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自由是人类进步的公理

其人其书（该段简介摘自《杨祖陶：读伯里的<思想自由史>》）：《自由思想史》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J．B．伯里（Bury．John Bognell 1861--1927）1919年于伦敦出版的经典名著。伯里是修养深厚的希腊学学者。他的主要著作是关于后期罗马帝国的。国际学术界公认，伯里对后期罗马帝国和拜占庭时代的知识，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伯里又是目光尖锐的哲学研究者，尤其是对黑格尔哲学。他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和一元论者。他抨击基督教和其他多种形式的有神论。他的名言是：“除去依赖我们的理智的启发外，没有其他的信仰。理智的烛光或许是微弱的，但这是我们拥有的唯一亮光”他经常为理性主义者出版协会的《年鉴》写稿。正是由于这种哲学的兴趣他写了《思想自由史》这部名著。

伯里自己的信仰是“进步”。这种信仰的基础在于：“把历史的基础解释为人类朝一定的和想望的方向稳步前进，并推断这种进步将无止境地继续下去”，“最后大家都将享受幸福，这种情况将证明文明的全部过程是合理的。” 这个进步的理念在《思想自由史》中有明确的论述。

《思想自由史》共分八章，第一章是全书的导论，主要说明什么是思想自由及其与言论自由的关系。第八章是全书的结论，主要说明主张思想自由的理由。中间几章论述了思想自由的曲折发展的进程：首先，思想自由的自发阶段；其次，理性被禁锢、思想被奴役的阶段；进而，理性主义的前进、思想自由的自觉阶段。在这整个发展过程里，历史、哲学、宗教、政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交错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动态的复杂网络，贯穿整个网络的则是理性与权威反复斗争的这条纲。

伯里的这部著作问世将近一个世纪（96年）了，是一部蕴含着经久不衰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的名著，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叙述简明，是研究西方文明世界思想自由史的经典之作，值得我们重视和研读。

思想自由是人类进步的公理

思想自由不是指独自私下思索的天赋自由权，因为不与人进行交流思想的思考没有什么价值，思想自由是指当有人对制约人们行为观念、习俗和信仰发生怀疑，寻求改善人类生活方式时，不用隐瞒自己思想，可以自由发表个人对任何问题意见的自由。可以说，思想自由即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史即言论自由史。

对于现代人，信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是人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这一论点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但回观历史乃至探视当下，人类社会一向都是反对思想自由的，换句话说，是反对新观念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常由一些他毫无怀疑地接受下来且坚信不疑的信仰组成。对于任何会打乱这个熟悉的世界既定秩序的东西，他都本能地敌视。思想懒惰使他们内心产生了一种保守的天性。保守的天性及由此而形成的保守教条，使得他们产生了敌视新观念的保守精神的心理动机，这一心理更由于社会中某些有权势阶层而得到增强。这些权势阶层反对新思想是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与维持既定秩序和既定秩序赖以建立的观念结合在一起。

因此，思想自由史即是一段理性与权势阶层所代表的“权威”之间的斗争史。在本书中，“权威”主要是指基督教会及其教义。基督教宣称其教义的绝对真实并将信仰强加给人们，同时基督教还摈斥理性的存在，不容其立足。理性却毫不妥协地维护它在整个思想领域的绝对权力，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基督教“权威”和理性的对立和斗争。在整个冲突中，权威总是占有优势，因为无论在何时真正关注理性的人总是少数的。理性，或者说“拒绝思想受任何权威支配而只受自身支配的自由思想”唯一的武器是“争论”，而“权威”则使用物质与精神上的暴力、法律上的高压和煽动社会不满等武器对理性拥有者进行镇压和迫害。不过，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当“权威”试图利用推理的方法反驳理性时，就造成了内部的分歧，而这也是理性最终夺取自身胜利的重要因素。

纵观从16世纪到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都和争取思想自由的斗争有关系。于是在《思想自由史》这本书中，伯里便着手对这段斗争的大体经过进行了一番简单梳理，并最终得出了思想自由必然是自由的这一颠沛不破道理的内在逻辑。

一、自然的时代——希腊罗马时期

希腊人是思想自由和辩论自由的创始人，这种精神上的自由，是希腊人在哲学上的思辨、科学上的进步、政治制度方面的实验的条件，也是他们在文学艺术领域创作出优秀作品的条件，更是他们惠泽整个西方文明的最大源泉。

小亚西亚的爱奥尼亚是自由思考的发祥地，雅典则是理性精神高度发展的地方。当时的希腊城邦中，没有像《圣经》那样不允许批判的圣书，也没有具有可以为了自己利益而对社会横行霸道的有势力的阶级。那时候哲学家以思辨推理而闻名，也以对权威常抱怀疑态度而著称。无论是色诺芬、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还是诡辩学派等，他们都拥有高度的理性主义精神。最能体现希腊时期理性精神的代表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以极高的热忱教导雅典人通过理性去裁判民间信仰或其他任何意见。在他临终之前的答辩中他阐明了两点思想，一是他坚持认为个人对任何人类权威或法庭强制他走自己认为是错误的路径，应不惜任何代价拒不服从。也就是说，他断言个人的良心是至高无上的，是超越法律的。二是他坚持自由讨论的公共价值，辩论和批评对于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雅典允许有广泛自由的结果，是出现了以苏格拉底的谈话为共同根源的、对人类进步产生了极其深刻影响的多种哲学体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怀疑论学派等等的哲学。所有这些哲学的体系都是理性主义的。

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初期，官方对言论没有施加任何限制。罗马的政策一般说来是对整个罗马境内的各种宗教和各种言论采取宽容的态度，渎神并没有受到任何惩处。正如提比略皇帝的箴言所言：“诸神如受到侮辱，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吧！”

帝国宽容的一个例外情况是对基督教，这可视为欧洲宗教迫害的开端。这一政策例外的原由是基督教相较于其他宗教更为封闭排外和褊狭，凡是基督教掌权的国家，对待其他宗教仪式是不会宽容的。它与罗马社会传统和基础的不相容虽然和犹太教相似，但较于后者，基督教能使更多人改宗而犹太教使人改宗的则很少。罗马政府出于抑制这种破坏性思想的传播，不得不放弃宽容政策而转向禁止。因此可以说，如果罗马皇帝在基督教问题上施行的不是宽容政策，他们的目的只是在于想更广范围地保障宽容政策。

尽管在图拉真皇帝时代有明文规定的禁令，以及在3世纪有次严重的迫害行动，在罗马的大多数时期内，基督教会受到了十分宽宏的容忍。等到戴克里先皇帝最后一次尝试压制基督教日益增长的影响失败后，在公元311年，帝国当局不得不颁布“宽容赦令”。

回顾古希腊罗马全部历史，那时候思想自由就像人们呼吸空气一样理所当然，人们不会被要求像小孩一样接受某种“天国”的宣传，或是让思想匍匐在自称一贯正确的权威面前。然而此时的思想自由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取得的坚定信念的结果，因此人们对它的态度是漫不经心的。直到基督教会的高压统治及其严重后果迫使理性对思想自由这一问题进行深思后，思想自由的基础和正当性才为人所认同追寻，理性支配的时代才得以重新建立。

二、禁锢的时代——中世纪

“宽容敕令”颁布后约十年，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为国教，这一重大决定肇始了理性被束缚禁锢、思想遭奴役、知识失去进步的一千年。

在基督教曾是遭禁的二百年间，基督教徒以宗教信仰是自愿的为理由，要求得到宽容。但当他们的信仰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信条并有国家的权力作为后盾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着手把他们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教义强加给异教徒这一事业。他们对异教徒施加惩罚，并认为这相较于他们的地狱折磨不可同日而语。公元四世纪末，在严厉的法令下，异教被打得落花流水而只能零落于偏远的世界角落。这时基督教徒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内部斗争，公元4世纪在西班牙处死异教派普利西利安是对异端判处死刑的开端。此后直到12世纪末，教会一直在竭尽全力镇压异端教派，其中教皇发动十字军对阿尔比派征讨成为整个镇压活动的高潮，由此西欧教会的权势也达到了鼎盛，教皇建立起了一套神权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其他一切利益集团都必须从属于维持信仰崇正这一最崇高的责任。

1233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设立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禁止人们宗教思想自由的手段——宗教法庭。他在每个大教区挑选并授权一些合适的僧侣，让他们去查找异端分子。在世俗统治者狼狈为奸的协助下，对异端分子的惩罚极其残酷，火刑成为审判异端分子最常用的手段。教皇的“信仰敕令”更是怂恿人人成为告密者，整个社会就此被荼毒。宗教法庭就像天罗地网般在各个不同王国中织网起来，而仇恨异端的情绪则像传染病菌一样，让哪怕是温和纯为道德而奋发热情的人，一遇到异端之人也绝无仁慈之心。“唯有基督教才能拯救人类”的原则及其有关负罪、地狱和最后审判的教条在中世纪形成了一座反对知识进步，堵塞科学发展的堡垒。在《圣经》一贯正确的权威下，在科学探索的每一个重要领域都被错误的观点所占据。

这一时期的理性处于禁锢状态，它们无法走出基督教在人类思想筑起的牢狱，仅能延伸到信仰所达到的范围。不过理性主义的微波还是悄然泛起，来自另一世界的自由思想家阿威罗伊依据亚里士多德哲学提出的学说，在巴黎大学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尽管这一危险运动很快为教皇破灭，并且被标榜为不信神带路人的亚里士多德也被睿智的思想家阿奎那运用其巧妙构造的一套基督教理论归入正教一边，但人们对于宗教怀疑的思想却已开始蔓延。

三、解脱的时代——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

13世纪在意大利开始了一场让人们了解自己或是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思潮亦在这一运动中开始成长。人文主义者并没有敌视神学权威或宗教教条的主张，但他们流露出对这个世界纯粹的人类的好奇心。他们虽然已感觉到旧宗教和新思想间的矛盾，但他们，诸如蒙田，一般是保持这两方面的区别，表面上的行为遵奉宗教教旨，思想上却没有任何真正的服从。人文主义在14-16世纪，首先在意大利，以后又在其他国家创造了一种思想氛围，使理想解放得以开始，知识进步得以继续。

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是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反动。宗教改革同人们常误解的不同，它并没有建立起宗教自由和思想自由，它只是一场用一种权威取代另一种权威的宗教战争。在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区，他们给予教徒的自由并不比天主教区给予的更多。但宗教改革也在无意间帮助了思想自由事业。首先它造成了西欧基督教的大分裂，教会权威遭到普遍的削弱，宗教传统被打破。其次在新教诸国内，教会的最高权力归于君主，而君主除了教会的利益外还要考虑到其他的利益，政治上的理由让他不得不修改教会不宽容原则。再者，新教对《圣经》的推崇使公众对它集中的注意力前所未有，这本圣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剖析，其在理性知识分子信仰者眼中的权威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改变。最后，坚持一己之见的权利，即宗教自由原则曾是新教徒反抗正教理智上的理由，然而等宗教改革者拟定出自己的信仰条款后就抛弃了这一原则。这一前后矛盾之处让新教教义建立在一个不牢固的基础上。人们开始发现，如果我们反对罗马天主教会，我们必须通过理性的方法来这样做，那么一旦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运用理性，我们为什么要在路德或加尔文或其他任何反叛者止步不前的地方止步而不进取从而自身得到神的启示呢？

对文艺复兴的另一反动事件是罗马天主教会加强了对思想的压制。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罗马教皇重组了教廷及其财源。设立耶稣会、在罗马建立宗教法庭、举行特伦特宗教会议、审查出版物并建立《禁书目录》。这一革新运动的后果，是布鲁诺被焚于菲奥里广场、伽利略否定自我学术观点，以及大批因异端言论而无辜流血牺牲者。

尽管宗教改革和罗马天主教会的思想压制意味着一种对文艺复兴的反动，但文艺复兴中产生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却是影响深远。理性和知识的成长发展削弱了神学权威的基础，人文主义让人类对现世命运的关注取代了对一个未来世界的关注。更多的人为争取思想自由而斗争，政治环境的力量也迫使各国政府通过采取减轻对基督教其他教派压制的措施来缓和他们坚持单一宗教教义的政策，而排外的原则也被俗世权宜思想打破，宗教自由的思想开始萌芽。重要的是，宗教自由是迈向言论完全自由的重要一步。

四、前进的时代——17-19世纪

宗教宽容意指不完全的宗教自由，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宽容政策。而宗教自由则是由许多不同阶段的宽容政策获得的。近代的宽容原则应归功于意大利宗教改革派——索齐尼派。批判为了宗教利益使用暴力是索齐尼派教义的一个重要结论。受索齐尼派精神的影响，萨瓦的卡斯特利翁在一本谴责焚死塞尔维图斯的小册子中吹响了宗教宽容的号角。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写道，“如果迫害是宗教的必要部分，那么宗教就是一种祸害。”

实现宗教宽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政教分离。尽管在当时的欧洲公众舆论还没有成熟到接受政教分离的程度，这一理想还是在大西洋彼岸新世界的一个角落得到了实现。罗杰·威廉斯在普罗维登斯建立起了以宗教事务完全不受政府行政支配为原则的真正宽容的近代国家。但在西欧，宗教宽容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理性进步之中。

理性主义的进步分为两个时期。在17世纪与18世纪中，那些否定基督教神学及其所依据书籍的思想家，主要是受到他们在证据中发现的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和荒唐无稽之处，和教义的道德难解之点的影响。他们虽然了解到一些科学事实似乎可以反映《启示录》是否正确的问题，但是当时根据科学的论证还是次要的。19世纪中，许多领域中的科学发现，全力攻击那在天真愚昧年代构筑起来的许多虚构的故事，而历史的批判有条不紊地破坏了一些神圣文献的权威性，理性主义开始高歌猛进。

1.十七、十八世纪

这一阶段理性与权威的斗争特点是攻击神学的理性主义者一般假装承认他们所攻击的思想是所谓的真理。他们伪称他们的空谈并不影响宗教；他们可以把理性的领域和信仰的领域分开；他们可以表示认为《启示录》是多余的而不对它提出质疑；他们可以向正统派观念表示敬意，但却写出与正统派观念不可调和的观点。

这一时期，像培根、笛卡儿、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等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在其作品中开始用理性主义的思考反抗基督教权威。其中霍布斯虽然并不拥护信仰自由，但他对宗教极尽戏谑之辞。斯宾诺莎则是一位自然神论，他不相信《启示录》，而是信仰一位人格化的上帝，这也导致他被驱逐出教，孤苦伶仃。洛克则对同时代学者影响更大，虽然他的作品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偏见，但他认为信仰应完全从属于理性，如果天启和理性的更高裁判相抵触，就必须予以否定，因为天启给我们的知识并不能像理性给我们的那样确实可靠。在洛克的直接影响下。托兰德进一步认为基督教中不应有神秘不可解之点，否则理性就不会接受。

英国自然神论者反对天启宗教论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在克拉克《上帝的属性与实有的明证》、柯林斯《论基督教的根据与理由》、伍尔斯顿的《论我们的救世主的奇迹》等作品中，他们认为道德依据的只是理性，启示中包含的内容大多与道德理想相矛盾，理性可以证明其存在的上帝（自然宗教）与创造基督教启示的上帝不可能视为同一个人。

在法国，伏尔泰深受英国自然神论思想的影响，他坚信自然神论，认为宇宙的性质证明它是由一位有意识的造物主制造的，为了人的品格操行需要有上帝。他在18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进行他的反对基督教的战役。在一本小书《宗教狂热的坟墓》中他写道，每个明智的人都会厌恶基督教教派。伏尔泰成为那个时代基督教世界最仇恨的作家，他对基督教的许多攻击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但也有人批评他的思想是破坏性的，却没有重建性。在这点上，卢梭提出了建设性的思想，尽管他的学说具有把人变成狂热分子的非凡力量并造成灾祸，但他革命性的反对正统派观念的反权威思想对思想自由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他学者如霍尔巴赫、狄德罗，则更是反自然神论者，成为反对宗教信仰运动的代表。

在英国，流行的自然神论思想并没有达到像在法国那样的思想影响。但18世纪英国最大的哲学家休谟也表示，人们通常举出一个人格化的上帝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他在他的《论奇迹》和《人类理智研究》中对神迹进行了尖锐地批判，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对自然神论者和基督教徒赖以证明上帝存在的“意匠论”的进行了无情地攻击。虽然休谟的哲学思想很精髓，但他对公众的影响不及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这本书中，吉本列举了对证明超自然的支配的所谓证据的许多明显的反对理由，这给大众带来了极强的思想冲击。英国最后一位著名的自然神论者是潘恩，由于他反基督教思想在民间的迅速蔓延，他的反基督教著作《理性的时代》让他和该书的出版商都饱受迫害。

在18世纪中叶，德国也开始了启蒙时代，但起初其思想大不如英国那样自由。哲学家沃尔夫由于对孔子的道德说教说了赞美的话而被从普鲁士放逐国外。等到弗里德里希即位后，他的宽容政策使普鲁士成了周边国家那些因其言论而受难的作者们的避难所。德意志的启蒙不是在直接的理性主义传播中，而是在文学和哲学中表达出来的。文学上最卓著的人物是歌德和席勒，他们作品的影响以及那个时期整个文学运动的影响有利于对人类经验作最自由的探讨。哲学上的代表则是康德，他对意匠论和一切自然神论的毁灭性批评比休谟的批判还要全面，他的思想对把理性从权威的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十九世纪

（1）达尔文主义的挑战

从17世纪开始，随着哥白尼理论的证明、万有引力的发现、血液循环的发现、彗星真实性质的发现以及现代化学和物理学的创立等，现代科学对于基督教的挑战日甚。但真正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是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这不仅是科学上划时代的事件，也是科学与神学之间斗争的划时代事件。休谟和康德的逻辑已表明，证明上帝的意匠论是不恰当的，而对于自然界生命过程观察的达尔文学说则说明，意匠论所依据的自然与神工艺术十分相似的说法已经崩溃。自然现象是一种按不变规律共存和相随的事物体系这一对神学的致命命题被提出并作为了科学的准则。

达尔文进化的观念不仅适用于自然界，更被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用于人的思想和包括思想与宗教在内的文明的历史。在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中，他把存在的整体设想为他所称的“绝对精神”，而基督教作为最崇高的哲学，则是包含一些不完整表述的最崇高哲学（绝对精神）的某些观念的教义。他从一种纯理性哲学的更高的立足点看基督教，不是把它看成是真理的特殊启示，而只有将其视作对只有哲学才能达到的真理的一定程度的近似。

与黑格尔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孔德则是明确否定了神学，甚至也否定了形而上学，他认为社会未来的进步将由科学的世界观指导，而科学的世界观以经验实证的资料为依据。他的实证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国的哈里森即是其信徒，他一直孜孜不倦于从事为了理性反对权威的事业。而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则创立了另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试图表明不论是精神的、社会的还是物质的整个可知世界都是可以推断的。

（2）历史主义考证的挑战

可以说，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科学进步的总结果，已经产生一种有条理的宇宙观，基督教是根据不懂科学时代的见解和妄自尊大地以为宇宙是专为人而造的假设建立起来的。除此之外，基督教的种种观念还受到人类学、比较宗教学和历史主义考证学的攻击。特别是历史主义的考证批评更为致命。现代对《旧约》的考证是由巴黎的以为医学教授阿斯特律克（Astruc）开始的，他发现了区分《创世纪》编撰者所使用的不同文献的重要线索。他同时代的雷马鲁斯，更是早就提出耶稣无意创立一个新宗教的现代结论。此后对于《旧约》的考证更是有《旧约》五经的作者并不是是摩西，大洪水故事是犹太人从巴比伦神话中借鉴的等轰动一时的发现。

对于《新约》的考证始于鲍尔和施特劳斯，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一书完全否定了超自然的东西。同时，拉赫曼通过出版第一部学术性的版本，奠定了对《新约》希腊文本考证的基础。此后的工作得到了某些公认的成果。其中对基督教攻击最甚的是四福音书中最古老的记载《马可福音》最早是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约30年才写出的，所以所谓的基督教诞生的故事是纯正的历史这一说法是值得让人怀疑的。

（3）教会内部的理性主义挑战

理性主义进入教会的先声是天主教会内的“现代主义”运动，现代主义者们一心想根据现代科学和考证来重新解释教条。他们遭受到了教皇的压制、谴责和扑灭这一运动的种种措施。19世纪初在英国教会内部产生了一种新的理性主义运动，其代表人物柯尔律治创立了“开明神学”学派，提倡宗教思想的自由。到1850年在英国教会内甚至出现了宣扬放弃信仰、否定教条和天启的自由思考的潮流。19世纪末，在英国教会内部出现了所谓的广教派，他们对考证《圣经》很感兴趣，并倾向于持开明的观点。1862年两位广教派教士因其言论受到宗教法庭的起诉和审判，他们上诉至枢密院。英国大法官韦斯特伯里勋爵推翻了宗教法庭的判决。这是广教派的一次伟大的胜利，其后果是对那些神学教条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权回归到了大众手中，并且这也给予了教会内部的言论自由。

1869年英国文学领域爆发了对正统派持续12年的激烈的斗争，几乎所有英国伟大的诗人（华兹华斯、雪莱、斯温伯恩等）都无畏地反对基督教的上帝，嘲笑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偏见。此外，一些不可知论者、英国复活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以及提倡“现世主义”的思想家们，通过讲演、办报、出版期刊和书籍等等形式，批判宗教神学、指责教会压制进步的行径、提倡理性思考，使自由思想在19世纪末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进步国家的公共舆论的宽容精神有了显著的提高。过去人们常说，一个自由思想家肯定是不道德的，这种陈腔滥调现在再也听不到了。可以说现在已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人人都承认，天上地下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合法地讨论的。

回顾十七到十九世纪思想自由的胜利征程，伯里发现，在改变一般人观点方面，对旧观点的批判不及许多新观点和新兴趣的出现起的作用大。对终极问题的看法产生普遍改变的原因不是由于逻辑论证，而是由于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概念，这也是人类进步观念引起的。

五、主张思想自由的理由

伯里认为，自由的思想之所以是正确的，不是依据于抽象的理由，也不是根据于社会无关的物理原则，而完全是处于对社会功利的考虑。而照此推论出思想自由正当性的，是为J.S.穆勒。他在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一书中，穆勒认为人类要追求最广义的功利，这种功利建立在作为不断进步的生物的人类的永恒利益的基础上。而制止人们发表意见和讨论总是违背这些永恒利益的。

伯里说，“文明的进步，如果说部分是受人类不能控制的环境制约，但更多的是其力能支配的事物。其中最突出的是只是的进步和慎重地使他的习惯和制度适应各种新的情况。而要提高只是并改正错误，就需要不受限制的讨论自由”。

建立思想自由制度，在伯里看来是现代文明最有价值的成就，也是社会进步最基本的条件。哪怕这种自由可能会带来谬见，而谬见传播会导致坏事发生，但“倒拨自由时钟的坏事超过了所有暂时性的坏事”。

温习思想文明史，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铭记人类为重建这种自由制度所进行的斗争是多么漫长而坎坷，也让我们每个人怀思想自由的勇气和信条。因为，思想自由是人类进步的公理！