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权力最好的书
【这本书让我重新理解经济和商业现象，统计数据背后有太多重要的东西】
过去，医生就是上帝。现在，病人可能起诉医生。许多领域中，原本掌握的专业知识正在失控，流向普通大众。大型企业的基层员工可以获得过去由管理层垄断的信息。由于知识重新分配，权力也发生了转移。
知识与信息，取代了原始蛮力，也正是通用汽车没落，日本发展的原因。日本的机器人普遍使用，使其产品质量傲视全球。知识带来的经济增长是爆炸性的。
300年前的工业革命，瓦解了年长者的地位和影响力，让他们的权力转移到学校。
一种新的财富创造体系会削弱权力体系的每一根支柱，最终改变人们的家庭生活、企业、政治、国家和世界的权力结构。旧的长者地主退出统治结构，新的精英——企业主、官员、媒体在崛起。批量生产、全民教育、大众传播带来了民主，甚至连独裁政权都自称民主。
任何坐在漆黑剧院里迷恋美国西部牛仔片的人都清楚，权力来自于牛仔腰上的左轮手枪。人们从中学到，权力来自暴力。相对地，在幕后出钱修铁路，养马的银行家，代表着财富性的权力。还有一类人就是正义的记者、编辑或教师，他们代表文化知识的权力，这些人总是得胜，因为好运临头。在西部影片里，知识要胜利，就要么与暴力，要么与财富结盟。
当然，知识、财富、暴力并非权力的唯一来源。权力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尺度，与欲望相辅相成，欲望各有不同，任何能满足别人欲望的东西就可能是潜在的权力源头。对吸毒者来说，毒贩控制毒品货源的能力就是一种权力。日本神话中天照大神的三种神器，就是剑、珠宝和镜子。
暴力、财富和知识，这三种权力来源之间能形成互动系统。枪可以抢到钱或者秘密；钱可以买到信息或者枪；信息可用来获得财富，或者放大权力。在家庭中，大人可以打小孩，或者金钱奖励其行为，塑造其价值观。政治层面，政府可以拘禁反对派，也可以买通支持者，或者操纵事实真相来制造“共识”。这三样东西将构成权力金三角。
当然，除了金三角之外，不可抗力（黑死病），运气，也会促成权力转移。我这里说的权力，就是指支配他人的能力。
权力的质量各不相同。暴力有副作用，会引起反作用力，会增加整个系统的风险，而且它没有弹性，只能惩罚不能奖赏。暴力是低品质的权力。财富比暴力好得多，它有弹性，可以积极使用也可以消极使用，是中等的权力。知识的运用是最高的权力，它不仅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且让别人哪怕有其他想法，也能去做你想让他做的事，它成本最低，最有效率，用途最广，可以用来实施奖惩、说服、化敌为友，规避危险，防止浪费。
今天是这样的时代，暴力和财富都必须以来知识去发挥真正的力量。军事行动从拳头比拼变成技术比拼。商业依赖信息系统来决策。
知识是权力的来源，但其本身也受权力的影响。企业、政府和日常人际关系中的每一个“事实”，几乎都来自权力结构，无意或有意形成的事实或假设。每个“事实”都有它的权力历史，都会对未来的权力分配造成影响。虚假事实和争议事实，既是权力斗争的产品，也是武器，是权力斗争的弹药。
在后续章节中，“知识”会泛指：信息、数据、图像、态度、价值观、其他具有社会象征意义的成果，无论它们是否正确，大约，或错误。所有这些“知识”从来就是权力角逐者在使用或操纵的，媒体更是不断重塑并传播出去。
暴力的影响有限，财富的总量有限，但知识无限。知识不仅无限，而且它可以被弱者和穷人掌握。知识是权力最民主的来源，威胁当权派，虽然当权派也想利用知识来加强自己的实力。虽然这个世界贫富不均，但是知识分配的不均严重得多，文盲和高等教育者的鸿沟，比穷人和富人的鸿沟还要大得多。未来的权力斗争，越来越集中于知识的分配和获取。
新的财富创造体系依靠数据、创意、符号和象征意义即时交换和传播造就了所谓的“超级信息符号经济”，把一元化的企业改革为新的组织形式，形成全球性的运营的模式。尽管特朗普把自己的名字打在炫目的摩天大楼上，他并没有为企业带来真正的大变革。
在传统工业时代，全区最有钱的人是造汽车的，造钢铁的，修铁路的，产石油的，主要靠廉价劳动力、原料、硬件来赚钱。现在福布斯遍布了媒体、计算机服务业的新权贵。新经济对最先看到这种趋势的人给予很大的回报。
（罗列了并购重组的许多例子p31）当今的新型企业家，不是官僚，而是海盗，电子强盗。它们攫取的权力建立在精细的数据、信息、专业知识的基础上。雇佣法律顾问，策略家，数字建模师，投资顾问来做交易。
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弗里德曼经济学家，把经济描述成和权力无关的供求机制，或者完全没提到权力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都相当不完整。JK加尔布雷斯一直试图把权力作为变量纳入经济学方程，讨论滥用职权，欺诈消费者，操纵市场。但是它还是没意识到，权力本身也在经历着重大变化，权力是经济体内固有的部分。……超额利润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权力，而不是效率，即使是效率最低的企业只要它通过权力把成本转嫁到劳工、供应商、消费者、分销商的神圣，他一样赚钱。生产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权力，无论它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冲突和对峙的规模更大，权力变量在企业利的作用更加重要，带来的权力转移对利润的影响远大于廉价劳动力、新技术或理性的经济核算。
黑社会：表面上和平的交易行为背后可能是暴力威胁。在每个社会里，都有所谓的“第二执法系统”，它在官方的正式执法系统的边缘运行。平静的表面下，经常发生一些大家都不愿意说出来的事情。20世纪30年代后期，美国企业雇佣身强力壮的人破坏罢工，恫吓工会领袖和追随者就成为常态。暴力从未消失，它只是隐藏。
现在，几乎看不到一家公司有公开的暴力，因为暴力工作可以外包。一般来说，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利用军队和警察垄断暴力，但在某些国家，大财团控制了国家政权，模糊了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力的界线。
诉诸法律则是采取合法暴力的措施，美国目前律师泛滥的情况表明，美国是充满暴力的经济体。美国企业指责日本企业和政府关系太紧密，这很讽刺，。美国商人自己常常要求州政府进入干预，维护他们的利益。从最小的商业诉讼到宾州石油公司和德仕古石油公司之间上千亿美元的并购官司，法律都是暴力恶面具，暗示了最终可能暴力解决。企业向政党提供竞选资金可视为另一种伪装，通过买通政府掏枪来捍卫某个财团的利益。
暴力仍然是商界的一部分，对此不必惊诧，只是我们使用暴力的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的奴隶主不能理解，我们不需要鞭打工人，工人的工作效率却比奴隶时期更高。现在，财富比暴力的使用更普遍，因为在工业革命以前，农民自给自足，并不总是需要钱。现在的人离不开钱了。
摩根帝国：在资本匮乏的时代，他控制的大笔资金给他带来了赏罚他人、创造变革的无限机会。
1946年，美国经济由巨型工业企业主导，大多数创业于摩根时代。这些企业通过控制广告影响媒体，进一步扩大权力。如果哪个议员不受控制，就关闭位于这个议员选取的工厂，把就业机会弄走。后来，转折来了，1956年，服务业和白领工人数量超越了蓝领工人，金融业开始兴起。米尔肯发明了高收益垃圾债，这种迅速扩张的投资品种，他吃得太多，后来被人搞垮了。但是他的模式让资本不再稀缺了。
十几年前，日本银行只需买卖160亿美元就可以控制日元汇率，现在，每天外汇交易额就有2000亿美元，其中90%都是投机交易。权力正在从各国央行和政府中溜走。
过去的投资者重视厂房、土地、机器这样的硬性资产，现在没有人会根据苹果或IBM的硬性资产来决定是否购买其股票，重要得是营销能力，组织能力，员工头脑中的创意。硬性资产是排他的，但知识不是。
货币电子化的趋势打击了银行对支票承兑业务的垄断，迫使银行介入信用卡业务。
里根曾对制造业衰落有疑虑，我是这样回答他的，“美国还是制造业大国，只不过工厂劳动的人的比例下降了。想想美国是世界产粮大国，却只有不到2%的农业人口。制造业为什么不能也一样呢？事实上，1988年制造业劳工数量和1968年差不多，都是1900万，制造业占全国产出总量的比例也没有大幅变化。”
过去的经济系统关心失业的数量，但现在，质量更重要。因为新的时代，如果劳工不掌握新的，知识性的技能，职位空缺再多也无法得到解决。降低失业率更多依靠知识的配置，而不是发钱搞刺激。
现在，按照行业划分就业的意义下降了。按照脑力劳动来划分更好。脑力劳动的顶端是程序员，科学家，财务分析师，它们完全处理符号性的工作。中间是混合类的，比如快递员，机械操作员，酒店职员。纯体力的劳动越来越少。工人阶级也变成了知识阶级。公司也根据知识密集的程度被划分，知识最密集的一定是创造最多财富的。
许多今天被看到的，理所当然的知识，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最简单的机能都是多少个世纪积累发展的结果。所有经济体都建立在某个知识基础之上。知识的突破伴随工具：象形文字，表音文字，电脑。知识可以把多样化生产的成本不断推向0，降低库存的成本。
在最拥有权力的时候，制造商也是美国最大的广告主，它们控制了消费者接收到的信息：吉列公司在棒球大赛的转播中投入大量广告。制造商逐渐控制了生产周期的上下游——农民、原材料商，零售商。真正的权力离不开对信息的控制权。后来，电子商品条码的发明改变了信息的分配，让零售商比吉列公司更能掌握一手的消费信息，大大削弱了吉列公司的信息控制，议价能力，促成了沃尔玛的崛起。P114金钱已经被信息化，信息被货币化，客户提供的信息称为零售商、生产商、银行、信用卡公司争夺的对象。这种信息反映了最敏感的需求，因此对商业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权力总是流向，取得信息战胜利的一方。
P123电话风潮：
19世纪中叶，莫尔斯的联营商搭建了几千英里的电报线，涌现出许多竞争企业，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资本从50万增长到4100万美元，其分公司向投资人和黄金投机商人提供信息，称为道琼斯指数的先驱。那个年代，大部分信息还依靠骡马、铁路和车辆运送，这让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获得了巨大优势。成功导致傲慢，1876年贝尔申请电话专利时，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试图扼杀这种技术，但功败垂成。通信带来的好处是相对的，如果大家都没有，那就天下太平，如果有人有，有人无，竞争的天平就是明显失衡。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垄断地位一直持续到1984年，被新的互联网技术拽下神坛。
雨伞和汽车的不同：前者可以单独使用，后者必须在一个系统中使用，还需要机油、零部件、配套的维修服务。电视机则依赖信号运转。系统性也是经济价值的来源。
P150技术革新逼迫制造者必须采取一个策略：率先推行一个产业标准，或紧跟他人的标准，否则就会被放逐到市场的寒冬。IBM在20年时间里保持领先地位，主要是因为它能够及早指定并执行电脑行业的标准，用操作系统标准限制竞争对手。食品标准，电视信号标准，都会成为争夺的战场。
随者信息地位的迅速提高，公司管理层和信息部门的博弈日益激烈，有时会引发公司重组。那些无法及时交付先进信息系统的公司将被淘汰。P165
CEO和领导层都成为了信息战的战士，尽管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其实他们的大多数工作就是重新分配权力，顺便扩大自己的权力。
我们是否该对信息立法？这都是权力问题，会影响企业和全社会。
全面信息战：美国最大的1000家企业中，80%都雇佣有情报人员。夺取他人的情报很有诱惑力。商业间谍的工作和国家间谍没什么区别，窃听器，贿赂，侦察手段广泛使用。
P187长远看，每个国家的权力来自于脑力工作的成果：科技、劳动力、软件、商业制度、信息系统、电子金融。这些是未来权力的关键来源。在这些战略武器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一流的管理组织，尤其是对知识本身的组织。这就是官僚主义让人厌恶的主要原因。
官僚机构难以招架信息的急速变革，现在，我们的知识随时会失效。第一年设计的方案，可能第二年就不适用了。这样就很难总结历史经验，总是淹没在持续的新情况当中。而官僚系统面对新情况的本能反应是，反正没人负责，那就互相推诿，采用糟糕的鸵鸟策略。权力的渴望让官僚系统失去理性：英国的情报部门会和公开部门剧烈内斗，表明对官僚系统来说，理性是面具，权力才是真的驱动力。
精明的企业家知道：一个部门或单位而多人不会和另一个部门或单位的人深入交流，正因为缺少交流，中层经理才获得权力，通过对信息的控制。过去企业运营很慢，这套东西适用，现在都落后了。日本的辈分文化很好地抵消了这种部门林立的信息区隔难题，因为同时入职的人被分到不同部门后仍然会保持密切的私下交往。
新的计算机体系让信息更自由开放，打破了过度专业化形成的信息垄断。近几年，各行各业都在大量削减中层管理人的人数。
人类社会基本的，经常被忽视的关系，就是知识和权力的关系，即人们组织自己想法的方式和组织机构的方式之间的关系。我们组织知识的方式通常决定了我们组织人员的方式，反之亦然。当人们按照专业和等级制度看知识时，人们也认为企业应该按照专业和等级来建构。一旦官僚直至组织方法，落实到现实的企业、学校、政府机构，政治压力，预算要就会固化为“格架”和渠道，再固化知识的组织方式，阻碍概念重构的机会，进而影响获得全新发现的机会。
今天，快速的变革要求同样快速的决策，但权力斗争使官僚体系慢得令人发指。官僚体系碾压创造力。官僚主义不可能消失，但助长官僚主义得环境已经改变。于是，企业花费数十亿美元建立网络沟通取代老旧得系统，但这都要求组织变革，改变人员分组方式。专家和经理会看到自己根深蒂固的权力受到威胁，失去对格架和渠道的控制，促成权力转移。我们在改变知识和生产之间的关系时，就动摇了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的优势在于，官僚程度更低，所以更容易充分利用信息。我们许多人都见过略有权势的经理再傻乎乎的老板面前压制自己的想法，对拙劣的看法点头赞同。
弹性企业的概念，不是鼓励取消组织机构而是鼓励企业不再当毛驴，变成一头老虎、一群食人鱼、一两头驴和一大群采集信息的蜜蜂组成的团队。企业只是任何信息的无限多组织方式的一种，乐团，部落，长老会，修道院，足球队，每一种组织都有利有弊，有独特的信息收发渠道和权力分配方式。弹性企业的各部门可以从内部和外部组织调用信息、人员、资金，部门之间可以很近，也可以远隔重洋。
律动型组织：美国人口普查局。双面型组织：在等级和非等级模式之间切换，如英国空军特别部队。棋盘型组织：交替执政。政委型组织：党指挥枪。封建型组织：大学官僚体系，美国国会。……弹性企业经常外包，也可能引发公司解体，网络很像神经系统。
传统企业中工人和管理层的差异，就在于管理层掌握信息和流程。思想枷锁被打开，工人就具有了自主权。
工作规则变革不是因为老板发善心，而是创造财富需要承载更大的信息量和沟通量。过去，大部分其企业的规模都很小，企业家几乎可以知道所有需要知道的事。但随企业规模扩大，技术更加复杂，任何人都不能容纳所有知识，结果必须雇佣专家、经理人把信息分散到不同管理层。而现在，经理也依靠手下的员工获得知识。
过去，工人和零件一样可以替换，现在，当知识内容增加时，工作会更加与个体相关，可替换程度降低。培训和替换工人的成本都提高了。技术领先的公司宁愿用高薪聘请更少的人。雇主要学会鼓励意见，容忍错误，恐惧是创新的最大杀手。因为个体可以影响信息，利用信息搞罢工，所以员工的议价能力在增强。
金融和实体已经分离。金融市场崩溃不一定对实际经济产生多大影响，因为资本本身对财富的创造来说已经越来越不重要。
经济学家意识到规模经济并不经济，主要是因为旧的知识体系，部门格架体系正在崩溃。中层管理从协调者变成了信息瓶颈。很多企业主不明所以只看到成本越来越高，开始裁员，裁掉工人的傻乎乎，裁掉中层的运气好一些。
作者预言小企业繁荣，是不是烟雾弹？？？
需求的变化有时令人震惊。传真机上市几十年了，但销量一直低迷。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几件事同时发生：传真机成本下降，通信科技大幅进步，电话电报公司解散使电话费下降，邮政服务越来越差。结果传真机节约时间价值的能力就迅速提升，1988年春，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在寻求安装传真机。【任何一项新技术，如果行情低迷，要有耐心，仔细思考它未来爆发的条件。】
不论是民主制、还是别的制度，任何体制里，人们创造财富的方式与他们自我管理形式之间需要有某种程度的一致。如果政治和经济制度差别太大，一种制度会摧毁另一种制度。农业普及消灭了群居部落，国家和封建帝国取而代之。工业革命消灭了一切，催生了大众传媒，批量生产，群体消费，产生了大众民主。大众民主也曾遇到阻力，封建农耕经济的阻力，乡绅教会的阻力。在整个工业社会，核心的政治斗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崇尚农耕的经济的传统主义和用户工业化的现代主义的两派斗争，他们只是打着民族、宗教、民权的旗号而已。今天，第三次浪潮既否定现代主义，也反对传统主义。
大众民主时代的权力高度集中在国家，对应量产和全国市场，但现在小量生产技术改变了格局，夫妻面包店，本店出品的东西正在复活。（真的吗？感觉有些误打误撞）这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美国等一切国家都要求政治分权，欧洲则试图把货币权力集中去超国家机构。克鲁皮认为美国正在变成城邦国家：美国东西部，中西部，产油区，大都会和郊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可能继续扩大，中央政府管理能力越来越弱。当差异扩大到极大时，可能引发激进极端主义，要求自治或者独立。工业经济衰退时，权力中心发生转移。
大众民主要求大众，但现在种族，家庭，文化越来越多样化，大众民主小众化，需求多元化，结果高科技国家越来越难就紧要问题达成共识。未来没有大众民主，只有拼图式民主。任何一个小组织只要在正确的时机处于一个政治战略的十字路口，其影响力就会倍增，举例希特勒发迹的例子。媒体散布新闻也是滚雪球效应的常见例子。
许多西方人抱着过时的“进步”观念，认为只要社会发展得更文明，狂热、非理性、仇恨煽动就会自行消失。希伯来大学的Yehezkel Dror指出，这种自以为是非常误导人。德罗尔承认，宗教冲突，圣战，不只是历史的遗留，也是未来得祸患。“就民主而言，这高强度侵略性意识形态的威胁始终存在。经济和文化力量结合，会产生新的情感问题，伴随狂热主义的危险。当我们忙于庆祝意识形态之争、一段历史和冷战告一段落时，却发现民主走到了尽头。
人们把私有化的流行看作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的信号，不能这样。无论是否意识到，其实有一个没被提到的“隐形政党”赢得了一场保卫战，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与政府是自由派或保守派、右派或左派、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关系。【罗斯柴尔德】
还有一个隐藏的事实：公共部门私有化和私营企业重组同时发生。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大企业被分解成多个小规模的利润中心，将金字塔结构扁平化，安装了自由的信息系统。
公共部门私有化部分是为了绕开官僚体系，里根政府自己组成秘密企业向伊朗出售武器，把赚的钱输送给尼加拉瓜反抗军。乔治布什收敛一些。随者超级信息符号经济的深入，官僚体系的压力越来越大，大众民主转向拼图民主的结果，政治家和官僚体系发生更加尖锐的权力斗争。
信息时代，人们会被各种“事实”资料轰炸，随着信息越来越多，人们更难看清正在发生什么。操纵信息的游戏在媒体得到信息前就已经完成，学校从不传授技巧，但政治游戏的精明玩家天生就懂。
“机密”是最古老的信息战术，美国政府每年有2000万份机密文件。机密可以让某些官员说一些不敢说的话，可以私下批评上司，也可以和对手妥协。“引导性泄密”使日本的竹下登政府，美国的尼克松下台。
任何被传递的消息都具备以下要素：1消息源，2传播媒介，3消息接收者，4消息本身。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进行干预。
P307在消息源端，可以隐藏消息源，用上司、狱友的名义代替本人发送消息，如果要整日本人，就冒用日本人的身份写一些坏话，给美国政府洗脑。
传播渠道来说，某些渠道比另一些渠道更加平等。约翰·凯利担任美国驻贝鲁特大使时，使用中央情报局，而不是国务院的渠道，直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发送情报，跳过了自己的老板——国务卿·舒尔茨。后者指责前者但无用，因为秘密渠道对权力的转移至关重要。基辛格更是秘密渠道使用大师，他总想把信息控制在自己手里而非官僚体系内。秘密渠道帮助防止了古巴导弹危机。
双渠道策略：从两个不同渠道发送相反的消息，试探反应，播下冲突的种子。
接收端：接触战术，控制一个人接触其领导的机会，也就控制了他接收到的信息，管理者和员工都知道这一点，接触冲突非常普遍。它滋生出“按需知情”战术，把信息分解成很多分，每个人只知道他需要知道的一份。“不需要知道”战术，即面对双方争斗时，选择我不要知道，不想知道，保护自己不会被卷入冲突，该战术的反义词是“迫使知道”，迫使某人知道某事，把责任强加给他。
信息的处理：1省略战术，2抽象概念化，3延迟发布以防修改，4滴流战术一点点放出信息使对方难觅全貌，5潮水战术放出大量无用信息淹没对手，6烟雾弹释放谣言并在其中夹带真相，7背后吹风先在海外捏造虚假情报再让本国新闻发现见报，9夸大谎言，10颠倒事实。
丘吉尔拒绝阅读任何过滤过或消化过的情报分析，坚持看“真实的文件，它最初的样子”，这样他能够自己得出结论。
不懂企业的人最看重利润。精明的投资者研究利润的品质，查看数字怎么来的，检查前提甚至追查操纵数字的计算机模型。通用汽车公司通过延长折旧年限、变更计划报告方式、修改库存产值分布、调整出租汽车的预估售价等方法，合法将年利润增加近20亿美元。想想其他政府机构又会怎样处理账务呢？政治领袖和高级官僚低估了自己对计算机的依赖程度，因此他们不清楚自己如何受制于懂的操纵计算机的人。1987年，韩国第一次大选中，一位支持率很高的反对党候选人不相信自己在光州获得了94%的票，存储选票的计算机很容易被动手脚，并把记录抹掉。
知识和信息极易被滥用。精明的政客在获得信息时，会要求了解信息来源，数据可信度，询问投票方式，答复率，是否存在不一致；评估逻辑性。考察信息传送渠道，揣摩其中涉事的人的利害关系。更聪明的人（极少）会质疑一些前提，甚至浅层假设依赖的深层假设。最富想象力的人（最少）还会对政体框架加以分析。
曾任美国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的David Stockman向总统提出预算裁剪建议时，仔细选出在预算中只占12%的项目，在汇报时就事论事，不提供任何背景情况。后来他写道，“他们没有意识到（因为我没明说），我们只是在庞大预算中裁剪最小的部分……我们甚至根本没有触及社会保障、退伍军人福利和一包计划，这三大计划占总预算的一半之多，每年花费高达2500亿美元，而我们裁剪的预算只有250亿美元。总统和白宫官员只看到预算的冰山一角，没看到水下更大的部分……没人就我们没有查看的项目提出任何问题。”这一现象有两个原因：过于天真，或者不在乎真实，只在乎有用，可以证明自己打击对手。、
数据操纵是权力斗争的武器。在计算机帮助下，同样数据可以用许多不同方式分类、切割。比如衡量医疗水平，用千人床位数，还是医生数，这能反映健康状况吗？这是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相比采集信息，理解、诠释信息更加重要。……从商鞅到意大利的博尔贾家族，掌权者总是随意支配真理，满足自身的利益。
今天，每一项重大政治事件的背后，都有专门的创建模型团队和对抗模型团队为政治舌战提供原料。所有的模型必然基于不确定的，权重分配很主观的假设。
战争工业化催生出情报工业化。20世纪初，间谍变得更加系统和官僚化，最早的先驱是沙皇恐惧的克格勃前身，“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各国设立间谍学校。但是，为数不多的间谍满足不了情报需求，人们开始大量生产情报。20世纪初，日本不再依靠田中义这样的全职人员获得情报，而是依赖成千上万个步兵间谍：中国或西伯利亚安定下来的移民、厨师、佣人和工人，他们向祖国汇报情报。1917年俄国革命时，列宁提出了“人民记者”概念，鼓励工人写信给报纸，告发反革命破坏分子。
计算机改变了情报学，现在的技术情报包括：信号情报，电子遥测技术，雷达情报，图像情报，红外线，空中窃听器和其他侦察工具。这降低了人工收集情报的重要性。
1986年以来新西兰就被排除出五眼联盟，因为共享情报不容易，他们的信息也可能出错，所以会互相之间指责泄密，互相隐瞒。情报合作的条件要求是很高的。
情报活动更加深入，不仅支持政府目标，也支持公司策略，监测农作物和矿业，窃听贸易谈判，窃取工程软件，投标数据等等。这一切导致密码学、解码研究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政府情报和私营企业情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融合。某些巨型公司为政府特工提供身份掩护。部分情报工作被外包，使许多专业的小型私人咨询公司蓬勃发展。
许多国家难以承担合法采购和研发技术的成本，于是其技术情报活动进一步加强。随着知识的作用越来越大，技术间谍会在过去的盟友之间制造摩擦。
现在，情报的客户，不再受制于信息不足，而是信息供过于求。
当信息公开的要求和人们公认的安全需要冲突是，总会发生混乱。P368
盗版和专利的争论表明，在这个世界里，要达成对信息道德标准极其困难。
上个世纪，许多国家参战的原因是争夺基础原材料，现在，是为了争夺知识。
1989年冬，齐奥塞斯库命令屠杀东欧剧变的示威者，甚至他死亡后安全部队还在反抗，直到革命军占领电台不断播放齐奥塞斯库的尸体画面。媒体系统具有颠覆的潜力，对任何领导人来说都是如此。
在农业社会，信息依靠口口相传，结果掌握信息的人数，人群就成了关键。天主教会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具有唯一的，同时向大众传播信息的能力，这让梵蒂冈拥有巨大的权力，可以抗衡君主和诸侯。今天，只要天主教会还能保持大规模的集会传教，它的实力就仍在。所以对极权国家来说，教会总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工业革命带来了报纸、电话、媒体，让信息可以远程传播。第三次浪潮让信息多元化，以不同的图像、想法、符号的形式，精准投放到需要的人群中，让媒体获得了巨大的权力。
在伊朗，霍梅尼将阶级仇恨、民族主义、宗教狂热混合起来，对信徒面对面训诫辅助以复制、播放录像带，成功把抗议变成了宗教仪式，推翻了世俗政权。
在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不是财富分配，而是能够产生财富的信息分配和媒体分配，左右之争，激进保守，女权传统，这些分类都过时了。
借助媒体，国家发明新的思想控制形式。没有一个社会会容忍完全的信息自由，这意味着全无个人隐私。
日本繁荣的原因：以不可思议的热情抓住了计算机和电子信息科学的前沿。在财富创造体系由旧到新的过程中，日本的成就令人咋舌。
农业社会受到经验和禁忌的束缚，创新速度很慢，工业革命中的企业家为了利润积极创新。
P442，80年代，美国在服装上的花费达1250亿美元，大部分出自世界各地的工厂，未来这些工作会回到美国，因为速度，和成本结构的变化。（宏大叙事导致预测出了偏差）
一个国家的知识基础：战略构想，情报能力，语言，对其他文化的了解，输出意识形态的能力，通信系统的多样新，新思想新符号新图像的种类。这些会增强或损害一个国家的实力，衡量其权力的质量。P468批评了日本的教育制度，语言劣势，权力三角中知识仍是薄弱环节，而欧洲在计算机方面落后太多。
萨达姆对科威特采取暴力行动，他很清楚自己的军事和经济方面处于劣势，于使在电视上号召圣战，激发阶级仇恨，呼吁泛阿拉伯主义（知识）。
美国目前仍有科技、语言、文化的优势，但他最糟糕的是工厂式的，深受毒品、暴力毒害的教育体系。
有法西斯倾向，19世纪法国作家查尔斯·莫拉斯曾说，“在人类所有的自由中，最珍贵的是自己国家的独立。”但是，绝对的主权和独立本不存在。
假设汇总：
1权力是人与人关系的一个方面，不好不坏。
2权力系统细分为各种子系统，反馈机制联通了子系统，每个人内嵌在许多相关但不同的子系统里。
3一个人可能在家里大权在握，但在单位权力很小。
4权力是动态的。
5由于人有需求和欲望，能满足他们的人就掌握了潜在权力。社会权力通过提供或控制人们想要的物品或体验来实现。
6暴力、知识、财富是最主要的权力来源。知识的权力质量最高。
7阶级种族性别职业民族和社会团体的关系不断被人口生态科技文化等因素改变，这会导致冲突，引发权力重新分配。
8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未必是坏事。
9不同的子系统同时发生权力转移，会引发更大系统的权力巨变。
10权力系统失衡时，非线性的效应增加，小事件可能出发巨大的影响。
11机会很重要，系统越不稳定，机会越重要。
12权力平等不太可能，即使实现了，也会马上产生新的不平衡。
13完美的平衡意味着一成不变，不仅不可能，也不可取。不平衡不是不道德的，不道德的是固化权力资源不均的分配系统。
14与暴力和财富的分配不均相比，知识的分配更加不均，而且可能导致暴力和财富的再分配。
15权力资源过度集中非常危险，但集中不足同样危险。
16一个政权的权力资源应该在面对真实的（非想象）的外部威胁时，足以保证安全、一定的秩序和文明。超出这个范围强加秩序就是不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