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反——读《铁屋中的呐喊》

《铁屋中的呐喊》在学界已经是很有名的作品了。在我还没有开始读的时候早已先闻其名，那时候我就觉得一本好书真是哪里都好，首先这本书名字就起的很棒，“铁屋子”的比喻出自鲁迅的《呐喊·自序》，以代指在铁屋子中被火焰炙烤着的无知的人们，而“呐喊”则是为了唤醒他们以求得反抗及生存的可能。——这是最典型最典型的“战斗的”鲁迅的写照了！后来才发现并不是我所想的那样，这书名不过是译者的拼凑，原英文叫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意即“铁屋中的声音”，况且，全书集中的角度反而在鲁迅的“黑暗面”上。

接下来，我要大约对全书的内容做一个总结，张涛发表在《文艺争鸣》上的书评《“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与“铁屋中的呐喊”——略论李欧梵的鲁迅研究》中提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铁屋中的呐喊》“揭示的是鲁迅思想上的‘黑暗面’，艺术鉴赏上的‘颓废面’”，说的还是比较准确的。整本书以鲁迅的大致经历和分析其小说、《野草》、杂文分章标目，临末一部分则是分析1930年代他与苏联文艺或者说是与左翼文艺的关系。总体来说，这本书继承了其师夏济安的基本观点，也完全勾起了我对《黑暗的闸门》的兴趣。

下面是我自身的阅读体验。

文章最显明的观点则是鲁迅的“黑暗面”，我认为这个所谓“黑暗面”其实是包括非常广泛的内涵，只要与70年代末之前的鲁迅研究中的“光明的”鲁迅相对立的，都算在了他所意指的“黑暗面”之中，这包括了很多层次。首先是童年时代对于“死亡”、对于社戏中的“女吊”和“无常”的热衷，在《女吊》一文中，他写道自己还曾在社戏中扮演过小鬼；在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中也曾提到过鲁迅对赤练蛇的喜爱，这都成为李欧梵对鲁迅童年时期“黑暗面”解读的佐证。但是事实上，除此以外，就我对《鲁迅全集》的了解来说，这个立论虽然新奇，但很难站得住脚。事实上，在鲁迅的全部创作中，他对于自己童年的回忆是比较少的，而且多有意内言外之旨趣，鲁迅确实曾在《女吊》、《无常》和《社戏》中谈及鬼，在《呐喊·自序》中谈及自己幼年为父亲买药的经历，但并没有凸显出自己对死亡、对鬼的热衷，在《阿长与山海经》中，鲁迅表现出对长毛的一点好奇，这显然符合儿童的心理。总之，我以为，正像是最近几年对“原生家庭”和“童年创伤”的过度使用一样，锱铢于细枝末节是没有意义的，在童年时期，大部分正常的小孩子都是会对热闹、新鲜的事情感到好奇，但这并不能成为说明一个人未来成长的绝对证据。另外，在周作人的叙述中，鲁迅喜欢赤练蛇源自于他所写的一首白话诗，叫《我的失恋》，这首诗的大致内容非常简单，是模仿了《诗经》中“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的桥段，诗中每一小节的末尾都回赠给了美人一样东西，分别是“猫头鹰”、“冰糖葫芦”、“发汗药”、“赤练蛇”，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这四样其实就是鲁迅真实喜欢的东西。把这四样摆在一起看时，其实也比较平常，就目前观之，尚有人喜欢以甲虫、守宫为宠物，亦不算是太大的证据。

第二大处“黑暗面”则是在文学的创作部分。小说部分，和往常被人所知的内容不同，李欧梵认为鲁迅的小说受到很大程度上的传统小说的影响，理论之依据一部分是他写《中国小说史略》和写作间所做的对中国旧小说的大量的集辑工作（出版为三本书），如上的工作在小说创作上的影响是《故事新编》中对传统故事的化用，另一部分则在于他所偏爱的魏晋志怪和唐传奇给他接下来《呐喊》《彷徨》的创作具有相当程度的示范作用。以上思路对我来说是比较新的，也给了我一些启发。同时，我又想到了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谈及中国近代小说形式多来源自西方，而核心则依然是中国的“史传”和“诗骚”传统。这种看似有点矛盾、细想又觉得果然如是的思路还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还有就是《野草》部分，李欧梵指出了鲁迅散文诗创作的哲理性和悲哀感，以凸显鲁迅犹疑、孤独的“黑暗面”。但我总觉得隔了一层，似乎和没有太多具体的文本分析有关。

最后一部分和“黑暗面”相关的则是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接受上，他的主要观点是鲁迅对苏联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接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过程。这其实是一句废话，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里面一定要注意到两篇文章，一个是1927年4月8日在黄埔军校的一段讲演，他这时质疑了《革命文学》的存在之可能（大致讲了，革命之前，是“鸣不平”的文学，当然没有“革命性”，革命之中，哪还有空谈到文学，革命之后，是“颂歌”或“挽歌”，更非“革命文学”了），而到了1930年初，则完全开始认同左翼的革命文学，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这是所有关于“黑暗面”的内容。

但在我看来，李欧梵对于70年代之前国内鲁迅研究的故意背反当然有其创新性和学术价值，但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太偏。就像学衡派当年抨击新文化诸将一样，尽管吴宓他们一直在说新文化运动过分追求民主与科学、过分提倡新文学而导致于“偏”，学衡派本身也不过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教徒，相较于新文化运动的广泛译介西方文艺思想，学衡派则更“偏”。回到《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的“黑暗面”和本书的其他内容、包括附录中对鲁迅的现代艺术观的探索，都确有新见，但因为乃师文章的影响，一味说明鲁迅中之一面，甚至可以说是一小部分的鲁迅，就显著减弱了文章的学术价值。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李欧梵对鲁迅小说的解读也具有一定价值，他对小说结构的“看与被看”的分析业已因写入《现代文学三十年》而成为大家的共识，他对小说“庸众”和“个人”形象序列的总结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在杂文部分，李欧梵是更欣赏鲁迅那些独抒性灵、带有文学美感的篇目的，这本无可厚非，但因此而贬低鲁迅“匕首”和“投枪”类的杂文则大可不必。李欧梵说，那些为了论争所写的杂文时过境迁之后已失去了曾经的价值，这是有失公允的。就我自身的阅读体验来说，正是这些战斗的文章最使我感动。一方面，伴随他一生的杂文写作更让人看清了战斗的、孤独的、坚定的鲁迅，尽管有《彷徨》和《野草》时候的思想的颓唐，尽管有《中国小说史略》时候的寂寞与失望，在大部分时候，自《随感录》时起，他一定是战斗的、清醒的、罕有败绩的鲁迅！最开始是与陈源、徐志摩的现代评论派，后来跟章士钊、跟学衡、跟厦大，再后来跟当局、跟创造社、跟梁实秋、跟“第三种人”，哪怕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跟徐懋庸和周扬作“两个口号”论争。他有的是敌人，他也有藤野先生、孙中山等尊敬的人，有殷夫、萧红萧军、冯雪峰等的学生，却极少有朋友，除了作《鲁迅传》的许寿裳、爱人许广平、早逝的范爱农、书店店主内山完造和瞿秋白以外，几乎可以说再没有朋友。在我的阅读体验中，有时为他抒情的、为李欧梵喜爱的文章感动，“战士终究是战士”、“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更多的时候，确实感觉到冰冷，鲁迅的少数文章确实有詈骂之辞，如说梁实秋是“乏走狗”，如说论敌是“蛆虫”，但也是这些文章，更显露出其生存环境之艰，及鲁迅人格之韧。另一方面，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他的杂文具有“诗史”的价值，是反映彼时代社会与政治环境的最好注解。我们往往目眩于文本的艺术价值、文本耀眼的创作手法，但文学本身是“人学”，是表现人的，它的根本指向是现实的。

最后有一点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在解读《药》中，李欧梵的原话是这样的：“烈士们被庸众所疏远和虐待，成为孤独者；但这孤独者却只能从拯救庸众、甚至为他们牺牲中，才能获得自己生存的意义。而他得到的回报，又只能是被他想拯救的那些人们关进监狱，剥夺权利，殴打甚至杀戮。”（第83页）

这句话看起来很感人，是一句精英主义的、英雄主义的、又带有浓重悲剧意味的启蒙的注脚，很能给写者带来快感、给读者带来虚幻的感动。但这句话是有问题的。李欧梵在分析鲁迅小说中，使用的是这样的思路：他希冀以鲁迅的思想为基点，以探索小说的“叙述的表层下面的‘内在内容’”。在具体的分析中，他是先自鲁迅的《随感录三十八》中抽出了“庸众”和“独异个人”的词，把它们当作鲁迅小说中主要形象的“抽象”。这是很常见、很讨巧、也很有用的研究思路，其目的在于使小说形象与鲁迅思想耦合。但是这句话恰恰分析得大错特错。

鲁迅没有转向左翼之前的主要思想根源是进化论，因此才会在《狂人日记》里说“救救孩子”，因此才会不断结交、扶持青年作家，也因此才会在广州看到了青年之间的倾轧而大失所望，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说过拯救“庸众”，他觉得自己是“过渡”形象，终究会被一代又一代的新青年淘汰，所以他愿意“肩住黑暗的闸门”，牺牲自己以为青年的进步，但是——虽然这话有点残忍——他从未说过，他的孤独、他的牺牲是为了“庸众”，这在鲁迅的思想上，是理解的错误；而从《药》本身看来，夏瑜也不是为庸众牺牲才能获得生存价值，从根本上说，《药》中的情节安排是为了造成对比，以显露出“启蒙”的悲剧意味，而“启蒙”的对象却绝不仅仅为了所谓“庸众”，启蒙是为了所有人。

最后，我得说，译者的水平实在一般。也粘出来一个例子吧：“精神上的‘残餘’表明他正是一个过度的人，是一位由于自己的文学背景和兴趣而并不属于上升的无产阶级而属于文人精英的另一阵营的人”，我确实不知道这一句话中两个“而”的意味在哪里。

我的下一步阅读计划则是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和张新阳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希望会有一个不错的阅读体验，目前就我所看的《黑暗的闸门》的序来说，应该会是一本很精彩的书。

总结来说，这本书确有创见，但是我并不是特别喜欢。他太急迫于“反”传统，显得有些偏狭，因此，我的这个书评的名字才会叫做“反之反”。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