会空间。晚清和民国初年时期的轮船社会空间，有鲜明的种族和阶级特权差异。

现代高铁或轮船也会把乘客分为三六九等，但还是按照乘客购买力来分的；而那时的轮船乘客结构，除了反映社会等级外，还有鲜明的种族秩序。

等级最高的是外国乘客舱。几乎每一位到访的外国乘客都会赞叹船上的美味佳肴、窗明几净和精美陈设，甚至船长和工程师会亲自演奏乐器为乘客助兴。

外国乘客除了享受优质的乘船环境外，还能在轮船的所有舱区自由活动。

中国人乘坐轮船时，感觉就是低外国人一等甚至是好几等。

首先是乘船环境。外国船舱占据着船上最好的位置，中国舱区有的被安排在第二层甲板，这算是等级高的，等级最低的通铺有的甚至在甲板之下。

其次是管理水平。外国舱区是外国船长直接管理。中国舱区则是由买办负责，买办为了买更多票，经常是人比票多。导致中国舱区经常是人满为患，喧闹不已，赌博不断，充斥着烟草和鸦片的味道。

最后是中国人不能随便到船舱的任何部分，即便是买了外国人才能乘坐的席位也不能。

轮船与规训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人越来越无法忍受外国主导的轮船乘船只秩序，而加之南京国民政府推动的“新生活运动”， 民营航运公司顺应这股潮流，开始了对轮船空间的改造和现代化规训。

最为成功的是卢作孚的民生航运公司。

卢作孚首先开始了对船员和服务人员的“规训”。

为了维持民生轮船的服务水平，他不像之前航运公司一样，把一切事务外包出去，而是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司的正式员工。

招收员工的标准也是精心挑选的，通过公开考试，招聘的人员需要小学或中学毕业，这代表员工在进入公司之前，就已经受到了一定的现代化规训。

进到公司之后，公司的奖惩制度会起作用，鼓励员工遵循公司命令，奖励范围从表扬到升职，而惩罚则是轻则记过，重则开除。

同时卢作孚开对乘客进行了“规训”。

民生公司在公司文件上写道：“公司船只不仅要用优质的服务和便利的设施吸引乘客，还要成为教育民众的工具，塑造乘客的举止和期望。”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公司出版《乘客须知》，提供了详尽的乘客行为规范，劝诫不得占用他人铺位、维护公共秩序，不要打扰他人睡觉，在规定时间用餐等等。

虽然《乘客须知》还鼓励乘客使用船上服务和便利设施，生病时使用穿上备用药品，借阅图书杂志等等。但是结合上面，我们还是能从里面看到浓厚的规训意味。

民生公司通过服务和便利设施吸引乘客，而旅行经历也教会乘客与人交流的信访室，并进一步密切彼此关系。

后来自不必说，快一百年过去了，牧民省公司的很多规训，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社会常识和基本道德规范。

四、 结语：哦，中国这艘大船

工具深刻影响历史，在近代中国人的印象中，轮船早已脱离了物质意义上的轮船，变成了一种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迥然不同的气质。

轮船是来自无机物的，它经过现代工厂的冶炼、闪闪发光、外表坚硬，体现这对于无边海洋和外在世界雄心勃勃的征服欲望；

轮船不依恋居室，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和巨大的运动能量。

轮船能把人规训，成为一种机械、理性的、适应现代生活的人。

对轮船的追捧体现中国人对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不懈探索，成为塑造中国近现代历史叙事的重要道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