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时代浪潮吞没的好人

司徒雷登，一个善良的教徒，一个在中国生活五十年的美国人。一个鞠躬尽瘁的校务长，一个不高明的外交家。他也许值得更好的结局…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读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可以深感其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好人。倘若在和平年代，他也许能够在坚实的地基上筑起他事业的大厦。而战乱的年代，使得他毕生的努力变成了沙滩之上的高塔。时代的巨浪卷起这块古老大地上的每一颗沙砾，使得这个老人费尽毕生的心血化为齑粉。由于他的身份和随之而来天生的立场，他恐怕没有太多的选项可以选择。 他的努力大多失败了：他的传教事业为这个新生的国家所不容；他费尽大半生心血建立的燕京大学作为一个实体被拆分，不再存在。燕大的校址变为了今日北大。而他所奔走的保存旧政府的努力，也都成为了徒劳。就算他回到美国，他亦是一个异类，被他的祖国所不容。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国务院对华政策的失败的活证明；因此他被小心警惕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 司徒雷登本是一个凡人。他本不该卷入各种政治的漩涡。但他身份特殊，也身不由己。论水平，他远称不上是伟大的外交家；直到最后，他都没有想通，旧政府拿着46年的牌面，究竟是怎么输到扫地出局的？书中种种没有说到点子上的描述告诉我们，即使最终水落石出，他也没琢磨透到底是个啥情况。这就说明他和基辛格之间差不多要差一百个宋子文。基辛格可能临场会糊涂一下，但事后总能够想得明明白白。但即使他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当马歇尔钦定他来做这个美国驻华大使，他也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这一来不仅徒劳无益，还白白落得一篇《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在中国度过童年。学生时代，他的传教士父母回到美国，他接受美国的教会学校教育并最终也选择成为了一名传教士。他优异的组织联络能力从学生时代为赴华传教事业募捐时就展示了出来，而这也成为了他毕生所做之事——虽然目的各异。 司徒雷登青年和中年时的最重要的事业便是缔造了燕京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和上海的沪江大学类型相同，因此他被派到北京介入了燕京大学两所前身学校的合并工作。司徒雷登在办学生涯中注重科学与宗教的调谐，不用宗教压制科学思想（也因此招致了教会内部的非议），高薪聘请有能力的教授，使得燕京大学的办学水平迅速上升到了世界级。与传统教会学校的外方校董不同，司徒雷登还注重中华文化的传承。在校园修建上，他坚持突出中国建筑和园林学之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北大校园。教员聘请上，他也喜爱重用中国人，燕京大学逐渐变成了中国人管理和教授的学校。珍珠港事件后，他被日本军队软禁，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抗战结束后，成为外交官的司徒雷登只倾心于两件事：调停国共的内战；以及为国党游说争取支持和援助。以现在的视角来看，这两件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马歇尔所幻想的国共联合组阁，从1927年4月12日那血色的日子以后，就再也不可能实现了。由背叛导致的分家只会让双方无尽的猜疑——马歇尔与司徒雷登最终也都体会到了这一点。 而司徒雷登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争取到的大笔援助则消耗在了无穷无尽的旧式官僚体制中。这个古老的国家已经从根基上腐烂了，需要大破才能大立。这亦是司徒雷登一直没能看透的事情之一。旧中国不得不火烧燎原，才能在腐朽的林木灰烬之上张开新的树芽。 也许司徒雷登难得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虽然身为美国人，语句中却从不带有殖民者的傲慢，在尚未结束的殖民时代，这实际上是远超当时时代限制的思想。毕竟，即使在今天的世界，没琢磨明白的人也不在少数。即使如康拉德《黑暗之心》对于殖民思维的反思中，都不自觉的带有西方文明世界的轻蔑与优越感。他们反思自身，但这不代表他们就能尊重其他族群。但司徒雷登却发自内心的尊重处于劣势的文化，只以人性好坏而不以种族性别去衡量人。这在那个时代是不易达到的境界。 但骨子里来说，虽然人生绝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司徒雷登依然认同自己是一个美国人。从文字深处，我们依旧能感受到他笃信清教理念和美式制度是普世的，并且为这些特性没有在中国得以继续而扼腕痛心。也许司徒雷登的离去也是一种必然，一种开启第一共和国时代纪元的必然…而试图对抗者则被吞没于历史的浪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