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学辩护的授道书 ——《历史学家的技艺》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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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贴上了纳粹的休止符。然，“困兽犹斗，禽困覆车”，丧心病狂的法西斯转而着力于大肆捕杀占领区的抵抗派人士。10天后的夏之夜，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领袖、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惨遭盖世太保枪决，不幸罹难。他的鲜血濡染了索恩河畔一个名为拉鲁西永的地方，演化成了史界的一壁图腾。 布洛赫并非著作等身的史学家，但凭借着《法国农村史》和《封建社会》这两部扛鼎之作，他早在生前便已跻身于史学巨擘之列。而他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部史学作品，则是由他不可遏的喷薄才华所累致的“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历史学家的技艺》。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头箍马奇诺防线以酣然而睡的法国迅速溃沦敌手。在这危困难安的时刻，布洛赫为排遣胸中的忧愤而草此小书，勾勒起了他毕生史学思想的轮廓。遗憾的是，书未竟了，作者却赍志而没了，徒令时人空生“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之感。 战后，布洛赫的好友吕西安·弗费尔抉剔爬梳，条分缕析，化其手稿而成遗作，使得其中所蕴藏的“总体史思想和长时段理论之源”重见天日，光耀史界。因而，该书也与费弗尔的《为史学而战》合称为“法国年鉴派史学思想的双璧”。而用布洛赫本人的话来说：“我所呈献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绝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语出自谦，书义精深而不流于繁琐；先生作古，胸怀博大而不失之空疏。余愈读愈觉仰之弥高，愈品愈觉钻之弥坚。姑妄试论之。 一、“为历史学辩护”还是“历史学家的技艺”？ 布洛赫的这本小书译成汉语仅十万余言，其法文原版标题为《为历史学辩护——历史学家的技艺》。传至大陆，在1992年初版时译作《为历史学辩护》，2006年再版时则更为《历史学家的技艺》。书名拆一为二，两经变迁，各有其理，无须论证谁更具权威。倒是其间所蕴藏的主旨大意，值得读者细细推敲品味。 一门学科需要为之辩护，足见其地位之不妙。“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曾遭到幼子的诘问。童言无忌，原大可不必理会，只因注入了时代之声，切入了史学肌理，听来让人振聋发聩。托克维尔有言：“当历史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是时，当战争的阴霾无视历史的教训，一而再地笼罩着人类的世界，“光明的未来”夹着尾巴畏缩其间，历史又有什么用呢？作为以治史为天职的史学家，布洛赫力图在书中回答这一问题。 作者认为，单纯的爱好往往先于对知识的渴求。历史凭借其独特的美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尽管披上了诗意的飘渺外衣，也丝毫无掩其内核流溢的理性光辉。小而言物，历史依其魅力，无疑具有娱乐的普世价值；大而论道，历史有其领域，可供史家作系统研究。然，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安德烈·纪德的一段话：“我们的时代已不容纯粹的娱乐，哪怕是有益于心智的娱乐。”如果一门学科的目的仅仅是给一种娱乐罩上令人难以信服的真理外衣，那么，理所当然要被斥为滥用精力，滥用精力则近于犯罪。由此可见，正是时代的浮躁贫瘠了历史学生长的土壤，更遑论视“无用”为“无用”的论调一时甚嚣尘上了。在这种环境下，历史学受到冷遇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在进入19世纪之后，实证主义独步一时，它认定一种研究的价值必须以它是否能促进行动来衡量；历史学界也耽溺于孔德的自然科学概念，要求拆解历史的支架，将其钉在普遍规律的石柱上。为此，布洛赫在书中提醒人们，“历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历史学存在的理由，是这一学科的生命力之所在。它即便不具备欧几里得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仍无损于其科学的尊严，它没必要因此舍弃自身的特色，更没必要因其特色而自惭自卑。历史学家基于此广博的眼界和虚怀若谷的胸怀，不懈地努力实现自身的价值，史学的不完善性与完美无瑕的成功都同样是富有魅力的。恰如贝矶所言：“一个好农民在播种耕耘时的喜悦并不亚于收获时的欢欣。”对真正的史学家来说，埋头苦研时的喜悦也未必亚于有所成就时的欢欣。 陶渊明在《命子》中予孩勉励曰：“日居月诸，渐免子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无疑，布洛赫对待历史学的态度，也恰如一个父亲对子女般的深沉——他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又传技授艺，目送他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由此，便牵引出了布洛赫毕生史学精华的总结，其间微义妙精而横贯全文。 二、“由古知今”还是“由今知古”？ 在高谈阔论之前，我们先得问问自己谈论的是什么，什么是“历史学”？作者认为，历史学是“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 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任何有人的因素波及到的“历史”才可真正归于“历史学”的范畴。此外，它又与时间相连，这里的“时间”，既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又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就源于这两种属性的对立。基于这点，“古今之辩”是任何一个有志于从史的学者都无法逃避的议题。在“文化昆仑”钱锺书看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裨识古；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该观点与布洛赫不谋而合。 古来的惰性是现今迷雾中的幽灵。社会作为一个文明的整体，具有迭代的传统。“如果一个社会可以完全由某一阶段任意塑造，那么，其社会的结构必然像无脊椎动物那样软弱无力。”因而，我们通过对过去的体察，能为当今的社会现实找寻到源头，阐明出事实的真相；与此同时，在历史学领域，没有一定程度的比较就不会有真正的理解，而比较自然要以既有差别又有现实联系的事物为条件，这就是古于今的价值之所在。譬如，史书典籍的研习对我们开创史学新领域大有裨益，对传统美德的推崇亦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历史上最深沉的东西往往是最确凿无疑的，时间的远近原非衡量历史价值的标准。手握这一信条，被某些实用主义者斥作古腐无用的往史亦可“一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 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重演。布洛赫在书中提到：“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他尤爱向世人述及一桩和比利时学者亨利·皮雷纳在斯德哥尔摩游览的逸事。是时，皮雷纳主张先参观一座刚落成的市政大厅，面对同行惊愕的目光，他解释道：“如果我是一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布洛赫对此深表首肯，将这种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视作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对于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场景，我们要依靠想象力来拼接成形，而对于生活的理解又恰是想象力的培养皿。最终，人们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此外他还援引了麦特兰的“倒溯历史研究法”，指出任何研究工作都是由已知推向未知的——只有通过现在，才能窥见广阔的远景，舍此别无它途。为了重构已消逝的景象，我们就应该从已知的景象着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 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亦是双向的，古今参照，方可相得益彰。而作为现实存在物的人类，之所以能够认识过往时间态中的历史，也正是因为人类当下生活的一切现实基础都与作为历史的“过去”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们之间并没有绝对明晰的界限，也犯不着执着于为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攻城掠地”，毕竟历史学最初的含义，无非就是指“探索”罢了。我们也大可不必因此而死扣“历史”这一名词的定义，正如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所说：“玫瑰不叫玫瑰，芳香依旧。”我们要注重探讨的应该是历史学的行为问题，即研究方法的问题。 在布洛赫看来，人生有限而知识无涯，最伟大的天才也难以穷尽所有人类的经验。因此，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己之见，即便是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一语迎天阳，一义庇阴凉，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思想”借由时间的今古串联，探根于幽暗，萌芽于光明。历史考察的全部问题也由此徐徐展开。 三、“历史学家的暴君”还是“历史学家的幸运石”？ 历史考察的首要问题是视角的问题。大多数人认为，与对现在的认识相反，对过去的了解必然是“间接”的。逝者皆空相，透过法眼，没有一个埃及学家看到过拉美西斯，也没有一个研究拿破仑战争的专家听到过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炮声。历史学家只能通过目击者的记录来间接地叙述以往的史实，布洛赫对此不以为然。“间接”或“直接”的界定单限于“人”这一主体吗？他大胆地发问，当历史学家手握一手史料，埋头于实验室的研究考证时，还需要在其中介入其他的观察者吗？可见，任何实物都可作为历史学家推论的依据，并非一定要借由他人的眼睛才能看到自己实验室的工作进展。以此观之，大众对历史学“依赖心理”的批判简直是无稽之谈，其实质不过是对历史学变相的轻视与偏见。 而正如弗朗索瓦·米昂所言：“对历史上人类全部活动的认识，包括对当今人类大部分活动的认识，都是对其活动轨迹的认识。这就是历史观察最基本的特性。”岁月骛过，山陵浸远，时空的奥妙弥远香醇；风过留声，雁过留痕，过往的遗迹层演叠堆。历史学家的研究工具源于时间的馈赠，常以借助感观来认识遗存的“历史轨迹”。基于此义，布洛赫不无悲哀地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历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文献上未曾详细记载墨洛温王朝时期的物价，后人便永远无法列出当时的价格统计表；史书中对五代十国的秘史避而不谈，我们便永远无法全面客观地认识那一时代。由于这些缺欠，那一整段历史就难免显得苍白而又缺乏个性。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为了完善人类历史的拼图，历史学家好似个卑微的臣子，长年匍匐于历史的脚下，唯唯又诺诺。他们摇尾乞怜，忍辱负重，日复一日地艰辛劳作，只为有朝一日能荣获恩准，揭开某层历史真相的面纱。如此，其一生便可算完满，足以在史册的编纂中挥墨留名了。只是，这种观念在布洛赫看来未免悲观，历史亦是历史学家的幸运石——尽管我们难免受到过去的制约，并永远只能通过昔日的“轨迹”来了解过去，但我们对于过去的了解还是要比它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我们研究史料而不陷困于史料，见微知著，由此及彼，一点点掸落真相的灰尘，最终使可知的真相大白于人间，这才是历史学家的成功之处，确切地说，这是精神对物质的辉煌胜利。至于不可知之处，我们不妨坦然承认自己的不知而无从知，且视他人之疑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地去走史学的夜路。 四、“有意的史料”还是“无意的史料”？ 历史是谎言与真相厮杀的修罗战场，史料就是历史学家参战的唯一武器。布洛赫极重视史料的考证，将其划分为了“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前者尤以史著和回忆录居多，是编纂者的烟幕弹，常于水波不兴的历史记载中伸出攫取读者思想的钩子，以达其主观的目的。而后者则借指目击者无意识留下的证据，例如古代的铭文、纸草文书和古币，其间暗含存蓄的真实，可考辨历史的真伪，填补史学的空白。 可若是盲从“有意的史料”，就会陷入思想的囹圄。此时，史料作者所刻意闩上的大门，就会成为历史学家的禁地，这是任何信奉“客观之神”者的大忌。而倘是纯执著于“无意的史料”又如之何呢？纵然收获更显凝实，却因其无法全然保真，只怕仍会是走不同寻常的老路罢！通往历史学的秘果之林有道路万千，却无一不是荆棘横生，需要历史学家披荆斩棘的。任何对常识的拘泥和史料的偏信，都是对历史学权威的一种折损。由此，便牵涉出了史料辨伪证误的问题。 1681年《古文书学》问世，标志着档案文献考据学的创立。它适时而生，将合理的质疑迎入了那个偏爱弄虚作假的时代，其核心思想亦是契合了史学家埃米尔·勒瓦瑟的观念：“善于质疑问难而不轻信盲从，才称得上是思维严谨”。该考据学首次将史书的编纂与史料的整理糅合为一种治学方法，其间具体而微的考证学理更是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因之而备受布洛赫的青睐。在本书中，他掇菁撷华，对史料的“比较考证”和“偶存之理”擘肌分理，做了较为详尽的阐释。 比较是考证的基础。追根溯源，正是马比昂将墨洛温王朝时期的特许状加以互相比较，并与其他不同性质、不同时代的特许状加以对比，从而创立了古文书学。在此基础之上，又衍生出了“时代特色比较”，“叙述风格比较”，“内容异同比较”等风格迥异而实质相通的比较方法。由此，当真假难辨的两份史料摆在我们面前时，以比较否定其中一种说法，就解决了证词的矛盾，两者必有一假。这符合最一般的逻辑基本原理，矛盾律断然否认一个事件可以同时既存在又可以不存在。但与此同时，布洛赫也谦虚谨慎地提醒人们，一份新发现的史料与其他有关事物之间存在表面的矛盾或是其本身存在真正的矛盾，可能是因为我们暂时还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任何的傲睨自若都是对这门学科的亵渎。 有意思的是，即便是一份“作伪”的史料，在布洛赫看来也并非毫无用处。因为考据学的对象也是“人”，“伪史”固然于真相的探寻不利，却仍不失为“人之主观思想”的敲门砖。只考证出历史上诸多的特许状系属伪作还远远不够，唯有考察出作伪之人深层次的目的，这份考证才算注入了灵魂，伪作也才算是有了其存在的合理解释和独特价值，这亦是历史学人文情怀的体现。 然而，一门学科如果只局限于千篇一律地陈述可预知的东西，那么，这门学科既无益处可言，也毫无吸引力，犹若一潭死水，凝颓不前，只因它扼杀了“偶然”的浪花。幸而，历史学家不因研究对象是既往不可更移的事实便放弃了对“偶然”的信仰。在布洛赫看来，必然性是多种巧合的累积，考证越是深入细节，或然性就越显得模糊不清。当日军的铁蹄蹂躏中华大地之际，时人谁敢断言有必然的结局？奥古斯丁·库尔诺曾言：“所谓不可能的事情，无非是指该事发生的概率极低。”所谓结局，不过是多重不可预料的因素集结的偶成。从过往的必然中剥离出偶然性，并以此来指导现实，是历史学家的使命。 五、“铁面无私地审判”还是“含情脉脉地注视”？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大义与冯·兰克的“如实直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是对于东方还是西方的史学家而言，若是任情褒贬、蓄意作伪，必将不容于史林；相反，唯有据事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才会得到世人的尊敬。若仅是如此，史界概可安心落意了。但布洛赫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意褒贬。无疑，这种以满足内心欲望的态度去裁定先人的是非功过是不公正的，这基于人们遗忘了一个大的前提——即价值的判断须依其时代的道德而存。 以往的历史学家对“‘丁戊奇荒’人吃人现象”的道德判准在我们今人看来简直是啼笑皆非。对那样一个“以生存为第一要务”的时代大谈礼义廉耻，恰是一种寡廉鲜耻的行为。与其如此，不如去考察灾民的内心世界或是饥荒产生的前因后果，“不要沉迷于自己的观点便忘了当时的可能性”，这相比起空洞的责难来说，总归是聊胜于无。 此外，对判决的耽溺会使人们丧失对解释的兴趣。米歇尔·德·蒙田曾告诫说：“每当评价带有倾向性时，人们的叙述就会情不自禁地受其影响而一边倒。”若用过去的偏爱和现在的成见搅拌成水泥，真实的人类生活就会被浇筑成摇摇欲坠的危楼，任何细微的拆解都会使人们固有的思想轰然倒塌，从而酿造出全人类的精神危机。这绝非危言耸听，试想一下，当似是而非的观念充斥我们的生活之时，我们还能从中找寻到真正的自我吗？ 归根结底，千言万语汇流成了一义——“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褒贬一个人要比研究他的人生经历容易多了，我们在“理解”这条道路上既包含着困难，又孕育着希望。当有朝一日，历史学家真正放下了假天使的架子并亲身降临于每个它所要探讨的时代，与那一时代的主人同甘共苦共患难时，历史学被谎言与责难所染就的瘴疠就会不治而愈。 六、“有迹可循的因果”还是“命中注定的轮回”？ 1940年6月，当德军的坦克无情地碾过巴黎的街道时，布洛赫的同事哀叹道：“难道历史已经背叛了我们吗？”这一无意中的喟叹，揭示了人类有关于历史的亘古不变的思考——历史究竟是“有迹可循的因果”还是“命中注定的轮回”？有意思的是，人们常下意识地将其范围框定在了人类史的重大灾难之上，譬如自然的怒火倾泻，譬如难以预料的过失重演，再譬如——战争。 从上古传说中的纷争，到接连不断的冲突，再到一战、二战，即便是在如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战争的狞笑依旧是若隐若现。据此，某些批评家想当然地认为，若是历史学家归纳不出战争的基本规律，找寻不到可以避免战争的根本办法，历史学的因果之论就无从谈起。对于这一可笑的言论，我们如今大可斥之为无稽之谈，不去理会。可布洛赫生活的时代，恰是被战争的阴霾所遮蔽天空的时代，同其他历史学家一样，他试图去揽下解释因由的责任。遗憾的是，这一计划要放在第七章“论预见”来讨论的内容还未待出世，便要为父守孝了。哀哉！先生已驾鹤西归，今人只能借助于他残留的遗著，来窥得其“因果之论”的冰山一角了。 布洛赫认为，原因观察的重点取决于特定的研究角度，针对于同一事件，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原因的看法也各有不同，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例如，“时疫”在医生看来是“细菌繁殖和体质虚弱”的结果，而社会学家则会认为是“贫困”所招致的祸患。毫无疑问，历史学承接了“原因归纳”的使命，无论是“细菌”也好，“贫困”也罢，都是系统的部件，这门以综合性为特色的学科要探究错综复杂的原因。但它并不害怕发现原因的多元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多元的。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事实的本质是心理事实，而人们心理的“无逻辑”在造就特殊历史的同时，也为历史学的因果探寻带来了阻滞。无疑，“一时兴起”这个特殊的词汇是危险的，可我们扪心自问，古往今来又有几个人能自觉地抵挡住它的诱惑，避免给历史学家带来不可捉摸的谜题呢？因之，“随机性”令历史学这门研究人的科学大雾弥漫。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仍要坚持主动的历史，不能因害怕“解释有可能的失败”而放弃解释。愚公移山，人们乐于歌颂他的勇敢与不屈，而不是讥笑他的徒劳与无知。 七、“凌乱的理论堆砌”还是“未竟的史学范本”？ “总而言之，历史的原因不是想当然的，它需要我们去探索......”布洛赫的三大卷原稿均以此句作结，还未待读者回过神来，作者的阐释竟中道而止了。他本人之肉身连同“解释”和“预见”这两大创设性的预想被法西斯的子弹一道送入了极乐世界，实乃史界之殇，令闻者哀恸而难以自持。 按理来说，“无字碑头镌字满，是非功过后人评”。可我们也确乎看到了该书自问世以来便遭受了种种不公的裁定，“空作凌乱的理论堆砌而缺乏具体铺陈”的说辞就曾一度甚嚣尘上。一个试图为时代辩护的人，最终沦为时代辩护的对象，这可笑的历史反转就在于人们对一地的背景碎片视而不见。不要忘了，这部短短十万余言的小著诞生于炮火纷飞之际，淬炼于国破家亡之时，我们用和平年代的纯理性标准来审定它的叙述架构，是否有方枘圆凿的苛责之嫌呢？ 固然，余下两章内容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布洛赫史学纂述的系统性，但若据此来否定该书的整体价值，无疑是犯了“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的经验主义谬误，因为“技艺”的论述未尽，全然无碍于他对于“辩护”的从一始终。是时，历史学的曙光尚未突破世人质疑的翳障，谎言与偏见的寒芒却早已凝练成形。在危急存亡之秋，布洛赫的这本小书成了年鉴学派的开山之盾——驳难反诘，是为清扫历史学发展蓝图的积灰；谈技论艺，旨在于告知世人历史学施之可行。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阐述历史学价值和意义境界的第一人——是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他把人生的终极关注和价值寄托系于史学，将“书名竹帛，万古不朽”视作个人的至高追求，布洛赫亦是深通其理。而作为一名犹太裔的法国学者，他的一生都伴随着放逐感，在那样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里缓步蹒跚。幸运的是，他守住了“为史而生”的初心，为历史学竭尽了全力——当法西斯的铁蹄步步紧逼之际，时值壮年的史学家该是“以学术庇生命”流亡英美，还是“以生命铸学术”砥锋挺锷？布洛赫最终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魂归史册，英灵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