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萧评《北京的人力车夫》

来源：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 1991, Vol. 25, No. 1 (1991), pp. 99-100 http://www.jstor.com/stable/41930813

译文仅供学术参考

史谦德对1920年代北京政治的叙述是复杂而令人信服的，但他这部著作的意义并不限于其妙笔之下的地方景象。《北京的人力车夫》同样成功地向研究民国时期区域历史和国家历史的学生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史谦德没有在中国城市的“传统”和“现代”政治团体之间进行一刀切，他认为，在北京，新的机构（工会、专业协会）与旧的机构（行会、商会）一同发展，时而存在张力。机构和活动的增加导致“生产和社会活动的新旧模式之间需要磨合”（p.7）。

史谦德这本书的前几章专门讨论了人力车夫、警察和京师商会的商人。1920年代，人力车夫约有6万，这是一个多元化的阶层，包括在社会阶梯上向上爬的农村移民和城市贫民，以及走下坡路的白领职工。他们的许多日常冲突是与警察发生的，史谦德认为警察是20世纪中国城市中出现的“更加无孔不入、条规繁琐、监管严密的政府”（p.66）的“刀刃”。同警察一样，处于正式政府结构之外的商人通过商会“在从福利政策到城市规划这些与公共秩序有关的事务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p.99）。有轨电车的发展既威胁到了人力车夫的生计，也威胁到警察和商会商人在地方上的权势。

关于工头、行会和工帮的一章指出，北京的政治并不以阶级为界限，阶级归属感与和赞助人的垂直联系是旗鼓相当的。然而，行会常常表现得像工会一样，成功地代表工人的利益，而“现代的”工会反过来又复制了行会的派系主义和个人化的政治风格。行会和工会只是1920年代进入大众政治的诸多组织中的两个。新的抗议形式出现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处于不断衰败的官方权力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公共领域的发展。这个公共领域中的行动者，尤其是社会精英，承担了准政府职能，应对棘手的军阀政权更迭问题，尽可能减少其对北京生活的破坏。

北伐成功后，北京的国民党政客通过发展“群众”组织来为自己攫取政治地位，其中包括涵盖全市范围的总工会。经过最初的成功组织后，总工会变得提倡温和与秩序，并发现自己面临着其内部的派系叛乱。

史谦德精心描述的这些行动者、机构和抗议方式在1929年10月人力车夫反对有轨电车的暴动中汇集到一起，这是全书的高潮。人力车夫的常年不满被卷入了总工会内部的权力斗争，大多数人力车夫支持现任工会领导，反对由有轨电车工人和其他“贵族工人”支持的叛乱者。10月22日，在两派经过一天的漫长对峙后，人力车夫攻击了有轨电车，有条不紊地沿着轨道，破坏或捣毁了城市中三分之二的有轨电车。参与暴动者据估计有25000人。暴动结束后，几位工会领导人被处置，约900名参与暴动者被驱逐出城，现任的工会领导也被取代了。史谦德在这场暴动中看到了“返祖性与现代性的混合”——人力车夫“以市民身份捍卫他们的生计，通过操纵现代政党政治对抗现代化”（p.283）。

《北京的人力车夫》是迄今为止关于动荡中的民国城市的最佳描绘。史谦德将精英描述为“调停者、中间人和专家”，他们向国家提供地方支持，以换取“特权和职务”（pp.289-290）。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为南京政府构建了社会基础，尽管这个基础是很浅薄的。《北京的人力车夫》激发着我们去探索其他城市以及地方/国家关系中像史谦德在北京所揭示的这种关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