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大”到“思明”，从朝鲜尊周思明的表现探究其根源

“朝鲜一向号曰‘小中华’，虽已臣服于清朝，但长期奉明正朔，且认为‘天下冠带之国，遵用明制者，只我东方耳。’”

“小中华”意识其实由来已久，在唐宋之后，汉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日益深重，“小中华”意识便在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出现。实际上，具有“小中华”意识的并不只有一个国家，中华思想在朝鲜、日本和越南三国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唯有朝鲜一国是以“小中华”自居的。

早期的小中华意识是来自于中华文化辐射下所形成的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一种仰慕与追随之情，形成一种“中华亚洲秩序”的形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认同”逐渐从文化层面上升至政治层面，也就是说，他们依旧认同甚至尊崇中华文化，但对于政权的更迭却呈现背离态度，最明显的就是在17世纪中叶满洲人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以后，朝日越各国的小中华思想空前膨胀，认为满洲人统治下的中国不再“正统”，甚至已沦为夷狄，其中，离中国最近的朝鲜也是如此，正如《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一书序言中所写：“明朝覆灭之后，朝鲜王朝虽然表面上不得不和清朝虚与委蛇，向清朝朝贡，但内心却始终以明朝为中华正统，把清朝视为夷狄”，尊周思明的思想意识空前高涨。

孙卫国博士的这本《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正是以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的相关研究为主旨，从朝鲜人自己文化心理的角度去考察中朝关系，探讨17至19世纪明朝灭亡之后，朝鲜与清王朝之间的宗藩状况，从思想、文化、崇祀、正朔、史书编撰等各方面的表现来更加全面、深入地解析尊周思明问题以及中朝关系史。

在明朝时期，中国与邻近国家之间是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和儒家理治为义理基础的宗藩关系，其朝贡制度可上溯至周朝，自诩“小中华”的朝鲜在仰慕与感恩的双重情怀之下，更是视明朝为中华的正统。

那么朝鲜又为何抱有如此之高的思明热诚？为何如此重视对明朝皇帝的崇祀？又该如何理解朝鲜与清王朝之间的关系实质？在《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中会逐一找到答案。

其实，朝鲜对于中华文化的尊崇远不止明朝时期，它是古代中华世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较之于其他国家而言，朝鲜接触中华文化更早一些，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近代朝鲜儒学者柳麟锡就曾说过：“朝鲜始国于唐尧之世，有与于涂山之会。而及箕子来君，则以叙九畴之见，有设八条之教，为辟小中华。”箕子东渡为朝鲜带来中华文明，高丽太祖王建临终遗言《十训要》 更是嘱托道：“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足见中华文化对其影响之深远，说“小中华”在朝鲜而言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其实也并不为过。

至明清两代，朝鲜虽然都秉承着事大原则，而且明清两朝对于朝鲜的态度又有着十分明显的差距，那么“事大”又是什么呢？作者解释说，无论事大政策还是事大主义，其实实质上都是传统中华秩序下，小国应对大国的方式，“以小事大”，也是藩国的一种保命之道。

同为事大，朝鲜又会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这两朝呢？说来还觉得甚是有趣，《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中提供了这样几段记载：

明朝对朝鲜的态度：索处女、索火者，屡索供物，派往朝鲜的使者多是宦官或者六、七品的小官，没有认真对待过朝鲜提出的一些问题；

清朝对朝鲜的态度：一再施恩，岁贡一减再减，鲜有求索朝鲜贡妃子，派往朝鲜的使者都是三品以上满洲大员。

对比之下，显得明朝不够重视朝鲜这位“小弟”，而清朝却一再施恩，可是朝鲜对待明朝却是心悦诚服，诚心事大；对待清朝则是始终心存疑忌，视其为“夷”、“虏”。

这种关系和迥然不同的态度实在是看起来微妙中带着些尴尬，但其实，这一切的根源皆是因为朝鲜所持的是以《春秋》义理为核心的中华正统观，朝鲜尊周思明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皆是从这一正统观而来——慕华、事大、攘夷，从正统观衍生出的各种思想使得朝鲜对明、清产生截然不同的心态，明为正统，而清为夷，朝鲜的华夷观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虽然自认也是“夷”，但与清朝的满洲人不同，朝鲜自认为是华化的“夷”，所以一直对清王朝的统治就极度不认同，即便没有能力明着去抗衡，也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尊周思明。

其实说到底，事大依然是来自于儒家理念，正如书中所言：“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广泛存在于古代的中华世界体系之内。”而慕华思想使之产生“今之朝鲜即大明朝鲜”的观念，对清王朝的抗拒也就更深一步，与明交往则事大，明朝覆灭则思明，后续的一系列表现和动作便是来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