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哲学家在思考些什么
古代哲学家是与我们一样的人。有人说,给一个尼安德特人穿上牛仔裤放在大街上,你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或许不会觉得有什么异样。这当然是仅针对她的外表而言。虽然尼安德特人或许也已经有了对生死的理解与信仰,有研究发现她们曾在埋葬尸体时采用了某种仪式——如果我没有记错,似乎是说特意把死者朝向某个方向以及墓穴里出现了大量花粉——但是她们或许在智力上比我们有所不如,尽管之前人们或许低估了尼安德特人。总之,世界上还曾经有过其他人类,而且她们还不如我们的智人表姐尼安德特人。
说古代哲学家是与我们一样的人,是说她们在智力上跟我们没有差别。把一个黄人放在白人中,或者把一个中国人放在俄国人中,外表上都会特别显眼。但是,如果把一个古代的哲学家,或者是现代某个原始部落里的人放在现代社会几天,从行为到思想上,她都会变得跟我们一样。在部落文化之下,土著学会或相信了各种巫术而显得滑稽,因而被最初的欧洲旅行者与研究这些旅行者资料的学者如泰勒看成是智力有问题,与之类似,古代希腊人、日本人、印度人认为世界驮在鲸鱼背、大象背、乌龟背上,或者希腊人认为星星是天球上的小孔透出亮光,或者亚里士多德认为女人的牙齿比男人的少,这些今天看来好笑的错误也会引起同样的误会。
M. Gazzaniga在Who's in Charge中曾说,人的大脑的好坏,取决于它得到的信息的好坏。这就是说,你把牛顿与爱因斯坦从小放在古希腊或者亚马逊森林里甚至没有数字概念的毗拉哈人部落中会如何?我不是说他们会跟其他人一样相信巫术,你不能按你自己有限的智力去推断他们;作为天才,他们的才智远不止于此。他们发明巫术。在《理性之谜》中,Mercier与Sperber提到牛顿的炼金术研究,做了许多类似“德谟克利特说将某些鸟类的血与某种毒蛇的血混在一起喝下去能听懂鸟类语言”这样的笔记,以至于这位让天文学家哈雷称觉得自己在其面前就像一个傻瓜而诗人蒲柏忍不住赞美说万古如长夜/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的人引发了许多人的困惑。
今天随便一个受过基础教育的人知道的都比亚里士多德多,一个大学里物理学专业的学生知道的都比牛顿多,但是智力上远不及。知道得少的反而站在人类智力巅峰的人,这并不奇怪。也就是说,智力的关键元素在于霍夫斯塔特所说的“清澈的思维”,而不是记忆力。记得多、记得好,你也只是个仓库或硬盘。王小波写到:
“老师说,史学无它,就是要记史料,最重要的史料要记在脑子里。脑子里记不下的要写成卡片,放在手边备查。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同学们如有任何有关古人的问题,可以自由地发问。我一面听讲,一面在心里想着三个大逆不道的字:“计算机”,假如史学的功夫就是记忆,没有人可以和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机器相比。作为一个史学家,我的脑壳应该是个monitor,手是一台打印机。在我的胸腔里,跳动着一个微处理器,就如那广告上说的,Pentium,给电脑一颗奔腾的心。说我是台586,是不是给自己脸上贴金?我的肠胃是台硬磁盘机,肚脐眼是软磁盘机。我还有一肚子的下水,可以和电脑部件一一对应。对应完了,还多了两条腿。”
正如你所知,如果一个人只是个仓库或硬盘或许也还是个好事,可是有些人由于缺少清晰的思考力,变成了一种learned fool,莫里哀打趣说一个博学多识的笨蛋比无知的笨蛋更笨蛋。但是,问题是“笨蛋”意味着危险,如富兰克林所说,假如一个人用优美的文风、精湛的修辞、华丽的词藻传达一种错误甚至有害的思想,要比一个笨蛋章不成句、词不达意地写一些错误的东西危害要大得多。
这些与我们类似的头脑,会思考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普通人考虑的都是自己的日常事务,过去与现在与未来都一样。柏拉图对此颇有异议,认为人不能像牛羊一样只顾低头吃草。当然,有些人不是这样的,过去与现在与未来也都一样;如王尔德所说,虽然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是有些人会抬头仰望星空。泰勒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诗人,所以他真的抬头看着天空,以至于走路的时候掉到了坑里,受到路人的嘲笑。他正是在思考任何人如果开始思考都会遭遇的世界、智能与自我三大主题之一。
直观经验上,我们感受到外部存在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是怎样的?这就是哲学的第一个部分,关于外部世界、自然、宇宙、存在或其他什么称呼,对应存在论、物理学以及元物理学metaphyscis,显然这个部分对应今天我们所说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我们仅仅是感受或知道这个世界,那么如何确定我们所感所知是对是错?这实际上就是在询问我们智能的工作方式,对应的是认识论。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追问我们自身应该如何存在,即苏格拉底所问的我们应该如何活,对应的是探讨价值与意义的伦理学。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作为文化的轴心时代,因为提出并确立了全部重要的思想主题,但是这种被看作是重大精神突破的文化现象,更多是一种经济条件与文化积累的产物,并无其他奇特之处。
对古代人来说,最难回答的问题莫过于世界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这样的问题。假如你生活在万年前,在某个吃饱喝足且没有老虎的下午,悠闲地躺在一个土丘独自看夕阳,突然心里冒出一些古怪的念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世界是什么”,“世界为什么会存在”,如果你像我一样,恐怕会感受到一种渴望探索却又毫无头绪的痛苦。无论是赫西俄德的混沌产生神、神造人,或者泰勒斯的万物起源于水,这些不过都是一些大胆的猜想而已;沿着这些猜想以及不断积累与更新的观察,人类对自然的研究始终在不断前进。与古人相比我们今天虽然尚未知道最终的答案,无论是关于宇宙的大爆炸理论还是生命的进化论或许都需要进一步的更新,但是至少性质上可以确定,已经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基础,足以让我们回答关于价值与意义的伦理学问题。
古代人看到自然呈现出一定的秩序,有些人就认为这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设计,亚里士多德在谈到人的牙齿时就说磨牙刚好在后面,切牙在前面,不是设计的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今天当然知道还可以是“进化”的,但是古人肯定不知道,最直接的解释就是神设计的,或其他某种类神的存在的作品。但是既然是设计,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无序、问题与瑕疵呢?因此伊壁鸠鲁就干脆认为自然只是自然运行的偶然产物,当然他说不出自然运行为何会这样,就像亚里士多德是从有序的一面进行解释,伊壁鸠鲁只是从无序的一面进行解释,就像半杯水有人看到半满,有人看到半空那样,有时候是个人的人格特征引导了她们的理论与观点。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让信仰等同于论证,对一个观点的相信程度,等同于它给出的论证的力度或完善度。当然,这就要求我们拥有逻辑思考能力,这不是人天生就有的,需要后天的学习与训练。
对外界的认知来自我们的头脑,那么我们是怎么知道的,而我们知道的又对不对呢?这就是关于我们的智能的问题,或者说是认识论问题。我们看到了世界,但是看不到自身;我们思考我们获得的信息,但是思考我们的思考本身呢?这就是第二重境界。当经验主义者或者说类经验主义者如伊壁鸠鲁提出,我们的知识只能来自我们的经验,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有我们感官上的到的信息,这些人就只是停留在第一重境界里,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但是不去看自己眼睛、耳朵,不去考察自己眼睛、耳朵能力所及。这种观点广义上说没有错,因为无论如何,我们只是也只能得到来自感官的信息,信息也只能来自经验,再没有其他途径,理性主义者或类理性主义者以为,还有一种知识的来源是超验的、自然或上帝给的理性,当然也是错的。就像在人类思想或知识史上反复发生的,在某个问题上,我们实际上不仅给出了不同于古人的回答,实际上还更换了她们的“问题”,比如我常提到的人性是善还是恶的古老问题。
人们当初或者认为知识来自感官与经验,或者来自天生与超验,显然都是注意到了“知识论”中的不同方面,由于只是摸到了大象的屁股,未免不会受人质疑与反驳,虽然未必是第一个,但是相当出名的质疑者中的一个就是苏格拉底,所以他有时候被看作是怀疑主义的开山鼻祖。实际上他什么都没干,只是去跟那些只以为懂得很多的人唠唠,虽然他仅让对方给出持有某种观点的理由,已经足以让对方感到难堪,不仅踢过他一脚,还最终用毒酒毒死了他。由于人类的自信与她们证明自己对的能力不匹配,于是就有了怀疑主义者,温和者只是认为我们能力有限,而极端者有点破罐子破摔,当然也不乏想语出惊人之徒,认为我们什么也无法确定,这些人的观点当然也不值得讨论。有些人出现了另一种混淆,普罗泰戈拉斯湖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如果某些结论对你来说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是对的。他或许是想说,一阵风吹来,你觉得热,她觉得冷,风是热的对你来说是对的对她来说是错的,风是冷的对她来说就是对的对你来说是错的。显然,普罗泰戈拉此处混淆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客观上,风的稳定是唯一的,只有唯一的真;但是,主观上却可能会感受到不同的结果。或许可以如波普尔所言,把这些都看作是“深刻”的错误,给了我们有益的指引。
争论较多的一个哲学主题是命运、理性、灵魂与自由意志的问题。在雅典另一大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就写了命运对俄狄浦斯的捉弄,还被弗洛伊德用作“恋母”的代名词,简直永世无法翻身。如果我们什么都知道,然后又有无限的能力,那么我们能够应对任何情况,也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否则,即使没有“偶然”或“运气”,机械决定论下如丹尼特在《自由的进化》中所说在宇宙诞生之初就被“决定”了的命运,还不是一样无法掌控,该怎么倒霉还怎么倒霉。无疑,人们讨论命运、理性、灵魂与自由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点还是如何能够扼住自己命运的咽喉,或者得到幸福,或者按照其他自己想要的方式度过一生。这实际上就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善恶,如果度过有价值与意义的一生等,实际上这些是同一个问题。
人们都知道,真假不是价值问题,是科学问题。实际上,甚至不存在真假的问题,真假只是对我们的小小的脑袋来说是个问题。试想一下,宇宙自身存在着,就那么存在着,就这么一个宇宙,它存在着,没有什么真假;只有在我们虚构的概念世界里,才有一些概念符合这个宇宙的真实存在,是真与对,不符合是假与错。在这个维度上没有价值、意义,没有善恶、美丑。那么从哪里产生了价值与意义维度呢?我在别处已经给出,就是因为主观性带来了贝塔朗菲所说的“疼痛”与快感,带来了自由意志的可能性,所以才有了价值与意义的维度。你或许会想到,我们天生有一种关于是非、善恶、美丑的判定,但是这个判定,显然是进化的设定,原则是自然选择对应的是否有利于生存与繁衍。
任何目标都会造就一套判定体系。希特勒要纯化德意志的人种或血统,按照这个目标,犹太人就是坏的,就该受到驱赶甚至屠杀。所以不是所有的价值判定标准都是合适的,因为目标本身有问题。我们天生带有一套标准,虽然这套标准安排得很灵活能够适应与学习后天环境中已有的道德标准,但是它的生存与繁衍的目标自身作为一种自然过程的产物只是个事实,没有价值与意义。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产生了很多错误的善恶观、价值观。Nussbaum在《善的脆弱性》中曾提到古人误以为的道德冲突,如艾特科勒斯在保卫城邦的战争中在战场上遇到作为敌方士兵的自己的兄弟,在对城邦的忠诚与对家人的亲情之间就产生了矛盾;而阿伽门农面对的情况是献祭自己的女儿给神,在对神的崇敬与对联盟部队的职责,与对自己女人的亲情之间产生了冲突——人们以为这是两种道德上的“善”之间的冲突,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天生的道德感,是用于帮助个体获得更大的进化上的利益,比如人们老吾老,超过老别人的老,幼吾幼,却不那么幼别人的幼,正是因为亲属关系对应了“亲缘选择”,人类不是出于纯粹的善良去爱老爱幼,背后隐藏着进化上的利益计算罢了。爱党派、爱城邦、爱国家之类的情感也是一样,按理说,如果自己党派、城邦、国家干了对别国不利的坏事,应该受到憎恶,反之则受到爱戴,但是显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进化上的“自私”本性显露无疑。人们一贯相信的“道德标准”显然都是有问题的,无论是来自进化的本能,还是建立在这些本能上帮助进行利益竞争的文化道德规范也是如此。
也不是没有去寻找别的目标,并不意外第一个也是做经常被人们想到的人生目标就是“幸福”,尽管在什么是幸福上存在争议。昔兰尼学派认为幸福就是在每一件事上都寻求快乐,这种观点看上去不值得讨论,它看起来直接违反我们常说的“延迟满足”,毕竟人生更像是需要“规划”而不是只目光短浅的看眼前。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曾认为美德直接对应幸福,或许他是在进行一种逻辑推衍,即神给了人一种善的本质,人应该按照这种善的本质生活,也就会得到幸福。在这里,善、美德、幸福,甚至知识,都直接对应。这让人想到柏林的异议。亚里士多德是最接地气的哲学家,这也是我有时候称他带有现实主义气质(对应理想、浪漫倾向)的一个原因。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说幸福来自一定的财富、成就,健康的子孙后代,以及一些关系好的朋友。你会发现他的建议非常接近于现代心理学家如在《积极心理学》、《哈佛幸福课》中给人的建议。
如边沁所说,自然设定了驱动人的两大力量,快乐与痛苦。对于有利于进化利益的,以快乐作为激励;对于不利进化的,以痛苦作为惩罚。显然,拥有金钱、成就、朋友、子孙等,都有利于进化,因而都能给人带来快乐;快乐多了,人的一生也就可以称之为幸福了。当然,出于竞争的考虑,进化会推动个体不断去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有一个“快乐跑步机”机制,范进中举,高兴疯了,但是第二年、第三年还中着举,却失去了那种兴奋;失恋之类也是一样。我称之为拉车的驴面前挂的萝卜,吸引你一直拉着进化的车前行。像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派、佛教等都意识到,快乐难以保持,痛苦却经常出现,于是放弃去对快乐的追逐,而是采用其他一些心里机制来获得“宁静”或“喜悦”,比如降低期待、抑制欲望之类。你或许记得,阿Q活成那个样子还能唱小曲儿,正是“精神胜利法”给他带来了快乐。你或许记得,我已经反复说过,只是寻求自己精神上的“舒适”,并不是一个合理的目标;应该赋予自己的人生以价值与意义,即减少所有能感受的生命的痛苦增加其快乐,并帮助人类获得自由意志,具体分析我已经在《价值与自由》中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