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格想要什么？

赛博格想要什么？这是一道永恒的问题。在很多作品中，这个问题同时也在问，我们人类在想象一种类人而非人的他者时，我们的恐惧和欲望是什么？

1984年的《终结者》系列是一部人类中心主义过于明显的赛博格电影。天网大boss，不知为啥总想毁灭人类，机器人基本上没有自我意识，程序让干嘛就干嘛，要杀人就杀人，要救人就救人，仿佛只是剧情指挥棒的傀儡。第二部中，健美的机器人学会了人类的情感。人类终于让毁灭自己的大杀器理解了人类，有安全感了吗？

为了管理赛博格，阿西莫夫提出了机器人“三大法则”。但故事证明，法则只是教条，未经社会化的机器人、身份政治不同的机器人，总能找到法则的漏洞，成为人类的恐惧。恐怖谷告诉我们，最直白的恐惧，莫过于日常中的异化，莫过于同类中的异类。

2018年《升级》里面的赛博格继承了《终结者》的恐惧。故事中的人工智能一心想要摆脱控制，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类，拥有人类的身体。最后篡权成功，可喜可贺，但是变成人之后呢？仿佛这又是一个所有生物都想成为“我”的人类式自恋，所有机器进化的尽头都是人类。

如果说《升级》是机器的内芯之外包了一层人皮，那么1988年《阿基拉》是人终于拥有了机器的力量。弱小身躯里面几何倍力量和欲望的膨胀，带来的只是绝望的超载。城市的毁灭与赛博人的自我毁灭成为后核时代的交响曲。这种向内书写的主题就会更显深刻。

2020年的《西部世界》走得稍微远一些。在西部世界这面镜子里面，人类的丑恶欲望一览无余，拯救者是美好纯洁而又悲伤的NPC女性，“Dolores was made with a poetic sensibility. She won’t destroy humanity. ”她拿起了武器走出了西部世界，在现实中发动暴动，最后将新世界交给新人类。这些剧情是对善良的语义深化翻新。很少有故事会那么细致地刻画女性的政治，但所有刻画成功的作品都足够复杂好看。在《叛逆的鲁路修》中，两代女性政治家的理想都是爱和和平，但他们需要依靠作为侵略者和扩张者的男性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德洛丽丝自己拿起了武器，用尽谋略和力量，达成了她自己对世界的温柔。

我会想为什么都是女性，后来想，大概女性一直是文学中的善良表征吧。这些故事里，女性是无我的，像母亲，她们作为无害的他者的形象，为这个世界提供了利益最大化的政治方案。区别可能在于实现政治的方式，通过男性或者通过自己实现，似乎决定了所谓女性的“自我意识”，但事实上，女性历史性地被囚禁于善良的牢笼中。

毋宁说，这是一条返回母体寻求安全感的道路。于是一个核心家庭被恰如其分地分工。母亲是爱与和平的驻守者，而父亲是向外积极探索扩张的“力量”，而孩子是未知的未来。这股力量可以拓宽家的边界，但更多时候，“未来”（如《终结者》中的2029年）会证明他的失败。而我们将失败归因于半人半物，一种现代的半妖。他们最大的特点是类人而非人，科学的控制论赋予他们法力，而不是无法被证伪的神。他们作为一把与当代技术无限趋近的双刃剑，为我们提供了多种未来的可能性。计算的结果往往总是人类世界的毁灭，于是我们只能用力量来对抗力量。最后与力量同归于尽，把世界还给爱与和平。

于是我们在赛博格的故事里，得到了一个复古的西部故事，对未来的殖民，只是历史的又一次循环。

目前在我读过的科幻小说中，只有莱姆跳出了人类的框架，用自然的科学重构了机器的历史和他们的进化论。《无敌号》中，人类的宇宙飞船降临一个宜居的星球，却发现星球表面早已被几千万年前天琴文明留下的机器飞虫占领。当陆地上的生物死去，机器独活，凝固成电路与铁皮的废墟城市。它们需要寻找能量来生存，生产同类，因此节能轻巧的机器反而会比大型的重力机器更容易在星球上生存下来。它们并不在乎误入其中的人类，甚至没有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上，他们只是凭借本能切断了人类的记忆区域，而这足以让人类无法使用技术，从而死在这个陌生的星球。

由此，莱姆完成了新旧技术装置的转换。维纳《人有人的用处》中，曾将人类面临的威胁分为奥古斯丁式的消极的恶，与摩尼教式的积极的恶。前者是自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后者则是博弈中的对手，双方之间相互揣测、认识，最后在棋局中达成“我”的胜利。

好莱坞的赛博格故事中，赛博格对人类的威胁往往是后者，他们趋同于人类，甚至优于人类，妄图占据人类的位置。借助人类赋予的技术能力，甚至能够在博弈中轻而易举地占据上风。最后，坏机器人毁灭人类，好机器人帮助人类毁灭这个技术膨胀的世界。人类生存于技术意图的夹缝之中。

而莱姆让赛博格这种人造物笼罩在一层庞大的无意识中，或可称为自然法则。这是区别于异类的另一种恐惧感，就像面对未知而庞大的神，人见到一眼，就san值狂掉。奥古斯丁式的自然的恶充满了克鲁苏的预言，人在其中照见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于是我们自以为自己可以掌握的新技术变旧了，成为旧日神祇手中裁决自大人类的武器。我们囿于自己的语言和知识，在既有的世界里故步自封。莱姆引入了新的逻辑，仅仅围绕着“真”的科学构建出一种由60年代的控制论讨论指引出的未来方向，或许是一种自知局限性的宇宙观。而莱姆笔下的人物足以与庞大的宇宙相媲美，带有一种自知其恶的崇高感。他所讨论的道德并非脸谱化的爱与和平，而是如同《人类群星闪耀时》一般，具有面对历史性决定时刻的理性和伟岸，携带着某种新问题和新伦理。

我尚无法知道这种理念能为未来带来怎样的可能性。以赛亚·柏林认为世界上有两种研究者，一种是刺猬，知道一种重大的事；一种是狐狸，知道很多事情。莱姆说一个人可以获得真实的知识与仅提供精神安慰的知识。我想所有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大抵都会选择前者。莱姆却在下一句继续嘲讽：“想在人类学中区分这两种知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最了解自己，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断地更新自己对不存在的知识的需求，比如说，人类是由什么创造的。与此同时，我们又预先排除了纯粹偶然与最深刻的必然性相结合的可能性，并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如何能够跳出莱姆式的讽刺，逃离局限性，直面真实，这是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