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对立的消灭。 “批评家们”提出的几个问题

　　上面谈到赫茨，现在再来谈谈切尔诺夫先生。后者只是“谈论”前者的著作，因此我们在这里只是简略地评述一下赫茨的论述手法（以及切尔诺夫先生翻版复制的手法），以便进一步（在下一篇论文中）分析“批评家们”提出的一些新的事实材料。 　　赫茨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家呢？这一点只要举出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我们看到，他那本书开头的一节用了一个了不起的标题，叫作《民族资本主义的概念》。赫茨只是想给资本主义下个定义。他写道：“我们当然可以把它描述成为这样一种国民经济体系，这种体系的法律基础是彻底实现了的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的原则，它的技术基础是广泛规模的〈大规模的？〉生产［注：维·切尔诺夫先生译成（《俄国财富》第4期第132页）：“达到高度发展阶段的生产”。他对德文“aufgrosserStufenleiter”这一短语竟有这样独到的“理解”！！］，它的社会基础是生产资料同直接生产者的分离，它的政治基础是资本家依靠唯一的财产分配的经济基础而掌握中央政权〈国家的集中的政治力量？〉。”（俄译本第37页）赫茨说，这种定义是不完全的，须要再加上一些限定，例如，除大生产外，到处都还存在着家庭劳动和小块土地的租佃。“把资本主义说成是生产受资本家〈资本占有者〉监督〈统治和监督〉的体系，这种现实的〈原文如此！〉定义也是不十分恰当的。”这种把资本主义说成是资本家统治的“现实的”定义不是很妙吗？这种追求罗列所有的个别特征和个别“因素”的做法，这种时髦的、貌似现实主义的而实际上是折中主义的做法，是多么典型啊。把个别现象的各个局部特征统统装进一个总的概念里，或者相反，“避免同千差万别的各种现象冲突”，这种荒谬的做法，这种只能说明根本不懂什么叫作科学的做法，当然只会使“理论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赫茨竟忘记了商品生产以及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这样的小事！但是他却杜撰了一个遗传学的定义，为了惩罚这位杜撰者，应把这一定义全文摘引出来：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国民经济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自由流转、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等原则的实现，已经达到每个单个国民经济的经济发展和经验主义条件所决定的最高点（相对地说）”（第10页；俄译本第38—39页，译文不十分确切）。维·切尔诺夫先生当然是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抄录和描述了这些肥皂泡，并且用了整整30页的篇幅来“分析”民族资本主义的各种类型，用以款待《俄国财富》的读者。从这个大有教益的分析中，可以得到许多非常宝贵的、一点也不公式化的启示，例如，说什么“英国人具有独立、傲慢和刚毅的性格”，英国资产阶级“稳健庄重”，它的外交政策“不讨人喜欢”，“罗马语种族有磅礴的热情”，“德国人富于精确性”。（《俄国财富》第4期第152页）这样一分析，“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就被彻底粉碎了。 　　赫茨对于抵押材料的分析，也具有同样的威力。至少切尔诺夫先生对这个分析是很赞赏的。他说：“事实是……还没有一个人能推翻赫茨的材料。考茨基在反驳赫茨的著作时，过多地注意到某些细节〈如证实赫茨玩弄偷天换日的手法！好一个“细节”！〉，但是对于赫茨有关抵押问题的论据，却只字未提。”（《俄国财富》第10期第217页，黑体是切尔诺夫先生用的）从《俄国财富》同一期第238页上的引文可以看出，切尔诺夫先生读过考茨基那篇反驳文章（《我的〈土地问题〉的两位批判者》，载于《新时代》第18年卷（1899—1900）第1册）；而且切尔诺夫先生也不可能不知道，载有这篇文章的杂志，在俄国是被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发行的。切尔诺夫先生用了黑体的那句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在切尔诺夫先生提到的那篇文章的第472—477页上，考茨基恰恰是在抵押问题上驳斥了“赫茨、大卫、伯恩施坦、席佩耳、布尔加柯夫之流”［注：考茨基语，《新时代》第427页。］，这一事实很能说明现代“批评界”的全貌。恢复被歪曲的事实的真相，这个任务是枯燥乏味的，但是，既要同切尔诺夫先生之流打交道，这个任务就是无法推卸的。 　　考茨基对赫茨自然是嘲笑了一番，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赫茨也暴露出自己不善于或者不愿意了解事情的究竟，而喜欢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陈词滥调。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谈到了（第88—89页）抵押积聚的问题。考茨基写道：“农村中为数众多的小高利贷者日益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让位给那些垄断抵押贷款的庞大而集中的资本主义机构或公共机构。”考茨基列举了若干这种资本主义机构和公共机构，提到了土地信贷公司（genossenschaftliche　Bodenkreditinstitute），指出储金局、保险公司和其他许多团体（第89页）都把自己的基金投入抵押贷款等等。例如，普鲁士的17个信贷公司到1887年已经发行了165000万马克的抵押券[74]。“这些数字表明，地租已经大量地集中在少数中央机构的手中〈黑体是我们用的〉，而且这种集中过程还在迅速地发展着。1875年德国的抵押银行共发行了9亿马克的抵押券，1888年发行了25亿马克，到1892年已达到34亿马克，这些抵押券集中在31家银行（1875年是27家）手中。”（第89页）地租的这种集中明显地说明土地所有权的集中。 　　赫茨、布尔加柯夫、切尔诺夫之流却回答说：不，“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极其强烈的分散的趋势，即所有权分割的趋势”（《俄国财富》第10期第216页），因为“四分之一以上的抵押贷款集中在拥有大量小存户的民主的〈原文如此！〉信贷机关手中”（同上）。赫茨非常热心地引证了一大堆表格，证明储金局的大量存户是小存户等等。试问，这一切又能说明什么呢？要知道，考茨基自己也谈到过信贷公司和储金局（当然他没有象切尔诺夫先生那样，把它们看作一种特别“民主的”机构）。考茨基谈的是地租集中在少数中央机构手中，而有人却向他指出储金局拥有大量的小存户！！并且把这叫作“所有权的分割”！但是，抵押银行的存户数目同农业（这里谈的是地租的集中）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大工厂的股票分散在大量小资本家手中，它就不再算生产的集中了吗？考茨基在回答赫茨时写道：“在赫茨和大卫没有告诉我以前，我不知道储金局的钱是从哪儿弄来的。我还以为它们用的是路特希尔德和万德比尔特之流的私蓄。” 　　在谈到将抵押贷款转为国家所有的时候，赫茨说：“这是对付大资本的最拙劣的手段，但是用它来激发人数愈来愈多的小私有者大军特别是雇农大军，来反对这一改革的倡导者，这当然是绝妙的手段。”（第29页；俄译本第78页。切尔诺夫先生在《俄国财富》第217—218页上津津乐道地重述了这段话。） 　　考茨基反驳说：请看伯恩施坦之流惊呼人数愈来愈多的“私有者”都是些什么人吧！这是一些在储金局有20马克存款的女佣人！说什么社会党人要用“剥夺”办法洗劫劳动者大军，这种攻击社会党人的论调是多么陈腐不堪啊。正是欧根·李希特尔在他的小册子里煞费苦心地提出过这一论据，这本小册子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75]废除以后出版的（厂主们一买就是几千册，免费发给工人阅读）。欧根·李希特尔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出了他那著名的“节俭的阿格尼斯”：她是一个穷裁缝，在储金局里存了几十个马克，但是却被那些夺得政权并且把银行收归国有的狠心的社会党人抢走了。请看，布尔加柯夫［注：关于抵押问题，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和德文版的布劳恩《文库》中，曾提出同样的论据来反驳考茨基。］、赫茨和切尔诺夫之流就是从这种地方搜寻他们“批判的”论据的！ 　　考茨基在谈到欧根·李希特尔“著名的”小册子时说：“当时，欧根·李希特尔的这一论调曾遭到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一致的嘲笑。而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竟有人在我们的中央机关报上〈可能是指大卫发表在《前进报》[76]上的一篇文章〉歌颂一篇重复同一思想的著作：赫茨，我们赞美你的功绩！ 　　对于已进入风烛残年的可怜的欧根来说，这真是一个大胜利。为了让欧根高兴，我不能不再引用一下赫茨在同一页上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我们看到，剥夺小农、城市房产主的，特别是剥夺大农的，正是下层和中层阶级，这些阶级的基本成员无疑来自农村居民。’”（赫茨的书第29页；俄译本第77页。《俄国财富》第10期第216—217页兴高采烈地转述了这段话）“大卫的关于用集体的工资合同（Tarifgemeinschaften）和消费合作社来‘挖空’（Aushoh-lung）资本主义的理论现在已经被人超过了。它在赫茨的用储金局来剥夺剥夺者的理论面前，已经黯然失色。被认为已经去世了的节俭的阿格尼斯，现在又重新复活了。”（上引考茨基的书第475页）俄国的“批评家”和《俄国财富》的政论家，也急忙把这位复活了的“节俭的阿格尼斯”搬到俄国来，用以诋毁“正统的”社会民主党。 　　维·切尔诺夫先生看到赫茨所重述的欧根·李希特尔的这些论据，就欣喜若狂。正是这位先生，在《俄国财富》和《在光荣的岗位上》这本献给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论文集里，把考茨基“驳得”体无完肤。我们要是不把这种斥责的某些精辟之处指出来，未免太不公平了。切尔诺夫先生在《俄国财富》第8期第229页上写道：“考茨基又追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的进步会造成土地的贫瘠，因为向土地不断夺取各种产品，运往城市，而没有归还土地什么东西……可见，在土地肥力规律的问题上，考茨基无可奈何地〈原文如此！〉重复着马克思的话，而马克思又是以李比希的理论为根据的。但是，在马克思写他的第1卷的时候，李比希的‘肥力恢复律’还是农学上的一个最新成就。自从这一规律发现以来，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我们对土地肥力规律的认识，已经经历了整整一次革命。事实怎样呢？李比希以后的整个时代，巴斯德和维尔在后来的一切发现，索拉里使用氮气的实验，贝特洛、黑尔里格尔、威尔法尔特以及维诺格拉茨基在土壤细菌学方面的种种发现，——这一切都没有给考茨基留下任何印象……”亲爱的切尔诺夫先生！他同屠格涅夫笔下的伏罗希洛夫[77]是多么惊人地相似啊！大家还记得《烟》里面那位曾到国外游历过的年轻的俄国大学讲师吗？他平时总是一声不吭，但有时心血来潮，又滔滔不绝地一连说出几十个、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学者和名流的名字。我们这位博学多识的切尔诺夫先生同伏罗希洛夫一模一样，他把不学无术的考茨基彻底消灭掉了。不过……不过我们是不是应该翻阅一下考茨基的书，哪怕看一下书的目录也好？我们看看第4章《现代农业》，第4节是《肥料、细菌》。翻开这一节，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 　　“80年代的后5年，人们发现豆科植物和其他作物不同，它所储备的氮素差不多全部是从空气中摄取的，而不是从土壤中摄取的，豆科植物不仅不会使土壤中的含氮量减少，反而会使它增多。但是只有在土壤中有某种微生物附着在植物根部时，豆科植物才具有这种特性。在没有这种微生物的地方，可以进行适当的接种，使豆科植物能够把含氮少的土壤变成含氮量丰富的土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这块土壤种植其他作物施了肥。一般说来，把细菌接种到豆科植物上，再施用适当的矿物肥料（磷酸盐和钾肥），即使不施用粪肥，也能经常获得大丰收。正是由于这一发现，‘自由经营’才获得了十分稳固的基础。”（考茨基的书第51—52页）是谁科学地论证了固氮菌的卓越发现呢？是黑尔里格尔…… 　　考茨基的过错在于他有一种坏毛病（这种毛病在许多狭隘正统派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即在任何时候都不肯忘记，一个战斗的社会党的成员就是在写学术著作时也不应当忽视工人读者，应当力求写得简单明了，避免不必要的舞文弄墨，避免在外表上摆出“渊博”的样子。因为这些只是颓废派和官方科学界那些有学衔的人物所热中的事情。考茨基在这里宁愿清清楚楚地阐明什么是农学上的最新发现，也不去罗列那些对于十分之九的读者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学者的姓名。伏罗希洛夫之流的做法却相反，他们宁愿搬出一大串农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批判哲学家等等的名字，用这些学术垃圾来遮盖问题的实质。 　　例如，伏罗希洛夫一切尔诺夫把捏造的罪名加在考茨基的头上，说他不知道知名的学者和科学上的发现，以此来掩饰和遮盖现代批评界的一个十分有趣、十分有教益的情节，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对消灭城乡对立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进攻。例如，路约·布伦坦诺教授断言，人口从乡村流入城市，并不是特定的社会条件所造成的，而是由于自然的必要性，是由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缘故。［注：见考茨基发表在《新时代》第19年卷（1900—1901）第2册第27期上的一篇文章《托尔斯泰和布伦坦诺》。考茨基把列·托尔斯泰的学说以及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作了比较，认为托尔斯泰的理论虽然有其反动幼稚的方面，但是他仍然不失为资产阶级制度的深刻的洞察者和批判者，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泰斗”布伦坦诺（谁都知道，他是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赫茨等先生的老师），却暴露了极端严重的糊涂观念，把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混为一谈，把生产率同利润率，价值同价格等等概念混为一谈。考茨基公正地指出：“这与其说是布伦坦诺个人的特征，不如说是他所属的那个学派的特征。现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历史学派[78]，把全面认识社会结构说成是已经超越了的阶段（uberwundenerStandpunkt）。按照这种观点，经济科学不应当研究各种社会规律和把这些规律归结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应当只限于记录过去和现在的各个社会事实。因此它也就习惯于只涉及现象的表面。这个学派的某个代表一旦试图考察现象的更深刻的根源，就完全不能辨别方向，而无可奈何地兜起圈子来了。近来，在我们党内有人并不是想用任何其他理论，而是想用历史学派所特有的毫无理论（Theorielosigkeit）来代替马克思的理论，力图把理论家降低到报纸记者的水平。凡是希望朝着伟大目标勇往直前，而不愿意在一些具体事件上毫无目的地跳来跳去（Fortwurschteln）的人，应当把我们所揭露的布伦坦诺的糊涂观念作为借鉴，不要采用历史学派现在的这种方法。”（第25页）］布尔加柯夫先生追随他的老师，在《开端》（1899年3月第29页）上就已宣称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空想”，“只能引起农学家的嘲笑”。赫茨在书中写道：“消灭城乡的差别，的确是老空想家〈甚至还有《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愿望。但是我们还是不能相信，一个具备一切条件使人类文化达到高峰的社会制度，真的会消灭大城市这样充满朝气的和文化发达的大中心，并且为了迎合被损害的美学感情，竟会抛弃这些为进步所不可缺少的丰富的科学艺术宝藏。”（第76页；俄译者在第182页中，居然把“potenzirt”［注：倍加的，丰富的。——编者注］一词译为“潜在的”。这种俄译本真是叫人没有办法！在第270页中，这位译者又把“WerisstzuletztdasSchwein？”［注：“到底是谁吃了猪呢？”——编者注］泽成了“到底谁是猪呢？”）你们可以看出，赫茨是在用空话来维护资产阶级制度，使之不受社会主义“空想”的冲击，他所谈的“为唯心主义而斗争”的空话并不比司徒卢威和别尔嘉耶夫先生谈的少！但是这些夸夸其谈的唯心主义空话对于维护资产阶级制度没有任何好处。 　　社会民主党人是善于珍视充满朝气和文化发达的大中心的历史功绩的。他们坚决反对把一切人口特别是农民和农业工人束缚在一个地方，这就是明证。因此，他们和批评家们不同，不会落入大地主那种想给“农夫”找点冬“活”干的圈套。但是，完全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大城市的进步性，丝毫不妨碍我们把消灭城乡对立当作我们的理想（并且列入我们的行动纲领，至于无法实现的理想，还是让给司徒卢威和别尔嘉耶夫先生吧）。说这样做就是抛弃科学艺术的宝藏，是不对的。恰恰相反，为了使这些宝藏为全体人民所享用，为了消灭千百万农村人口同文化隔绝的现象，即消灭马克思所正确指出的“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编者注］，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现在，已经有可能把电力输送到遥远的地方，运输技术已经非常发达，只须花较少的（同现在相比）费用就能以每小时200多俄里的速度载运旅客［注：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之间修建这种铁路的计划没有被国会批准，仅仅是由于害怕旧公司破产的铁路大王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加以反对。］，因此，要让大体上平均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全体居民共同享用几世纪来在少数中心城市积聚起来的科学艺术宝藏，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任何困难了。 　　既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妨碍消灭城乡对立（当然，也不应当设想消灭这种对立可一蹴而就，而是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这就决不只是“美学感情”的要求。在大城市中，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人们都在自己的粪便臭味中喘息，所有的人，只要有可能，都要定期跑出城市，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喝一口清洁的水。［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13页。——编者注］工业也在向各地疏散，因为工业同样需要清洁的用水。利用瀑布、运河和江河来发电，将进一步促进“工业的疏散”。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为了合理地利用对于农业十分重要的城市污水特别是人的粪便，也要求消灭城乡对立。批评家先生们想根据农学来反驳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论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注：同上，第20卷第309—322页。——编者注］一书中曾经就这个问题非常详细地阐述了他们的理论，批评家先生们不肯去全面地分析这一理论，而只是照例断章取义地把某个布伦坦诺的思想拿来加以改头换面）。他们推论的程序是这样的：李比希证明，我们从土地索取多少，必须归还多少。因此，他认为把城市的污水倾入江海，这是荒唐而野蛮地浪费农业所必需的物质。考茨基同意李比希的理论。但是，现代农学表明，施用人造肥料、采取给豆科植物接种一定的固氮菌等措施，完全可以恢复土地的生产力，而不必施用厩肥。可见，考茨基和所有这些“正统派”不过是些落后分子。 　　我们回答说，可见，批评家先生们在这里又是在进行他们那种数不胜数的层出不穷的歪曲。考茨基论述了李比希的理论以后，立即指出：现代农艺学证明，“不使用厩肥是完全可以的”（《土地问题》第50页；参看上面引证的一段话）；但是他又补充说：同城市卫生体系造成的浪费人的粪便的情况比起来，这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批评家们如果有本领就问题的实质进行争论，他们就应当驳倒这一点，证明这并不是治标的办法。但是这一点他们连想都没有想到。十分明显，人造肥料代替天然肥料的可能性以及这种代替（部分地）的事实，丝毫也推翻不了下述事实：把天然肥料白白抛掉，同时又污染市郊和工厂区的河流和空气，这是很不合理的。就在目前，一些大城市周围也还有一些农田利用城市的污水进行灌溉，使农业受益很大，但是，能这样利用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污水。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现代农学似乎已经推翻了城市在农艺上剥削农村的事实，这种意见竟被批评家先生们当作一种新的见解奉献给考茨基。考茨基在自己著作的第211页上，回答这种反对意见说：人造肥料“提供了防止土地肥力降低的可能性，但是，愈来愈多地施用人造肥料的必要性，只是给农业数不胜数的负担又增加了一个负担。农业的这些负担决不是自然的必要性，而是现有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注：考茨基接着说：当然，人造肥料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消失，但是它将以特殊的物质来肥沃土地，而不是担负起恢复土地肥力的全部任务。］。 　　我们加上了着重标记的这些话，便是批评家们极力加以混淆的问题的全部“关键”。有些著作家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样，把“粮食问题”说得比社会问题更加可怕更加重要，以此吓唬无产阶级，他们赞扬人工节制生育，说什么“调节人口增殖”是农民富裕的“根本的〈原文如此！〉经济条件”（第2卷第261页），说什么这种调节值得“推崇”，说什么“农民人口的增长在悲天悯人的〈！？〉道德论者中间引起了许多伪善的愤懑〈仅仅是伪善的愤懑，而不是对现代社会制度正当的愤懑吗？〉，似乎无节制的淫欲〈原文如此！〉倒是一种美德”（同上）。这班著作家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会竭力掩盖资本主义对农业进步的阻碍，把一切都归罪于“土地肥力递减”这一自然“规律”，把消灭城乡对立说成是“不折不扣的空想”。然而切尔诺夫先生之流附和了这种论调，同时又责备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缺乏原则性，犯有折中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俄国财富》第11期第246页），这该是多么轻率啊？！切尔诺夫先生竟责备别人缺乏原则性，犯有机会主义错误，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滑稽的吗？ 　　我们这位伏罗希洛夫树立的其他的批判功勋，同我们方才所分析的也一模一样。 　　如果伏罗希洛夫要你们相信考茨基不了解资本主义信贷和高利贷之间的区别，说考茨基谈到农民起着企业主的作用，农民象厂主那样处于同无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这就是根本不善于或者不愿意理解马克思，如果伏罗希洛夫还拍着胸脯高声说：“我感到〈原文如此！〉有充分根据，所以才敢于这样说。”（《在光荣的岗位上》第169页）那你们听了可以放心，伏罗希洛夫又在肆无忌惮地混淆黑白，又在肆无忌惮地自吹自擂了。他“没有看到”考茨基著作中论述高利贷的那些段落（《土地问题》第11、102—104页，特别是第118、290—292页），却拼命去敲敞开的大门，照例地大喊大叫，说考茨基有“学理主义的形式主义”、“在道德上冷漠无情”、“嘲弄人类的苦痛”等等。至于农民起企业主作用这一十分奥妙的现象，显然已经超出了伏罗希洛夫的理解能力。在下一篇论文中我们将设法用最具体的事例向他说明这个道理。 　　如果伏罗希洛夫想证明他是“劳动利益”的真正代表者，斥责考茨基不该把流氓无产阶级、仆人、手工业者等等“为数众多的真正的工人排斥于无产阶级行列之外”（同上，第167页），那你们就该知道，伏罗希洛夫又把问题搞乱了。考茨基在这里分析的是创造了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现代无产阶级”的特征（《土地问题》第306页），而伏罗希洛夫之流至今还未曾发现游民、手工业者和仆人创造过什么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责备考茨基把仆人（现在在德国仆人也开始参加运动了）、手工业者等等“排斥于”无产阶级行列之外，只是充分暴露了伏罗希洛夫之流的恬不知耻，因为这种词句愈是缺乏实际意义，对俄国书报检查机关所禁止的《土地问题》第2部分进行攻击愈是不担风险，他们就愈加愿意对“真正的工人”献殷勤。不过，在恬不知耻方面还有更精彩的例子。切尔诺夫先生把尼·－逊和卡布鲁柯夫先生大大赞扬了一番，闭口不谈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两个人的批评，并且佯作天真地问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说的俄国“同志”是指的什么人呢？你们要是不相信《俄国财富》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请看该杂志第7期第166页。 　　如果伏罗希洛夫武断地说，恩格斯关于比利时工人运动由于受到蒲鲁东主义[79]影响必将毫无成果的“预言”已经“破产了”，那你们就该知道，伏罗希洛夫过于相信自己可以“不负责任”，又在歪曲事实了。请看他是怎么写的：“比利时从来也没有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这决不是没有原因的，由此对比利时不满的恩格斯预言，比利时的运动由于受到‘蒲鲁东主义原则’的影响，必将‘从无，经过无，到无’，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惜！恩格斯的预言破产了，比利时的运动广泛全面的发展，使它现在成了典范，许多‘正统’国家都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教益。”（《俄国财富》第10期第234页）事情是这样的：1872年（1872年！），恩格斯曾在社会民主党的《人民国家报》[80]上同德国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展开论战，反对夸大蒲鲁东主义的意义，他说：“工人运动直接受蒲鲁东的‘原则’影响的唯一国家就是比利时，因此比利时的工人运动，正象黑格尔所说的，是‘从无，经过无，到无’。”［注：见小册子《论住宅问题》1887年苏黎世版。该书收入了恩格斯1872年批评米尔柏格的文章，以及他在1887年1月10日写的引言。这里引的是该书第5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97—298页。——编者注）。］ 　　可见，说恩格斯似乎“预测”和“预言”了什么东西，这简直是撒谎。恩格斯说的只是实际情况，即1872年的情况。当时比利时的运动所以裹足不前，正是由于蒲鲁东主义的盛行，由于蒲鲁东主义的领袖们反对集体主义，反对无产阶级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这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只是到1879年才成立了“比利时社会党”，只是从这时才开始进行争取普选权的鼓动，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蒲鲁东主义的胜利（承认组成独立的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应该进行政治斗争），标志着运动开始取得辉煌的成就。“比利时工人党”的现行纲领接受了（这并不是指个别的不大重要的条文）马克思主义所有的基本思想。因此，恩格斯在1887年为论住宅问题一书的第2版写序言时，特别强调指出：“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14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73页。——编者注］他说：这一进步是同蒲鲁东主义的被排挤密切相关的，从前蒲鲁东主义盛行一时，而现在几乎被人遗忘了。恩格斯指出：“在比利时，佛来米人已经把瓦龙人从运动的领导地位上排除出去了，已经废黜了（abgesetzt）蒲鲁东主义而大大提高了运动的水平。”（该小册子第4页，序言）［注：同上，第374页。——编者注］看来，《俄国财富》说的不是很真实吗？ 　　如果伏罗希洛夫……够了！合法刊物可以象诬蔑死人一样，月月诬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这样的刊物我们当然是批不胜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